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冲基金激进主义是投资格局中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的阿隆·布拉夫（Alon Brav）教授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了解其是否有利于股东及公司成功时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目前业界有观点认为激进投资者是短期股东——他们寻求提高公司价值，以便迅速出售获利，对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不感兴趣。布拉夫的研究工作对此观点提出质疑。布拉夫发现，平均来看，股东激进主义往往使公司受益良多。布拉夫最新的研究报告调查了激进投资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布拉夫教授在本次问答中阐述了他的研究成果。

　　问：为何股东激进主义对创新的影响至关重要？

　　有关激进股东会否增加公司为获得短期收益而牺牲长期价值创造的压力的争论从未休止。反对者认为，激进投资者只对短期股价的升值感兴趣。但有大量证据表明，平均来看，当激进投资者参与到一家公司中时，该公司的股价往往会上涨。而没有证据表明股价会回归到平均水平。股价上涨反映出对预期激进主义长期影响的有效市场响应。创新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公司长期价值创造因素，也是公司短期计划中最薄弱的环节。因此，当激进投资者参与其中时，留意公司创新活动的情况，可以了解到激进主义是否对公司的长期关注点构成影响。

　　问：您是怎样研究这些影响的？有什么研究发现呢？

　　我们研究了1994年到2007年间553个涉及创新业务的目标组公司的对冲基金激进主义实例。我们发现，在激进投资者加入后，出现了3种创新行为变化，包括：研发支出、公司申请的新专利数量和公司专利被引用的次数，由此可看到激进投资者加入产生的效果。我们精心挑选了未被激进投资者当成目标的对照组公司进行对比。

　　我们发现，目标组公司虽然有所精简，但却没有变得弱小。在激进主义事件开始后的5年里，这些公司在研发上的支出变少，但这主要是由于公司规模缩小了。以每美元资产来衡量，我们并未找到支出下降的证据。同时，这些公司的专利申请数量和每项专利的引用次数也没有减少——实际上，平均来看，这两个数字是上升的。简而言之，这些公司在创新上变得更高效。

　　问：除了产出，投资者激进主义是否改变了公司的创新模式？

　　我们发现，与对照组公司相比，目标组公司在激进投资者加入后进行了更多与自身关键技术相关的创新。这些公司的关注点变得更加一致。这些公司关注自身的核心能力以及在这些领域进行的创新，而非在一些外围领域进行创新。这些更加专注的公司更可能出售自身关键领域以外的专利。而且我们还发现，有证据证明这些专利在之后的引用范围更加广泛，这表明对这些专利而言，重新分配是更高效的选择。因此，无论是在新知识的创造上，还是在现有知识的重新包装上，似乎都可以证明这些公司变得更加专注。另外，我们发现，对于从事创新工作的个人而言，在积极事件后仍留在公司内的人会变得更有作为。

　　问：可以将这些改善都归功于投资者激进主义吗？这些变化有可能无论怎么都会发生吗？

　　我们虽然很难将这些有利影响都归功于激进投资者，但我们可能肯定地说，如果激进投资者不参与其中，那么只有部分效率提高会成真。为了除去其他解释，我们进行了相关测试，发现当对冲基金从消极投资变为积极投资于公司时，创新效率有所提高。如果没有激进投资者的参与，那么至少在这些变化中，有部分是不会实现的。

　　我们发现，与其他对照组公司中增加的董事会成员相比，在激进事件后增加的董事会成员往往拥有更多技术和创新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还发现，与对照组公司相比，在激进投资者参与后雇佣或留任的首席执行官拥有更长的任期和更强的职业安全感，这可以激励进行更合适的创新投资。

　　激进主义更多地推动了董事会与其主要股东之间的接触。他们加强沟通，详细解释自己的战略。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管理层对股东负责的制度。

　　人们不理解的一件事是，激进投资者通常只占有非常小的一部分股份。通常的持股比为6%-7%，在大型公司更低至1%-2%。以2%股份发挥影响力的唯一方法是使大部分消极投资者——对公司长期表现感兴趣的投资者信服你的想法一定是有效的。如果说服不了，那就离开。那就证明，这是一个好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