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昌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所长,原四川大学副校长。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科技金融、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研究,著有多部论著及论文。
★先驱语录
★无论是“深水区”还是“浅水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需要进一步改革。
★对于“垄断地位”意义上的垄断,不适合简单地以“好”或“坏”来评论,不能说所有“垄断地位”的形成都是坏的,尽管垄断地位可能导致诸多问题。
★国企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主要需要解决的就是宏观层面国有资本的配置问题和微观层面提高效率的问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黄莹莹 实习记者 柴逸扉 发自北京
应将“市场化”目标具体化
《国际先驱导报》:到目前为止,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了哪些成绩?
赵昌文:从上世纪90年代大规模推动改革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总体上来说,国有企业的效益和效率都有所提高,竞争力不断增强。我们在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企业内部结构治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另外,在进行大规模产权制度改革之前,我们进行了各种不触动产权制度的改革,例如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制等。如果没有这些改革,不可能有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今天的局面。在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方面,2003年国资委的成立,改变了过去多头管理的局面,尽管还有不少需要完善的方面,但“管人、管事、管资产”的理念和体制已经形成。
Q:当前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国企改革是否也进入了深水区?
A: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理论上,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否可以相容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也就是国有企业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真正的市场主体,但是在实践中仍出现了很多争议,比如“国进民退”的问题,国有企业的垄断问题、低效率问题、高收入问题等。这些问题的背后都隐含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问题。
无论是“深水区”还是“浅水区”,我认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需要进一步改革。国资委将下一步的改革目标定位为“市场化”。改革开放30多年来,包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的都是市场化。因此,“市场化”是一个正确的提法,但是太过抽象,应将其具体化。
国企改革面临五大任务
Q:深化国企改革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A:首先,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的管
理体制。前面说到国资委成立后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多头管理的问题,但金融国资、文化国资仍然是由不同部门在管理。下一步是形成统一的国资管理体系,还是沿用现有的分类管理模式,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国有资本的统一管理有利于国有资本的统筹协调、优化配置及其效率提高。此外还有两个问题:一是需要进一步明确国有资本出资人和监管者实际上是不同的职能,前者体现的是对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而后者是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二是“国有资产国家统一所有,由各级政府代表行使出资人权利”,是否所有的地方层面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完全要与中央层面的一致?
第二,对国有资本的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即明确哪些行业、哪些产业应占主导地位。十五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把国有资本集中到“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等,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这就要求国有经济要“有进有退”。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国有企业只看短期财务收益的“机会主义”投资行为仍然较多,而并不完全是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实现“有进有退”。另外,除了保持国有经济发展外,也可以拿出相当一部分国有资产的的增量收益,或退出的国有资本,补充到社会公共事业领域。因为社会公共事业一直是我们发展的短板,而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社会事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第三,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产权
制度改革。目前统计范围的国有企业中国有股权比重仍高达70%左右。要在战略上明确国有资本应该在企业内部占多大的比例,如果比例过高将造成一股独大的局面,不利于企业的治理,也会由此影响企业的效率、效益及竞争力。下一步需要进一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除了极少数真正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那些行业,我们可以保留国有独资或国有全资之外,大多数可以通过多元化、混合所有制,适度降低国有股份的平均比例,这样既可以加强国有资本的杠杆效应,吸收更多的社会资本,同时又能改善治理结构,进而提高国有资本配置的效率。
第四,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内部
治理结构。包括选人用人机制、薪酬体系、考核评价机制等。在国企高管的选聘方面,我们现在更多采用的是党管干部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兼有组织部门的考察和市场机制的考评,这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不同于通过猎头公司在市场上寻找职业经理人,我国国有企业的高管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企业的经营者,又是某一层次的领导干部。这是一把双刃剑,好处和坏处都有。好处是他们作为领导干部有更强的责任心,更高的职业标准。但是不好的地方是这两种制度如何很好地结合起来,确实需要不断地完善。干部选聘中也有“旋转门”的问题,就是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之间的角色互换,把做企业的经验带到政府部门,把政府管理的经验带到企业,这也是有利有弊。
第五,国有资本经营收益问题。国有企业除了交税,还要分红给它的股东——政府。现在90%的国企都已经纳入这个范围,平均分红率在12%左右,当然这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国有企业20%~50%的分红率还要低很多。过去国有企业的很多投资之所以出现比较大风险,与内部留存的利润较多有关。下一步首先要将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范围扩大,比如文化企业、金融企业等;其次要提高分红比例;第三要实现全面共享,通过公共财政,把国有企业收益更多运用于公共事业。
垄断地位“好坏”不可一概而论
Q: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国有企业的垄断问题?
A: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各界对有关国有企业的垄断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垄断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要注意区分“垄断行为”与“垄断地位”。
“垄断行为”更多地是法学意义上的垄断,是反垄断法重点关注的对象,它会损害消费者权益、降低经济效率,是与公共利益相悖的。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外国公司,如果存在以上垄断行为,应坚决诉诸反垄断法。
“垄断地位”更多的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垄断,主要是指市场支配地位。按“垄断地位”形成的原因,垄断大致可以分为自然垄断、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三种不同的类型。其中自然垄断是规模经济派生的垄断,由于巨额初始投资等原因,某些行业存在规模经济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由一个企业向整个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可能是成本最低的方案,而多个企业竞争反而会增加成本。经济垄断也叫市场垄断,是市场竞争形成的垄断。行政垄断是由行政权力确立的垄断,由于经济体制、产品或服务的公共产品属性、行业的战略性地位等原因,政府可能会以行政权力赋予企业的“垄断地位”。对于“垄断地位”意义上的垄断,不适合简单地以“好”或“坏”来评论,不能说所有“垄断地位”的形成都是坏的,尽管垄断地位可能导致诸多问题。
全球化背景下,我们需要对垄断问题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全面地评价。传统垄断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垄断导致经济效率减低。但是这一结论的前提是封闭经济体系,与当前的全球化背景有很大区别,这也是传统理论难以解释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一次次并购浪潮的原因。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本土企业不仅面临国内的竞争,还面临着国外的竞争。企业要在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中赢得竞争优势,规模是一个基本前提。换言之,具有一定垄断实力是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前提之一。
竞争性国企“进退”应由市场决定
Q:很多人认为国有企业不应以盈利为目的,应该站在更高的战略角度,发展和国计民生相关的行业。对此您怎么看?
A:国有企业盈利的问题,涉及到国有经济的定位问题。根据我们之前的分析,国有企业有以下几个方向:一是国家安全,二是自然垄断,三是重要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四是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和一些战略性产业领域。在国家安全领域,一定是要保持国有经济的绝对主导地位。至于自然垄断、重要公共产品、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等,我认为可以在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之间找一个适当的平衡点,总的方向应该是逐步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
将来的国有企业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兼有政策目标的功能性国有企业,二是竞争性国有企业。功能性国有企业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它主要是看政策目标和社会功能是否实现,但也不是完全不考核经济指标。完全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唯一目标就是财务收益,社会责任与公司的股权结构不应该有直接的关系。竞争性国有企业与政府管理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契约关系,如政府可以购买国有企业服务。至于政府作为出资人,自然要通过资本经营收益得到体现,而不能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有特殊的制度与政策安排。
当前,由于大多数国有企业分布于竞争行业,有人认为要完全退出,也有人认为完全退出以后国有经济将几乎消失。我个人认为,在竞争性国有企业方面,主要在于要健全和完善商业环境,包括市场环境、法制环境、竞争秩序、社会诚信体系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所有权结构要淡化,强化公平竞争。国有企业既不应该享有特殊权利,也不应该遭受歧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了,那是我们希望所看到的结果。如果做垮了,那也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不是人为要求退出的结果。
国企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Q:您认为国企改革是否需要一个顶层设计?目前是否有这方面的思路?
A:国企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主要需要解决的就是宏观层面国有资本的配置问题和微观层面提高效率的问题。二者结合起来,核心问题是要建立和完善国家所有权政策体系。国家所有权政策是指中央和地方分别代表国家来管理重要产业领域国有企业的公共政策体系,既涉及到中央部门的关系,也涉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今年国有企业的改革,我认为除了全面考虑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系统方案之外,应将重点放在与收入分配相关的方面,包括干部选聘、薪酬机制、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等。其他任务,包括产权制度改革、资本管理体制、战略布局调整等,需要逐步推进。
赵昌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所长,原四川大学副校长。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科技金融、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研究,著有多部论著及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