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 程林

　　在券商创新不断取得进展，券商股大幅反弹的同时，券商研究所近一段时间却陷入业绩与声誉的泥潭之中。无论是研究所大幅裁员传闻、员工频频跳槽、投资策略泄露，还是乌龙研报事件，都让市场对券商研究疑虑重重。

　　记者认为，上述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券商研究所的问题积弊已久。

　　其一，在商业模型上，近十年来，随着以公募基金、保险机构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的形成与发展，券商研究实现了由内部服务向外部服务的转变。但是，券商研究的同质化，使得单个券商的基金分仓总量下降，议价能力降低，同时二级市场交易量萎缩带来分仓佣金收入下降。

　　基于我国资本市场当前特点，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风格多变、期限缩短，对投资的细分要求提高了研究成本。与此同时，为了稳定队伍，近年来券商大幅提高研究员的薪酬。这一低一高之下，研究所则难以实现收支平衡。

　　其二，在内部架构上，券商研究所的独立性存在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国内证券公司是先有研究后有销售，其机构销售部门是从研究部门中派生而来，研究所所长兼任机构销售业务负责人的比比皆是。由于缺乏内部防火墙，销售人员很容易得到一些有价值、尚未公布的研究报告。为了拉拢大客户，销售人员有一定的动机在报告公开之前，私下泄露给核心客户。

　　特别是对于一些在市场上有影响力的明星分析师而言，其对市场或公司的判断可能直接影响大盘或个股的走向。这种市场欲知而未知的信息，商业价值不言而喻，但却挑战了市场的公平。

　　其三，在研究报告的独立性与客观性方面，国内券商研究同样存在问题。由于买方——诸如公募基金是券商研究最大的客户，加上券商了解信息的渠道主要来自上市公司高管，因此券商研究员害怕得罪上市公司而失去消息源，种种因素导致多年来，绝大多数券商研究不敢写负面报告，甚至中性评级的研报都很少见。

　　现有不少券商研究员的报告核心内容，在于找出上市公司的题材亮点，予以最有利的估值模型，再用最乐观的猜测给出高估值。回顾前几年所谓的股市进入“黄金十年”、中国人寿(17.07,-0.30,-1.73%)三年目标价90元等案例，可以看出这种沦为机构吹鼓手的研究模式，难以得到市场的尊重。

　　其四，在报告严谨性上，一系列的研报门、抄袭门事件暴露了部分分析师专业水平低、急功近利等问题。有些分析师放弃扎实研究，热衷追逐热点题材，打探所谓内幕信息，甚至不惜以身试法进行内幕交易。这都反映了整个市场浮躁的心态，更影响了券商研究在全社会的形象。

　　如果从时间段来看，从无到有，我国券商研究发展历史只有20年，但我们必须看到，在国内资本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在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近2500家，A股账户数已达1.7亿个的今天，资本市场已渗透到国民生活的各个层面，券商研究背负的社会责任已经不可推卸。

　　从国际层面看，国际投行已经是对社会经济拥有较高话语权的研究机构，能与政府研究部门并驾齐驱。比如高盛提出的“金砖四国”(现更名“金砖国家”)概念，如今已成为国际公认的称呼;JP摩根内部使用的VaR(风险价值)指标已被全世界金融机构采用，并被引入多个风险管理领域。

　　与国际投行相比，记者认为，我国券商研究总体水平依然较低，无论是对宏观经济，还是对行业和公司的研究都较为薄弱，在社会上也没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因此社会影响力薄弱。研究的核心应该是估值和定价，但目前部分券商研究不独立、不客观，没有起到价值投资的引导作用。

　　那么，券商研究在未来如何定位?如何平衡各种利益?在社会的影响力如何建立?值得业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