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谷林先生，总是一丝不苟地在自己的书和别人的书上批注订正，甚至长期义务为《读书》纠错扫叶，但从来都宽厚待人，不出讥言恶语。这种既严谨细致又温雅蕴藉的修为，后者如我，惟有惭愧追慕。

　　安迪写《瞿安季刚大闹酒席》，当中记吴梅引陶诗：“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我多口说想起一趣典：周作人文章也引过陶渊明《饮酒》这两句，编辑以为他写错，改成“君当恕罪人”印出，周说这谬误错得真对啊，人家都认了，也只能恕了。随后翻出周氏原文，才知自己凭印象所言其实也谬误多多，却又发现该文排印同样一误再误，好玩得很。

　　此事出自周作人《永日集》的《杂感十六篇》之一《罪人》，该文对书籍校勘有很好的意见：“一本书的价值，排印，校对，纸张装订，要各占二成，书的本身至多才是十分之四”；“印书有错字本已不好，不过错得不通却还无妨，至多无非令人不懂罢了，倘若错得有意思可讲，那更是要不得。”举靳德峻《人间词话笺证》注中引那句陶诗被印成“君当恕罪人”为例，在“罪”字旁加了着重号，说：“这也错得太有意思了。”——不是周作人自己的文章印错，他也没有说我臆想中那种风趣得促狭的话，周氏到底是冲淡节制的。我凭记忆将他一句话衍生成一段添油加醋的趣典，不由想到钱锺书关于记忆不可靠的妙语，也“太有意思了”。

《永日集》北新书局初版毛边本


《永日集》中所收《罪人》

　　更有意思的是，当我翻开《永日集》的北新书局初版毛边本，发现不止 “君当恕罪人”，上一句恰也有排印之误，而且误的就是“误”字——“但恨多谬误”成了“但恨多谬语”。这不是靳德峻那书印错，否则周作人会像对“罪”字一样也加上着重号的。

书的天头用钢笔所写“误”字

　　这本《永日集》毛边初版，当年是周作人送给谷林的，谷林先生后来转赠给我。《罪人》这句“但恨多谬语”的“语”字上有手写打叉，天头用钢笔写一“误”字，纠正此误。该书另一篇《燕知草跋》有句话：“虽无他们已都变成了清客了”，“无”字旁有颜色笔改为“然”，这笔迹我认得出属于经常边读书边校改错别字的谷林先生；而《罪人》那个写在页面上端的“误”字，笔迹和黑色墨水都不同于“然”字，估计是周作人亲笔所改——自己的纠错文章又被印错，大概会挺敏感而郁闷的吧。检逯钦立校注的《陶渊明集》，《饮酒》原诗的“谬误”一词并无他本异文，因此不会是周氏从别处转录之误。

　　从“罪人”到“谬语”，手民之误变着花样前赴后继，这书里书外的过程，应该可以纳入印刷讹误的经典案例。而且这还不算完，手头有两个当代重新排版印行的《永日集》版本（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5月一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3月一版），都仍盲从北新原版印为“但恨多谬语”——你自但恨多谬，他自落叶绵延，陶、周唯有饮酒，且以永日。

　　当然，落叶难以尽扫，是出版界的自然现象，不宜过于苛求。前面说的那句“虽无他们已都变成了清客了”，河北版和北京版《永日集》都已改正为“虽然”，说明是下过整理工夫的。对此，还是当取恕道，像谷林先生，总是一丝不苟地在自己的书和别人的书上批注订正，甚至长期义务为《读书》纠错扫叶，但从来都宽厚待人，不出讥言恶语。这种既严谨细致又温雅蕴藉的修为，也近乎知堂老人，后者如我，惟有惭愧追慕。

书名页的周作人自钤印章“且以永日”

　　因为这本北新初版《永日集》，得以重温前辈的风度与旧痕。此“苦雨斋小书”，出版于1929年5月，有周作人自钤印章两枚，书名页是“且以永日”，序言末是“苦雨斋印”，篆艺古朴自然，温文端庄，至今仍鲜红养眼，可以感受周氏亲手盖上的遗泽。

扉页的谷林抄录陆游和黄清老诗

　　扉页先有谷林抄录陆游和黄清老诗：“闲愁掷向乾坤外，永日移来歌吹中。”“松阴坐永日，心与云俱闲。”字迹雅致清丽，甚衬诗意。旁边是一段淡墨痕题记：“四九年初，谭正璧登报售书，去函询其周氏著作目录，复信云：有二十余种，目录不能备载，多初印本，可以全部出让，代价白米五担。其时周氏早期印本诚不易得，余亦微有元相俸钱之感，但身非彭泽令，对此十倍折腰之数，未能脱俗，只好割爱。其后到北京，时时蹀躞旧书铺，以收罗周著为事。经年仅欠此种，后以叔英之导，获见此翁，道及搜罗辛苦，承以此卷见惠，喜出望外矣。”书后版权页背面复有谷林两行手书：“此卷承老人寄赠，于一九五零年十月九日收到。”

　　此事谷林后来基本写入《曾在我家》，谓：搜求所得周氏著译，“就中尤推《永日集》和港版《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为翘楚，盖咸从作者手头得来”。又《毛边书漫话》说，他的书架上“毛边书共得六种”，解放前的只有周作人《永日集》和《过去的生命》，它们之历劫犹存，“是侥幸，是漏网”。但二文对得书经过的细节，没有这段题记叙述得详尽。我意外喜获转赠后去信询之，谷林先生答曰：所记的“叔英”是少他两岁的中学同学穆叔英，1949年后两人同在北京，穆打听到周作人住处，约了他一起走访。我近年编《觉有情——谷林文萃》，从先生生前交给我的手稿笔记中选了些早年诗文，有一首《为叔英去北京》。

　　最后，这《永日集》的扉页背面是谷林先生所题：“甲申春日寄胜衣弟清玩。”当时是2004年，书已出版七十多载，在谷林手上也已半个多世纪，然而书品完好，整洁可人，可以想见他虽经细读（从前述的手校误植可知）但爱护收藏。暮岁将此饱含意味的珍本转赐，书中情分随岁月流转一再传递，殷殷深感。

　　这回引发我又摩挲此书的陶渊明两句诗，是《饮酒》二十首最后一首的结句，其首句是：“羲农去我久。”时近谷林先生辞世八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