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大压缩行政审批环节。
丁玎 摄
南方日报记者 黄少宏 李春江
广州的产业转型升级正在加速,政府怎么样才能跟上这经济转型步伐?“让政府的归政府,让市场的归市场”。专家指出,站在广州经济转型的关键当口,清晰厘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才能将政府从具体经济事务中解放出来,在行政审批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人才政策改革等关键领域取得突破,从而转变成为制度的供给者和维护者,为市场提供良好的保障。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在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领域依然要严格审批,而且要谁审批谁负责,且终生负责;而在竞争性领域政府的职能则应当是服务而不是审批。
放眼寰宇,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充满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广州“鸡蛋主要还放在一个篮子里”。2012年,广州市全年商品进出口总额1171.31亿美元,增长仅0.8%。广州市在利用内外需市场上面临着严峻挑战。制度创新不足、自主创新不足等深层次问题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显露无余。
面对“成长的烦恼”,广州市执政团队提出,以新型城市化发展为工作的总抓手,率先实现转型升级。而在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看来,所有的转型升级都是以制度创新为基础的,因为只有制度创新,才能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改革从来不会一帆风顺,转型升级也没有捷径。
今年初的广州市“两会”上,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将广州行政审批流程称为“万里长征”:一个投资项目从立项到审批,要跑20个部门、53个处室,盖108个章,需799个审批工作日。对此,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称赞他做了件大好事,要求送两份图样,“一份给我,一份给陈市长,放在我们办公室”。两个月后,广州快速高效地干出了动静,93个审批环节将压缩为5个,93个审批事项缩减为33个,审批时间缩减为37天。
广东是国务院确立的行政审批改革试点,广州作为省会城市,自然有不同于其他城市的改革压力。面对曹志伟将的军,广州市在公众面前摆出了审批改革的能力和决心。
然而,投资项目的审批改革不是行政审批改革的终点。几乎与此同时,深圳、珠海两市试点进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公司注册不需要注册资本验资、不需要注册地址文件,不年检,注册可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著名天使投资人、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说,“几乎消息传来同时,就有很多人来深圳、珠海创办公司。”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广州既面临着紧迫感,也有着充足的动力。前不久,由“39号文”引发的国企垄断城建项目的争议刚刚平息。4年间的不断博弈,也让人们清醒认识到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仅仅停留在增加或减少审批条款的多少上是不够的,应当从市场经济对政府职能要求的高度出发审视这一变革。
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能够在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领域提供公共产品,把竞争性领域让给企业。在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领域依然要严格审批,而且要谁审批谁负责,且终生负责;而在竞争性领域政府的职能则应当是服务而不是审批。制度创新目的是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管理秩序,而不是阻碍市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力量的生长。
广州,如何在新一轮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实现重塑广州经济版图,焕发市场活力?未来,任重道远,充满挑战。
我们欣喜地看到,广州正紧锣密鼓地实施一系列措施,千方百计营造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市委、市政府按照“先抓试点、分步实施、加紧立法、配套推进”的思路,加快组织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市委书记万庆良最近强调从5月1日起全面实施《简化审批优化服务实施办法》、《建设工程项目优化审批流程试行方案》,兑现市委、市政府的改革承诺。
补齐金融短板
广州的社会剩余资金大部分沉淀在银行,而企业融资过于依赖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渠道不畅,而且融资渠道单一,成本居高不下,令实体经济难堪重负!
“融资困难,让广州物流企业普遍叫苦。”广州市物流与供应链协会副秘书长王伟向媒体记者如是说。融资难题不仅在物流行业存在,广州皮具行业去年也曾反映,由于融资难等原因,皮具厂商有单不敢接。
来自广州市统计局的内部人士专门撰文指出,广州的社会剩余资金大部分沉淀在银行,而企业融资过于依赖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渠道不畅,而且融资渠道单一,成本居高不下,令实体经济难堪重负!
据统计,2011年,广州银行业人民币业务利息收入1000亿元,按照普通贷款占全部贷款比重六成计算,广州的单位普通贷款利息支出为600亿元左右,占当年GDP比重的4.8%。像广汽集团(601238,股吧),2012年上半年集团财务费用就达到了1.25亿元,是上年同期的3.7倍,比2011年全年财务费用还高出6729万元。
针对上述问题,虽然广州于去年6月成立了民间金融街,企图破解困局,但是上述内部人士指出,现实中一系列政策困境制约了其作用的充分发挥。目前,我国企业债券发行实行“规模控制,集中管理,分组审批”的办法,申请手续繁琐,资格要求严、门槛高,审批时间至少要一年甚至更长时间,行政色彩浓厚,从而成为了企业通往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途上的“拦路虎”。
企业融资困境暴露出了多方面的因素。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广州金融业发展水平的不足。从横向比较来看,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他们的金融产业遥遥领先于广州。研究表明,与京沪深等金融中心城市相比,广州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接近上述三市任何一个的50%;特别是上市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的数量,更是达不到其他三座城市的半数。
值得注意的是,广州的经济总量在深圳之上,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其金融业水平也在深圳之上。但是由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课题组研究的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显示,综合竞争力排名中,自2009年至2012年四年间,深圳连续排名前三,均已超过广州,且2012年的得分还领先第四名广州50%以上。这和广州作为全国第三大经济中心城市和区域金融中心的地位极不相称。
人才留不住
广州市举行留交会已有15年,期间百度李彦宏、药明康德李革、华大基因汪建等一批高端人才通过“留交会”寻找到合作伙伴或走上创业路。
人才是新型城市化最关键的要素,要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就要有和新型城市化相匹配的人才架构,如果没有,新型城市化也会成为一句空话。
“工厂找不到工人,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两难情形,这几年都在广州重复上演。今年春节节后仅广州用工缺口达11万。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主任张宝颖说:“从节后招工的情况来看,普工仍然是招工的重头。”在花都区的狮岭镇,用工难导致的开工不足依然困扰着大部分企业。狮岭镇某皮革皮具企业负责人说,“工厂往往很难找到熟练的技术工人,一些新招来的工人经过培训后往往很快离开工厂。”
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近日出炉2013年节后广州人力资源市场现状调研报告。调研显示,当前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求人倍率高于1.23,高位徘徊的求人倍率值仍反映出当前人力市场存在着结构性用工矛盾。
专家认为,节后“求职难”与“用工荒”进一步凸显,反映出广州市人才市场结构性短缺加剧。广州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与企业招工需求脱节的现状是用工结构性短缺的重要因素。
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市职业教育城应运而生,计划将广州市6所高职院校、12所中职学校和6所技工院校及广州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鉴定基地迁入位于增城市的广州教育城,同时预留2所“3+2”五年制学校和2所高职合作办学学校的用地。
集中办学是否能够解决广州用工结构性短缺的问题?不少人持有不同的看法。广州市一所准备迁入教育城高职院校校长说出了心声,“职业教育培养的是产业人才,必须要与产业结合,培育和工作可以成为链条。”他认为,职业教育要与产业有机结合,产业规划到哪里,职业教育就规划到哪里,比如电子职业院校最好与电子城(600658,股吧)配套,制造业职业院校最好与制造城配套,这样的好处是方便职业教育的实训与教学。“增城一地的产业链条,显然无法满足所有职业院校的需求,产业工人与产业分离这显然是不可取的。”他说道。
结构转型需要新时代产业工人,也需要高端人才。对于延揽高端人才,除了人才集聚工程、“千人计划”南方创业服务中心等,广州还有占尽地利之便的留交会,然而往往是其他兄弟省市充当主角。广州市举行留交会已有15年,期间百度李彦宏、药明康德李革、华大基因汪建等一批高端人才通过“留交会”寻找到合作伙伴或走上创业路。他们都没有留在广州,而是在其他城市开花结果。广州市人大代表王跃林说,“现在是我们搭台,别人来唱戏,广州真应该反思,人才为什么都跑到别处去啦!”
如何吸引高端人才?是摆在广州面前的一项现实而紧迫的课题。在这方面,广州有过一些开全国先河的探索,比如从2011年开始设立的地方性公派留学项目“菁英计划”就是其中之一。去年制定新型城市化发展“1+15”政策文件,专门制定了推进人才集聚工程的实施意见。目前,广州在“揽才”方面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包括实施“百人计划”拓展项目,推进南沙新区、广州开发区、天河区等3个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示范区建设,启动人才资源服务产业园建设等,努力把广州建设成为辐射华南、服务全国、连通世界的“国际人才港”。我们期待,广州成为更多高端人才体现价值、实现梦想的舞台。
建议
加快机制创新 加大扶持力度
著名天使投资人、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认为,商事登记的改革对于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高科技的创业企业传来的正能量不可估量。“完善创业环境不仅要在宏观层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解决好一些具体问题更有助于创业者的成功。”雷军坦言,如果不在制度上加快创新,仅仅从营商环境考虑,投资者会选择在深圳,而不是在广州。
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王力研究员和该院城市发展研究所黄育华研究员看来,目前广州缺乏金融交易平台和交易载体,如深圳、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等,这是金融中心城市最具代表性的金融要素市场。据统计,2010年,广州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达到40238亿元,实现保费收入420亿元,资金实力居全国大城市第三位,但缺乏金融市场交易平台是明显的短板。
而针对注册法人金融机构数量较少、区域资本市场竞争力不强、行政审批时间过长等因素,专家建议,广州应该积极利用南沙作为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新平台,大胆对金融要素市场、“金融人才特区”、自由贸易园区等进行“先行先试”。打破银行业的垄断地位,出台对各类信用组织的扶持政策,降低企业税负;同时改革直接融资审批制度,借鉴非银行金融企业融资采取的注册管理办法,对其他债券发行也可参照使用以取代审批,而政府应该更多为产业发展提供法律制度、人才、信用等方面的保障。
广州市新型城市化发展决策咨询专家涂成林研究员认为,引进高端人才要有制度政策方面的考量,要“不求所在,但求所用”。人才政策宽松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有没有留住人的制度设计。比如人才到广州以后有没有跟他身份相匹配的物质生活待遇,还有重要的两条:同气相求的群体以及没有配套的生活设施如学校、医疗机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