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有新一轮积极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原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8%的增长潜力和8%的增长之间存在的差异，在于改革是否到位、产业转移和升级是否遵循比较优势和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在“三驾马车”中，投资和消费不会减慢，未来几年经济保持8%增长的潜力是完全存在的。

　　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仍将由投资驱动，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将是投资驱动力的两大组成部分。投资需更多依靠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能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

　　中国经济

　　能继续高速增长20年

　　中国证券报：你一直对未来20年中国经济持乐观看法，但从数据看，从2011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同比增速连续7个季度下滑，到2012年第三季度仅为7.4%，第四季度回升至7.9%，但今年第一季度又下滑0.2个百分点。如何看待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态势?

　　林毅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连续出现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速下滑，而且处于相对低的增长水平，这是很少出现的情形。但当前中国出现经济增速放缓是周期性的，不是结构性的，可通过投资来解决。在投资带动下，中国工资水平将随着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自然会增长。“三驾马车”中投资和消费不会减慢，未来几年保持8%增长的潜力是完全存在的。

　　但是，8%的增长潜力和8%的增长之间的差异，在于改革是否到位、产业转移和升级是否遵循比较优势和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许多人的误解在于断章取义，割掉了“潜力”二字。

　　消费是发展的目的，投资是发展的手段，要把二者的辩证关系理清楚，中国经济发展潜力非常大。因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产业差距相当大，所以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上还有不少后发优势。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速取决于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速度，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可借鉴或采用发达国家已成熟的技术，从而将劣势转变为优势。对比亚洲多个经济体，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77年的韩国和1975年的中国台湾地区。在随后20年中，这三个经济体保持了9.2%、7.6%和8.3%的增速。我认为，从以上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看，中国仍有保持年均增长8%的潜力，能继续高速增长20年。

　　消费不能作为

　　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

　　中国证券报：在很多人眼里，“投资”现在成了一个不太好的代名词，经常与粗放增长和环境污染相挂钩。培育消费新增长点被认为应该是调控新的着眼点。消费能否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林毅夫：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外认为中国投资太多、消费不足，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从而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对此，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应靠消费拉动而不应靠投资拉动。但研究问题要从问题本质来看。

　　经济增长本质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如果没有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经济就不能实现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必须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但不论技术创新还是产业升级，都必须以投资为载体。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中国产业仍有很大的升级空间，也有不少基础设施仍待改善。如果废弃了投资，如何提高生产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如何通过基础设施完善来降低阻碍经济增长的高交易费用?

　　没有投资，就不会有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劳动生产率水平自然就不会有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如果劳动生产率水平没有提高，但还要经济继续增长、消费继续增加，就只能靠借款。如果下一年还是如此，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但借债越积越多，到还本付息时，危机就来了。世界上所有的危机都是过度消费造成的。美国是这样，南欧国家也是这样，全球借债。

　　我不反对消费。消费非常重要，但消费必须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能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消费在当期是需求，但是，消费完了就没有，所以不可持续。投资在当期是需求，到了下一期，转为生产力，可创造收入支持新的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过分强调消费，就是没有分析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特性。发达国家现在以消费为主，他们70%以上是消费，我们50%以上是投资，就不对，能这样比吗?如果接受国外那些理论，让中国必须以消费为主，这是公然要求中国陷入危机。现在发生危机的国家多是过多消费造成的，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投资过多而造成危机的国家。更没有看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为按比较优势进行过多投资而发生危机的国家。

　　投资依靠技术创新

　　和基础设施建设驱动

　　中国证券报：投资本身“无罪”，我们要更加注重投资的质量。在你看来，如何现转变投资方式，提升投资质量?

　　林毅夫：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仍将由投资驱动，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将是投资驱动力的两大组成部分。

　　中国前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多投向高铁、港口和机场等，但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仍比较薄弱。另外，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如地铁、城市污水处理和环境保护等仍比较欠缺，投资空间很大。这些投资将产生很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软件方面，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一定有制度的扭曲。随着经济发展，必须不断改进和完善，这也是为什么李克强总理一直强调改革的原因。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改革确实可提高效率，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把这些因素都放进来，中国在未来20年还有维持8%增长的潜力。这个潜力能否变成现实，取决于能否继续改革。

　　中国证券报：据悉，管理层近期警告地方隐性债务问题突出，甚至不排除出现局部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在地方债务水平较高、社会融资规模很大的情况下，投资所需的巨额资金怎么筹集?货币政策怎样引导和支持投资的健康发展?

　　林毅夫：中国仍存在大量国有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当年理应划拨给社保基金。如果算上这一块，中国政府负债率甚至会低于GDP的40%，投资能力无忧。

　　我认为，目前的投资需更多依靠财政政策，因为财政政策比较能掌控资金流向，货币政策却很难掌控。

　　目前的金融管理存在一些问题，有改进空间。举个例子，如果有个项目总投资为1亿元，银行同意支持这个项目，就把1亿元都拨到项目账户里去，项目投资者开始付利息。但是，这个项目可能需4年完成，在第一年只需借2500万元，可现在就必须付4年的利息，实际上对2500万元付的是1亿元的利息。在这一批资金上面，实际付的利率是名义利率的4倍，这是多高的利息?在这种状况下，贷款躺在银行，很容易鼓励贷款人去做投机。这就造成贷款创造储蓄，1亿元用不完的部分就变成储蓄，储蓄增加了变成贷款，贷款又变成储蓄，储蓄又变成贷款，这才会造成我们现在的M2是GDP规模的将近2倍。

　　从实际数据看，从2007年到2011年，GDP增加20万亿元，储蓄增加40万亿元，贷款增加30万亿元，在这种状况下就要好好思考，为什么实体经济增加20万亿元，储蓄却能增加40万亿元?这就是贷款创造存款、存款创造贷款、贷款再不断创造存款的结果。在这样的模式下，金融机构当然感觉“不错”，赚了很多利息，但不要忘记，也埋下不少风险。

　　在这种状况下，首先，如果要有新一轮的积极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在货币政策方面坚持稳健基调是对的。不仅是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还应改善银行资金管理方式。对前面举的那个例子来说，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是，既然贷款是要分4年用的，对未来3年的贷款，银行目前顶多收承诺费即可，不应收利息，这样，银行第一年贷出去的只有2500万元，资金都用光了就不会变成存款。

　　像这样一些问题是能改进的，但是改进方式不是只从国外理论上看怎么办，而是看中国实际状况是怎么样。不能依靠国外某个时代的理论，就认为解决了问题。

　　避免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

　　中国证券报：城镇化无疑将释放巨大的投资需求。如何避免新型城镇化建设重走大干快上、房地产化的老路?

　　林毅夫：经济发展过程必然从资源型产业转到制造业，从制造业进入服务业。因此，劳动力会不断地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都是相对集中的规模经济，所以劳动力必然从农村转到城市。从这个角度看，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可以讲是经济发展的条件。由于制造业和服务业有很大的规模特性，如果城镇化不发展的话，那些规模特性就无法发挥出来。

　　如果人为拔高城镇化而产业不发展的话，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就会出现大量失业问题，造成社会不稳定。反过来，如果人为抑制城镇化的话，规模经济发展不起来，也会阻碍经济发展。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镇化是必然的，它是我们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国家必然需要的一个结果和一个条件。所以，未来城镇化发展需把政策设计好再来实施。我觉得，这次城镇化会议的推迟，就是为更好地设计政策，避免政策失误造成过度的人口城镇化、基础设施的城镇化、房地产的城镇化，却没有产业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