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华为、中兴进口限制令以及网络攻击之类的话题，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当中一个既新又旧的问题。“新”主要表现在这是中美两国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近期所出现的最新议题，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而且所涉及的也是一个新颖的高科技产业领域。

　　从2012年开始，不断有新闻报道有关中美两国在网络信息安全问题上所产生的矛盾。譬如，2012年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称华为和中兴通讯可能威胁美国国家通信安全。情报委员会提出了各种建议，其中主要的内容如下：美国应继续用审视怀疑的眼光对待“渗透”到美国通信市场的中国电信公司;美国政府系统，特别是敏感的系统，不应该使用华为或中兴通讯的设备，包括零部件。

　　同年11月，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向美国国会提交报告表示，中国已成为“网络空间的最大威胁者”。该委员会建议说，国会应对中国网络间谍行为进行深入评估，以及对从间谍活动中获利的企业施加更严厉的惩罚。

　　针锋相对，2013年3月，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指责美国“用知识产权制裁中国企业”。新华社说，美国对华为、中兴等展开知识产权调查被认为是美国就“国家安全”问题对华为、中兴发难的延续。

　　这一冲突的最新进展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期签署了《2013财年综合继续拨款法案》。根据法案中的第516条款——未经联邦调查局或相应机构许可，美国航天局、司法部、商务部、国家科学基金会等部门不得购买中国政府相关企业生产、制造或组装的信息技术设备。法案还禁止美政府将拨款用于颁发商业卫星对华出口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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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这一冲突已经严重引起了两国的彼此恶感，尤其是中国政府、商界对于这些制裁表示了强烈的愤慨与不满。然而，平心静气地思考一下，这一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中美关系发展与恶化的反复过程中的一个并不特殊的事件，因而这是称其为“旧”的原因。对于这个本质上并不新颖的“老把戏”，我们对其应该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其一，产生冲突的最根本原因依然是传统世界强权的美国和新近崛起的中国之间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适应彼此的变动。在这一过程中，旧的霸权会对新的挑战者颇有警觉乃至敌视，因而会抱有强烈的怀疑态度，甚至不放弃任何可能的机会对后者进行遏制和实力增长的阻拦;对于中国而言，则需要以一种更审慎的方式进行逐步的发展，不能让对方感受到一种被剧烈挑战乃至要被颠覆的错觉。国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政客与政客之间的关系，因此参考一下人性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美之间近来出现的冲突与交恶。对自己既有优势的骄傲和维护，对新晋者的疑虑和嫉妒，对任何新变动的敏感，都是人性中并不罕见的现象。

　　实力变化必然带来现有权力和利益分配国际格局的调整，因此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一个新兴力量的到来往往非常敏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中国无法忽略、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必须承认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将面临更多的怀疑、不信任乃至敌视。

　　其二，网络安全并非一个简单的国与国的问题，不是简简单单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攻击，也不是一个简单地通过审查或禁止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全球社会都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共识，即，如果说全球共同的社会是一种最理想主义的呼吁，那么网络社会便是最接近这一理想的形态，它已经并且在进一步地重新塑造全球每一个国家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必须明白，网络安全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所有人都可以从网络信息科技中获得巨大的收益，但是也会因为网络安全威胁而受损严重，这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空间。可以设想，任何国家或组织如果放任对网络攻击的管制，并希望以此作为攻击别人的手段，那么网络攻击技术与手段的泛滥，最终一定会反过来伤害自己与本国的利益。任何一个有理性的国家、组织都不会轻易做出这种错误选择。正如华为高级副总裁丁耘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说，冒险卷入(威胁)国家安全或者经济间谍活动是“非常愚蠢”的，华为不会为了任何第三方而损害公司本身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的经济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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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都应该有自知之明，作为当前世界经济实力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网络安全应该是两国共同面对且需要更多合作的课题，而不是两国相互攻击的借口。

　　其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际政治领域是非常现实的。美国作为霸权国，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与疑虑是一种不可改变的事实——那么作为站在对立面的中国，单纯的愤慨、抗议乃至敌对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效果，过激的反抗非但不能有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反而会伤害自身;在这种背景下，在不损害国家和企业利益的前提下，采用一些更为柔和而讲求实际的方法去消除美国的疑虑，是一种更为有成效的办法。

　　以2012年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的不利于华为的调查报告为例，2月与4月时，撰写报告的一些委员会成员分别对华为和中兴的深圳总部进行的实地走访;5月，委员会又赴香港与华为、中兴的核心领导者会面。然而，委员会最终认为，华为与中兴没有完全配合调查——尽管华为强调已尽力提供调查所需文件，包括持股名单和持股数;而中兴也表示已极力配合，但面对一些“不可能的任务”仍束手无策，例如，美方要求中兴提供过去五年与中国相关部门的所有沟通的相关信息和内容纪要，有违中国国情，在时间上亦过于紧迫。

　　调查方欲加之罪也好，调查对象拒不配合也罢，这些认知判断上的分歧或者授人以口实，或者平添其顾虑，而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对华为、中兴等企业不利，这种不利直接体现为美方调查报告“华为与中兴未能提供足够材料以打消美国方面的国家安全疑虑”的结论，以及付诸实践的限购措施。

　　“打铁还需自身硬”，来自外部世界的怀疑从来不会减少，中国除了据理力争之外，做大做强自己，在国际社会的规则与原则面前采取更加灵活的顶层设计与应对方式，进一步加大对网络安全威胁的管制，在保护知识产权事务上下大功夫，加快包括网络经济在内的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与发展，才能有助于减轻乃至消除外界不必要的担心。(戚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