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经济有别于其它国家，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但是健康繁荣的经济应该建立在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而非依靠货币政策，这是不容置疑的。

　　7月20日，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撰文指出，现在的信号非常明确：中国遇到了大麻烦!因为根据7月17日的经济数据，中国用于消费的比例(35%)只有美国(70%)的一半，而将近一半儿(48%)的GDP都用于投资。

　　是什么让消费持续这么低，同时又保持这么高的投资比例，而不遇到收益骤减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呢?克鲁格曼引用了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的见解。

　　刘易斯认为，处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国家，通常存在一个规模较小的现代化领域，以及一个规模较大的传统领域，而后者包括大量“剩余劳动力”——未能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他们最多只能为经济总产出做出微不足道的贡献。

　　这种“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会产生两个影响。

　　第一，在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国家能够在新厂房、建设等项目上投入大量资金，而不出现收益递减的情况，因为它们能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引进新劳动力;

　　第二，这支剩余劳动后备军竞争激烈，导致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即便中国越来越富。

　　实际上，中国消费持续低迷似乎主要是因为，好些中国家庭并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增长为他们带来太多的收益(其中一部分收益流向了各路精英的口袋，但大部分收益还是控制在企业手中)。

　　在西方经济学家的眼中，这是极不寻常的。但事实上，中国的这种模式已经运行了三十年了，推动了经济高速发展。而如今，中国似乎已经达到了所谓“刘易斯拐点”，比如沿海、珠三角地区出现“民工荒”，说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出现短缺，导致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到最终枯竭。这也是当前许多企业面临人工上涨，带来成本增加、利润减少的困境。

　　近来，不少西方经济学家“担心中国”，多次预言中国经济即将硬着陆，有鉴于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他们的预言往往极其不准，于是大家把这些声音都比做“乌鸦嘴”而嗤之以鼻。

　　其实，这就好比医生告诫大家“不要吸烟”一样。抽烟有碍健康，患肺癌的几率很高，但并非吸烟者都会得肺癌。而且每个烟民的基因不同，即便真得肺癌了，也不见得马上就去见上帝。这就是为何“乌鸦嘴”讨人嫌并预测不准的原因。

　　而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恰恰是新凯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对现在的这种经济模式最清楚了，深知用宽松信贷其实就是玩庞氏骗局，早晚会有被清算的一天。

　　很显然，中国的决策者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宏观上，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不再货币宽松，即结束通过提供大量低息贷款刺激经济两位数增长，将经济调整到由出口导向的高增长型，转为由内需支撑的更可承受、以及更平衡的战略转变;力求大幅提升内需消费来取代投资的地位，以平衡目前正遭遇的投资收益骤减的状况。

　　尽管中国经济有别于其它国家，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但是健康繁荣的经济应该建立在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而非依靠货币政策，这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