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下午2时许，广州天河区车陂街道城管执法中队的两名城管队员，对一占道经营的卖菠萝小贩进行劝导执法时，小贩突然挥刀袭击，27岁的城管队员苏家权被砍伤7处，其中5刀在头部和面部，可能致其毁容。据悉，砍人小贩为40多岁男子，截至记者发稿时止，仍未被抓获归案，广州市副市长谢晓丹已下令全力追捕凶手。

　　小贩伤人，城管被刺。这虽是简单的刑事案件，却脱离不了“城市管理症候群”的大背景。一方面，我们固然要摆脱标签化思维，不能在确凿的事实与真相面前妄断是非——譬如料定城管就是“灰太狼”、小贩就是“喜羊羊”;另一方面，也不能遮蔽两者激烈冲突的缘由——管理中的“到位”，以及被管理者的愤怒。

　　谁不讲道理，谁尊奉丛林逻辑，谁就容易在博弈中将对方置于“弱势”的地位。但问题是，如果有些道理本身就不那么像个“道理”，这事儿该如何评判呢?不管怎么说，动刀伤人肯定是不对的，法律自然会对之予以惩戒。据说被刺伤的城管队员苏家权，“每月的工资到手只有2000元，工作中所承受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而行凶的小贩也不过就是“一名兜售水果的40岁左右中年男子”，估计也是上有老下有小。那么，在“小贩刺伤城管”事件中，谁才是真正的强势一方呢?

　　似乎这是一个无解的悖论。一者，城管执法者很注意改善形象、纠偏失范的执法行为。譬如广州城管曾提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做最可爱的人”以及“柔性执法”等人性理念，甚至大力“挖掘城管先进事迹，拍电影树立正面形象”。2011年11月，广州市城管系统副局级干部选拔笔试考题中，有一道题就是“如何破解城管网络形象妖魔化”。二者，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纠葛，好像一直未曾止歇。就在城管被小贩砍了7刀的同一天，广州白云区的数名城管执法人员也在执法中被小贩殴打。2009年11月，时任广州城管委副主任孙金龙透露一个数据：广州每年被打的城管达200人，是被打商贩的100倍。打在身上，痛在心里。

　　努力了，还是挨打。莫非是小商小贩太猖狂?今年3月初，有媒体报道：“微博上一组惊心动魄的照片让网友们泪流不已，广州一群道貌岸然的城管猛掐女商贩的脖子将其扭送到警车，这样的暴力执法对于城管来说已经屡见不鲜，甚至一旁的女商贩的孩子手足无措地哭喊着看着妈妈被扭打。”再往前或往后，城管“全武行”的不堪，似乎一直隔三差五就会上演。

　　说千道万，很少有人能洞悉矛盾背后的动因：城管的“彪悍”，不过是奉行了城市管理的政策取向;而小贩的“冲动”，不过是基于生存需要及底层市场的考量。制度有了洁癖，执行者看起来就有了“心理问题”。驱赶小贩如果是正确的，底层群众自救的合法途径就堪忧;刺伤城管是正确的，法治社会的秩序与道德就要互博。一切不过就是因为管理制度不肯“松口”。

　　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就像欧美社会与高级商场一样自由存在的跳蚤市场，既是社会的参差多态，也是人生的繁复多元。遗憾的是，越是流动人口庞大的中国城市，城管与小贩之间的肉搏越是司空见惯，这说明我们在城市管理中确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城市逼着执法者驱逐小贩，又不给后者自由生存的空间，武力，自然成为双方为权益而斗争的最后手段。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正在如火如荼推进，我们究竟要传递怎样的城市价值、我们究竟要塑造怎样的城市生态，城管与小贩是两个很能“辨金试玉”的标签。再文明的驱赶，仍是粗暴的手段。在“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路上，小贩有小贩的梦想，城管有城管的人生，谁都不该因为狭仄的制度而“挂彩”。还是那句话，制度当为城管及小贩设置缓冲地带——既要容得下城市管理的温情，也要容得下劳动谋生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