3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李克强说“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并“约法三章”，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且中央政府要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

　　豪华政府大楼、财政供养人员庞杂以及“三公”消费，是公众关注比较多的几个领域。近年来，“三公”经费一直饱受社会质疑和诟病，遏制“三公”消费，是满足民众期待、树立政府公信力的必然要求。

　　遏制“三公”消费，是一个需要顶层设计的系统工程，今年两会，不少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都表达了希望中央治理“三公消费”的期待。治理“三公”消费中出现的问题，正如李克强所说，中央要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十八大后，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令去年岁末各地的“吃喝风”有所收敛正映衬了这一点。

　　客观看待“三公”消费问题，需要明确“三公”消费本身是行政成本支出，正常的行政经费支出，本是确保政府机关履行服务民众职责的必要开支，与公款大吃大喝、公车私用决非一回事，而“三公”消费的浪费是超过合理限度的行政成本支出，严控“三公”消费，实际上就是严管乱花钱的行政权力，把“三公”消费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让浪费公款的人不再对牢笼视而不见。而“三公”消费之所以是改革的难题，在于管住“三公”消费的笼子还建得不够结实。

　　把遏制“三公”消费的笼子建好，意味着要完善遏制“三公”消费的机制、制度体系。这就要求，在来源上管好“三公”预算，在具体操作层面完善公款报销、事后审计、公众监督等制度。

　　一方面需要明确，制度的完善，其评判标准并非制度条款有多么复杂，而在于制度本身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比如“三公”经费来源这个问题，一些部门的预算报告中，项目支出金额缺乏具体明细，即使数字罗列不少，预算审批依旧是“外行看不懂，内行看不到”，无法阻止预算当中暗藏“三公”经费。完善预算制度，让民众看得懂、甚至行使否定预算的权利，才是衡量笼子还建得好不好的重要标志。除此之外，是否会有直接责任人被问责、是否能建立起长效监督机制等都是衡量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的准绳。

　　另一方面，在制度建设上，最基本的要素是法律，如果不能将遏制“三公”消费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往往陷于走过场的怪圈，严管“三公消费”管理，反对铺张浪费，仅有禁令等是不够的，必须要将“三公”经费的管理、使用提到法律高度，以完善的法律体系阻止公款浪费，做到从法律上对这种行为零容忍。

　　李克强总理在谈到改革问题时说，“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从顶层设计到制度建设，共识已凝聚，而要让“三公”消费只减不增，把“三公”消费的权力关进笼子，需要决心，也需要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