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上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如何理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在何处？在朝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过程中，我们应如何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人文社科学院代行院长、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就此接受了采访，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

　　外部力量已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

　　记者：您认为应如何理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郑永年：要理解“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个维度来看。外部方面，1840年以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到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中国人民一直没有放弃追求现代化的努力。

　　近代以来，中国有几次现代化进程中断的原因都主要来自外部，尤其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等过程中，中国社会曾历经帝国主义强加的各种封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尽管现在一些西方国家还是试图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对我们施加压力，但中国已经不会再被遏制被围堵了，这是提出“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一判断的重要原因。很多年以前我就曾提出，西方不可能围堵中国，因为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了，围堵策略或许可以拖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无法中断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面对一些西方国家对华的试图“脱钩”政策，中国可能会受到一点负面影响，但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外部力量不能阻挡我们的发展。

　　内部原因是更为重要的方面。为什么中国在鸦片战争时被英国打败、甲午战争时被日本打败，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内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主体，从晚清到民国军阀割据的时代，再到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都缺乏统一的领导实体。而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主要归因于以下三方面因素：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二是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现在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三是中国拥有可持续的社会稳定，以及可持续的政治制度的支撑和领导。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主体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执政者越强大，国家就强大。所以，古语“内忧外患”是有相应政治逻辑的，“外患”只有通过“内忧”才能发挥作用，“内忧”解决了，“外患”就很难打败我们。

　　记者：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应对挑战中壮大。“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对于新时代的发展而言，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从外部来说，就是我们既不欺负别人，现在也不会让其他国家欺负。同时，这个判断也是在向全世界宣示，尽管我们有力量，不希望别人对我们的发展道路指手画脚，但也还是会虚心接受有建设性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继续深化改革。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大国，也应对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从内部来看，就是要继续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部署的同时，明确了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主题仍然应是改革开放，越是面临西方国家带给我们的各种挑战和压力，我们越要扩大开放。

　　要推进全方位的、均衡的现代化

　　记者：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您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郑永年：一方面，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概念是中国传统智慧的反映，其中包含了中华文化精神。中国传统的儒家、道教都讲求均衡、平衡的思想，这运用在我们今天的发展理念上，就是要强调“综合国力”。

　　另一方面，我们之所以要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也源于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近代以来，中国的爱国者们曾先后探索过“以商救国”，以及“强军救国”，但都没能真正成功。有很多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后发展国家，虽然某些方面看起来很现代化，但并非全方位的现代化，所以拖了社会发展的后腿。

　　这给我们的教训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应该是均衡的，而不是单一向度的。如果经济实现现代化了，而没有国防现代化是走不通的；如果仅仅实现了强军，而没有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也不行。从改革开放前的“四个现代化”，到十八大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处于新发展阶段的中国不仅注重物质上的现代化，还强调精神上的现代化。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中，一些地方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破坏了环境，使得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带来了负面效应，所以现在我们提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正是为了实现均衡发展。我们只有推进全方位的、均衡的现代化，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努力实现了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而现在，中国通过大规模精准扶贫消除了绝对贫困，开启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其核心就是要均衡发展。穷人必须要有机会致富，富人则不应该垄断挖掘财富的机会。这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不为特殊利益群体服务，为大众服务。

　　记者：“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如何体现中国特色的？

　　郑永年：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理解的现代化主要就是从西方引进的技术、制度、思想。二战后很多国家也都走上了西方式的现代化，那时的西方道路成为了许多国家参照的模版。

　　但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中国需要自己的现代化，即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通过学习借鉴好的经验，结合国情，走自己的路，来发展我们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兼具中国性和西方性、传统性和现代性的，要以我为主，但并非完全排斥西方性，也不是片面的“反西方”。我们要走的是基于中国传统历史的现代化，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现代化。我们的文化与文明也是与时俱进的，如果被中断，就变成完全的西方式了，这是不牢靠的。二战以后，亚洲和拉美地区有很多国家都在学习西方制度，但是没有学好，也没有走好，因为没能很好地兼顾西方经验与本土的传统性。

　　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世界上许多既想发展又想实现真正独立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发展模式和样本。

　　中国方案具有全球性意义

　　记者：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过程中，我们应如何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郑永年：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需要我们在未来进行不断地探索。要注意的是，一方面，走回头路肯定不行的；另一方面，我们的现代化不是变成另一个美国或者欧洲，不能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要根据本国文化和本国国情，在实事求是的探索中追求现代化，既要发展又要坚持独立，这才是中国模式对其他国家的借鉴意义。

　　从经济领域来看，坚持发展和独立，一是要扩大开放，并坚持以我为主。新型举国体制下的科技创新，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而是开放状态下的创新。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不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要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作用。三是要实现包容性的发展，促进分享经济的发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从政治领域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通过长远规划来实现远大使命。我们走的是政府与社会各方协商合作的治理道路，通过社会组织、人大、政协等积极参与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开放就是以中国方式追求现代化的价值。

　　外交领域也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就施行“不干预”政策，现在中国强大起来了，仍然坚持“不干预”政策，并且把资源集中投入到了经济建设之中。

　　记者：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您如何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挑战？

　　郑永年：从国内来看，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然至关重要。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大，但是人均GDP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差距。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应对收入分配、老龄化、环境问题等带来的挑战。

　　外部方面，中美关系、中国与欧盟关系在近年都遇到一定挑战，国际关系环境日趋复杂。从一些发达国家社会出现的衰退教训来看，经济层面，我们还要探讨如何不断优化经济政策和调控工具，来避免经济周期带来的负面效应；社会层面，在人口形势发生变化的当下，也应不断优化生育政策，与时俱进。

　　所以，我们要提出以中国的方式来应对世界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问题。例如，美国正是因为没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所以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催生出了民粹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中国方案是有全球性意义的，它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如果中国的道路能解决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展望更远的未来，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历史是开放的历史，中国文明必将生生不息、与时俱进。
 

（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