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龄化问题引发延迟退休被广泛讨论的同时，少子化、低生育率问题也开始让决策层担忧。

　　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称《建议》）提出，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民政部部长李纪恒随即就《建议》撰文表示，受多方影响，目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要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增加劳动力供给。

　　地方政府同样注意到低生育率问题的严重性，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省发改委近日联合发布了题为《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称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背景下，如何推动生育水平适度提升，保持一定的出生人口规模，存在巨大挑战。

　　对这一问题担忧的背景是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已经连续数年下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比2018年下降0.46个千分点。从历史数据看，10.48‰的人口出生率也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低值。且这一严重跌破1.5%生育率警戒线的数值，还出现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数年之后。

　　为何生育政策放宽之后，我国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有人说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升后，年轻人自我意识觉醒，低生育率是必然趋势，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能解释全部。毕竟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更高的欧美，也没有出现如此低的生育率，而且扣除生育率不算低的农村及小城市，我国大城市居民生育率水平更是低得惊人。

　　应该说，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日益提升的今天，除了一些短时间难以改变的历史性规律，面对目前出现的低生育率问题，针对国情施以解决方案，尚有回旋余地。

　　根据全国生育意愿调查，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原因包括经济负担重、没人带孩子、养育孩子太费心、夫妻身体原因等。很明显前两个原因最重要，特别是对于大城市的年轻人而言，住房需求难以满足、夫妻双职工无暇专门照料子女等现象可以说普遍存在。

　　因此，欲扭转低生育率，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必不可少。比如通过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让身在大城市的已婚年轻人能够多渠道满足住房需求；增加幼托机构、通过政策支持引入民间资本进入相关领域，弥补当前幼托机构供应缺口问题；将养育0~3岁幼儿纳入个税抵扣之列，目前只允许3~18岁的子女教育抵扣个税，既不合理也不利于减轻年轻夫妻负担。

　　与此同时，间接性的政策也至关重要。如目前大城市有不少小孩是隔代的外地或农村老人前来照料，这一群体目前在大城市不算少数，但城市并没有很好地接纳他们，特别是医疗的跨省支付极为不便，亟待改观。此外，生育小孩对女性的心理和事业影响不小，需要从政策层面缓解这一问题，比如企业在招聘或用工时不得歧视怀孕女性，不能设置相关障碍；还应该给生育女性多一些关爱，且要在财政补助上得以体现。

　　低生育率让老龄化问题更加尖锐，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在短时间内快速下降，既有客观的历史规律，也有育儿配套制度不完善的国情。当前，亟待通过解决年轻人不愿生、不好养的现实情况，让生育率回到正常水平。
 

（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