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裔数学家John von Neumann是公认的科学全才，假设他的IQ是200(学霸130，学渣85)，ASI(超级人工智能)的IQ则很可能是12952——人类要这么高智的ASI做什么？AI达人们说因为人类要从繁重无聊的体力活中解放出来，最新颁布的英国AI报告则说，利润最大化来自增效节支。秉着这两项宗旨，英国的AI产业目前正发展得有如一只充气中的气球。

   2014年，英国成功地开发了Darktrace(暗迹)智能技术，用以捕猎网络罪犯，它一出世就吸引了6500万美元的投资；与其相似的Onfido，则是一种全新的身份和背景检测术，它彻底地改写了人眼识别术和纸工档案馆的历史，使伪造身份难如登天；英国还设计出了BenevolentAI(智能仁者)，能吞下庞大数据，供药物研发人员挖掘查询，将智能推向基因学领域；出版业则推出了“Echobox(回音盒)”，它是世界上第一个能读懂文字内容并能对其分析的人工智能；营销市场上，新出炉的Phrasee智能技术据说可以优化网络营销，在电子邮件公司的协助下，优化广告主题和内容。

   瑞典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Nick Bostrom却不认为AI仅仅是一只气球：“在智能技术引爆之前，人类就像孩子似的玩着一枚炸弹。”同样的忧患，也出现在霍金的演讲里：“人工智能将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事件，但也可能是最后的事件。它的风险，它对经济和人类自身的摧毁性，是不容忽视的，我们悬梁刺股学习历史，学的几乎全是历史的愚行。”

   孰是孰非，目前仍难以断言。但有一点，人工智能固然强大，却不是万能的，也无法获得人类的情感体验，正如谷歌发言人在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上所说：“无人驾驶汽车能让有驾驶障碍的人取得更高的移动性，却无法像人类那样理解伤痛。”同样，无人机亦无法解决电影《天空之眼》里那个困扰了人类几千年的道德问题：“在轰炸制造人肉炸弹的恐怖分子时，是否该狠心把隔壁的小女孩也一起炸掉？”

   至于人类的失业问题，目前的人工智能似乎也束手无策。

   1862年，英国农民John Thompson每天凌晨4点起床，和约20个人一起为15英亩地除草，忙到晚上8点(摘自Wisbech博物馆文献)，这种生活固然艰辛，但John Thompson活了下来。21世纪，农业进入智能化时代，耕种4000英亩地仅需四个劳力。技术人员坐在巨轮播种机上，用手指触屏，就完成了播种。智能化农业使经济学家EF Schumacher“小的就是美的”那种地域农场经济成为泡沫，成千上万的英国农民因此告别了厮守千年的土地。近年来，平均每周就有一个农民自杀。一些悲愤的幸存者把怨恨发泄到东欧季节工身上，愤然选择了退欧。而这些廉价的季节工之所以被雇佣，仅仅是因为人工智能目前还无法应付那些娇贵作物(比如草莓和葡萄)的缘故。一旦能采草莓的人工智能粉墨登场，退欧派也好，特朗普也好，谁也改变不了蓝领的命运。

   最近两三年，机器化生产的成本已经低于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2013年出品的Baxter，售价仅为22000美元，却能完成装载、卸载、分类和传递等工作，且不会要求三保一险，也不会搞街头罢工。美国技术革新家Kevin Surace在他的《人工智能，人类劳动的末日》里预测：“按这股趋势发展，40万制造iPhone的工人在未来几年很可能会被裁减到4万。”

   据说，从1961年最初的工业机器人，发展到智力相当于4岁幼童的人工智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但从“4岁幼童”长到深谙大统一理论(GUT)的青年才俊，却只需1小时；长到比人类聪明17000倍的超级人工智能，只要90分钟(Tim Urban《智能革命：走向超级智能的道路》)。蓝领消失后会去哪里？资本家们估计不会去关心这个问题，让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超级人工智能身上吧！希望它们善用那比人类高出17000倍的智力，为每个失业的灵魂建好避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