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先生在天则研究所的这次发言，最初是被片断化地截取。然而，拿到下面的发言全文稿后——相信你也会和我一样，对王石的感觉会变得很不一样。他很理性、很讲策略，充满正义感和人情味。你了解了他说话的背景，他的一些行为的前因后果，以及对一些人和事情的真实想法。

　　王石反思是，我们不能为避免引火烧身而选择沉默，不能觉得没有损害到我，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现在来看，躲是躲不过去的，躲避没有出路。所以，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我认为，该说的时候一定要说。

　　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环境当中，是在吴英案大家呼吁免除她死刑时，我在网上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示态度，对吴英的刀下留情，跟舆论是有关系的，我很欣慰，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力量。

　　我知道，我个人虽然是一个企业家，是一个有名的企业家，但是当我个人的言行和主流相违背的时候，再有名也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正因为你有名，要杀鸡给猴看时，第一个杀的就是你。反过来，更多的人加入形成一个洪流，这个洪流当中有你一份子，你就是起作用的。

　　以下是王石在天则研究所全录

　　一、拒绝致辞，是因为对曾案了解粗浅

　　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接受天则研究所的邀请，我是第一次来天则参会。茅于轼老先生是我非常尊敬、非常佩服的人，天则研究所是茅老先生亲自创立的，天则的表现也令我尊敬。我知道它本身的发展过程很波折。今天开会的波折，我一点不感到意外，突然会议地点被限制，最后改到这里。因为天则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民间智库，如果它一切都被认可，一切都顺风顺水，可能就不对了。

　　我来参加这个会议带有偶然性，是一个普通关系的朋友，带有试探性的问，说天则开这个会想让你参加，你能不能来?我立即答应了，他很意外。我没有任何犹豫，我说我就想参加这样的会。他接着说这个会希望你在开端有一个致词发言，我立刻拒绝了。

　　我先谈谈我为什么拒绝致辞。是不是我担心致词会比较敏感?当然不是。我既然很痛快的答应来参会了，肯定不会忌讳发言。那为什么拒绝致词呢?第一，这样的会议我第一次参加。第二，我对曾成杰案件的具体情况不了解，我的了解是通过网上的文章。我第一没有参加这个会议的经验，第二我不太知道这个案子的详细情况是怎么回事，仅仅凭网上的资料和粗浅的了解就致词，我说不了什么，所以我拒绝了致词。

　　到这之后，刚才听了几位的发言，尤其是王律师(指曾成杰二审死刑复核辩护律师王少光)慷慨激昂的案情介绍。我觉得他不像律师，最起码他介绍的方法和逻辑不像律师。根据他的介绍，我没有了解到这个案件网络报道之外的东西。

　　之后，天则所介绍了他们到湖南实地调查做出的分析报告，这样的案件分析，我非常感谢。因为只有听了这样的东西，你才知道这个里面的逻辑是怎么回事，立刻就进入了状况。而王律师的介绍，就是在介绍一个英雄，完全是罗宾逊式的英雄——曾成杰集资是给大家做好事的，然后受到迫害。他这个介绍，我很难呼应。

　　二、为什么来参会?自省到 “企业家不能为避免引火烧身而选择沉默”

　　另外，我简单说明一下为什么一接到这个邀请我立刻就答应来参会?这与我个人的一些想法是有关系的。今年年初的亚布力论坛上，我作为论坛轮值主席做了一个主题发言：《企业家的自我更新》。在今年年初，整个经济界和理论界都抱了很大期望，都期望上面怎么怎么样。但我的发言是企业家要自我更新，是对自我期许。半年过去了，有什么变化?我在自我更新前面再加上“自省”，就是自省与自我更新。

　　我先借这个案子的机会简单谈谈我反思自省的逻辑过程。这个和薄熙来有关。薄熙来在大连当市长、市委书记期间，因为万科集团在大连有投资，礼节性的安排，我和他见了两次。因为他是一个明星官员，作为万科，在大连有经营，一个市长、市委书记乐意接见，对我们无疑有正面作用。但是见了两次之后，我就不愿意见他了。人与人之间的交谈方式，基本有两种，一种他就是叙述者，二是交流者，交流者是他叙述之后愿意听你反应。薄熙来是属于第一种，会见一个小时，60分钟过去了，他还在讲，要秘书提醒他时间到了。显然，我不大喜欢这种交流，感觉很乏味，因为政府官员的逻辑，在他讲之前你基本上都知道了，他讲什么东西，一次、两次后你也知道了，这样就没有意思了。所以就不大想见他。

　　长话短说，之后我一直没有见过他。到前年(2011年)，因为某种原因，王立军想见我。见之前电话，王立军说我已经报告薄书记了，薄书记想安排与你见面，还要开新闻发布会。一听这话我就说不去了。我一说不去，公关部为难了，说对方已经安排了，你不去，我们的重庆公司接下来怎么和当地政府打交道?我说好，我去，但是有一条，不能开新闻发布会。当时我预测不到他后来会发生这个事。

　　我不想见他的逻辑很简单，因为我不知道见面说什么。我对他“唱红打黑”很反感，我不能一见面说我反感你，又不能说肯定他的话。既然肯定的话不能说、反感的话也不能说，所以，我就不想见。公司公关部说这个不能取消了，只好还是见面。当时高晓松是重庆公安局的副局长，他第一个接待我，说对不起，薄书记今天临时参加中央会议坐飞机去北京了，今天晚上不能接待你了。我如释重负。然后到了公安局，王立军对我说，今天晚上薄书记不能接待你了，正在和中央开紧急电话会议，我听出他和高晓松没有对上，就知道薄熙来恼火了，不想见我了。

　　后来他出事了。薄出这个事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是薄谷开来杀洋人，这边要掩饰，那边又有王立军的事希望他保护，种种原因出了这个事。我反思，如果他不出这个事，他到了中央呢?我躲得过他吗?躲不过他。你发现躲是躲不过去的。我反思重庆事件。另外，今天第一次见到李庄律师，我非常佩服他。李庄律师是办案迎上去的，不是主动的。我知道法律界的贺卫方先生是主动站出来的，对重庆的做法感到耻辱。重庆打黑打的是重庆的企业家，但企业家什么都没有说，都没有吭气。

　　所以我反思，如果再从头来，我应该见他，不应该躲。当然，我不会见面就说你错了，但是至少在人家讲完了之后，我可以把我的感觉告诉他。我想这个不至于给我造成杀身之祸，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选择了躲避和沉默。

　　所以，我的反思是，我们不能为避免引火烧身而选择沉默，不能觉得没有损害到我，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现在来看，躲是躲不过去的，躲避没有出路。所以，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我认为，该说的时候一定要说。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环境当中，是在吴英案大家呼吁免除她死刑时，我在网上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示态度，对吴英的刀下留情，跟舆论是有关系的，我很欣慰，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力量。我知道，我个人虽然是一个企业家，是一个有名的企业家，但是当我个人的言行和主流相违背的时候，再有名也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正因为你有名，要杀鸡给猴看时，第一个杀的就是你。反过来，更多的人加入形成一个洪流，这个洪流当中有你一份子，你就是起作用的。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会议邀请我，我立刻就答应要来。而且我既然来，就做好了有人给我打招呼、有人给我打电话的准备。可能我会尊重他的意见，我不能来，但是我会把我不能来的理由在微博上发出去。我想不会发生他不让我来，我硬来，我下车时，他把我往车上拖的情况。我想说明一个什么东西呢?想说明办案的人只不过是秉公行事而已。我相信我们这个会能开得成，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里面也有他们派来的人在听，但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他在这听，他会回去告诉他们，说他们不是要颠覆我们。所以，这有一个策略的问题，有一个智慧的问题，不一定我硬去对抗，才能证明你。所以，在这里我是表现敬意。

　　三、工商业界如何自救?首先要保有生存的权利

　　我要谈的第二点，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企业家、工商业界如何自救的问题。自救首先就要自省。宗教上是救赎，首先是自我救赎，如果你有能力管理企业，对社会还有影响，你自赎都没有做到，怎么能他赎呢。所以要自救，如何自救?第一，你是一个人。第二，做一个公民。第三，从职业身份来说，你是一个工商业者。第四，你是一个知名的工商业者。所以，从这样一个逻辑简单来讲。第一，作为人得保有生存的权利。 第二，作为公民，现在“宪政”这个词都是忌讳，我们就谈宪法，中国是有宪法的，宪法是保证公民基本的人身自由的，你要履行义务，也是有权利的。最起码的权利之一，你就是恶法也得遵守。我呼吁取消死刑，在死刑没有取消之前，呼吁减少;在减少之前，即使是死刑犯他也有权利，那就是执行死刑之前，他可以有要求和亲人见面的权利。这个权利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和什么主义都没有关系，按照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刑法，即便是死刑犯也不能这样秘密地处决。这么一个知名的案子，这么知名的一名企业家，都可以秘密执行，平头百姓呢?普通公民呢?所以，这一条是作为公民来讲。

　　第三，作为一个工商业主，讲好听点是企业家，一般难听的来讲，你就是赚黑心钱的商人，我们如何做?我谈谈我的心路历程，全国这些出了问题的企业家，我认识的、不认识的，有可能的，我都会去监狱看他。但探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容易是在于我有点名气，要去看的话很少被拒绝，但是要通过一些关系去安排。有意思的是，这个人曾经给我安排过去探监一个企业家，过了五年后，我又去监狱探望这个给我安排去探监的企业家。比如说兰世立。去年是另外一个企业家陪着我去看的。

　　为什么我要去探监呢?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兔死狐悲，我们是同类人。当然里面有一些犯罪的事实，也有被冤屈的。什么叫兔死狐悲呢?贪官越来越多，也有被判刑，但是很少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但像重庆打黑一样，你们这些企业家，你配合一点，给你五年、十年，不配合的，就死刑立即执行。这就是兔死狐悲。如果我们不去看望他们，谁会关心他们?因为官员这个阶层是有人文关怀的，虽然死刑没有免除，但是他们到一定级别是“刑不上大夫”的。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第二，表示我对你的支持，我不是支持你的犯罪行为，但即使你犯了错误，被判了刑，你还是一个人，你只是一个犯错、犯罪的企业家。只要不是死刑，到期了你还能出来，你出来后还可以重振旗鼓，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四、未来要成立企业家救助基金

　　所以，这个牵涉到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企业家、工商界如何自救?我们看曾成杰这个案子上，回到当初我们能做什么?我觉得是可以做点什么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案子争论过程中就介入，与天则合作。就是两个多亿，我们找一些企业家集资把这个两个多亿先帮助还了，可能结果不会是这样。我们能不能和民间智库联手起来，和司法界联手起来，我们就这样联合起来展开救援，结果就会不一样。

　　换一个思路。现在我在这要表态的就是，我们下面要做这个事情，我们要合法集资。集资干什么呢?就是建立这样的基金，企业家救助基金。再发生类似这样经济纠纷的，牵涉刑法的时候，还不了款的时候，启动这个基金，当然首先和司法结合起来，和律师结合起来，和民间智库结合起来，有理有力的启动自救。如果工商界自保都不行，其他就更不用说了。

　　时间问题我就不再展开说了，我今天来就表示这样一个态度。谢谢。

　　再补充一句话，维迎在今年年初亚布力论坛上的发言，他说我们面临改革，第一个是出于理想，第二是出于利益。在这里我想说，企业家这样的自省、自我更新也是出于理想和利益。我的调子没有那么高，我是出于利益。我们要改革，首先要改革好我们自己。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