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一己之私者，可以富一家;谋一国之公者，可以利一族。郑观应的商业思想固然有其局限性，但百年之后回望，成败已惘然。而他所走过的弯路，探明的雷区，却是难以估算的公共财富

　　“积金玉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诗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读;不如积德以遗子孙”。

　　这是郑观应父亲留下的家训。郑观应不但一丝不苟遵从了父训，还以自己的方式将之发扬光大。

　　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有许多标准，财富是最直接明了的一种，但也最容易遮蔽其他价值。

　　郑观应平生，不以赚钱为大事。除年轻时独资开设揽载行，他并未独立创办任何工厂企业，而是将资金源源不断地附股于外资公司和官督商办企业。辛亥后，这些企业遭受不同程度的剥夺，郑观应没有财力报效官员，股本大多化为乌有，只因盛宣怀相助，才保存下招商局等部分权益。

　　论身家财富，郑观应与同乡徐润、唐廷枢相差远矣。1914年，郑观应哮喘病发，日重一日，自顾老之将至，遂立遗嘱，将所存房产、股票和盘托出，交付其弟保管。据其遗嘱所述，每年收入，除招商局董事薪酬外，仅有房租和股票利息两项，约为4088两。而他自己一年的开销，便高达1200两，加上3800两养家费，年开支5000两，刚好没有超过收入。

　　郑观应17岁投身商海，经商60余年，晚来如许境况，实在不能算富有。以此看来，他似乎算不上合格的商人。然而，其思想创造的价值之广，社会影响之深，又岂是区区几个银钱所能言尽?

　　商人的表象下，郑观应是一位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文人。“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与刀”。刀笔吏不足以青史留名，思想却可以穿透时空。一部《盛世危言》，道不尽乱世之中的救亡之道。管窥其间，却可见郑氏眼光、思想和抱负，超越时空的穿透力和进步性。

　　1936年，郑观应去世15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说：“《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

　　实际上，郑观应思想的第一要义，就是振兴教育。他说：“国家之盛衰，在于人才;人才之盛衰，在乎学校。”这来自于其经营企业的深刻认识。新式企业创办初期，华人不懂技术，不得以聘用外人，以致“金钱外溢，权亦外操”。然而，“非我族类，焉肯用心?”

　　江南制造局“全仗洋匠指授”，但“所制之枪炮式老而价昂”;汉阳铁厂“洋匠非奸即跋扈，多方刁难”，“总办无权经营”;轮船招商局创办30余年，“所有船主、大幅、二副，皆用外国人”，薪水比华人多，且时常索加薪金，“战事尤为不便”。以此可知，“借才异域，实非久计”。

　　在郑观应看来，培养本国人才，既要舍得投入，又要耐住寂寞。他的办法是，先在官督商办企业建立学徒制，令年轻人向洋匠学习，之后选拔优秀者出国深造，学成归国，取洋匠而代之。

　　人才策略是郑观应“商战”思想的外延，最能体现他这一思想的举措，是专利保护主义。

　　郑观应可能是第一个提出“专利经营权”，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中国人。担任太古买办的时候，郑观应发现英国棉纱大量流入中国，导致银钱外流，女红失业。制衣业被通常认为“工业化的出发点”，纺织业则是工业化的基础。在洋纱、洋布的冲击下，清国经济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后来李鸿章邀请郑观应总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争取“专利经营权”。

　　李鸿章听取郑观应建议，奏请朝廷，为机器织布局谋得10年特许专营权。从1882年至1892年，清朝政府仅允许设立机器织布局一家纺织企业，华洋商人一律“不准另行设立一局”。清政府给予机器织布局极大的税务优惠。其产品在上海零关税，运销内地只需支付5%的关税;而外国商品在沪销售，须缴纳5%进口税，转销内地，须缴纳7.5%内地子口税。

　　郑观应的本意，是通过专营权设置贸易壁垒，为清国纺织业创造10年安全期。这期间大力培养本国人才，学习西方先进制造工艺和生产理念，嫁接到本国企业，研发适合本国消费者的“创新型产品”，再向政府申请“专利保护”，以抗衡采用机械(行情 专区)化大生产的洋布、洋纱。

　　然而，事与愿违。“专利经营权”非但没有令机器织布局获得先发优势，还在客观上制约了本国棉纱业的发展。机器织布局10年特许经营期内，有7年处在筹备阶段，1888年投产不久，即因失火而歇业。这期间，因专利经营权的压制，并无一家棉纺企业成立，本土纺织业停滞不前，以致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国商品长驱直入，轻而易举地扫荡内地棉纺市场。

　　后世有人因此归咎郑观应目光短浅、思想局限。然则，“此一时，彼一时”。家国存亡之际，本无公平竞争可言。彼时当务之急，乃是保护民族工商业之幼苗。若开放市场，羸弱的民族工业，何以抵御西方生产方式的进攻?倘若不设“专利经营权”，结果又能有何改观?

　　谋一己之私者，可以富一家;谋一国之公者，可以利一族。郑观应的商业思想固然有其局限性，但百年之后回望，成败已惘然。而他所走过的弯路，探明的雷区，却是难以估算的公共财富。

　　操劳一生的郑观应，晚年仍心系天下，终究没能过上理想“晦迹潜修”的退隐生活。

　　1921年6月14日，81岁的郑观应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馆舍内。“再回头已是万年身”。苍凉身影之后，郑观应参与经营的企业大多七零八落，只留下一部醒世之作，与不尽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