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5月26日电 (记者张免)是选民期望过高，还是丑闻频发应接不暇?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新一届任期中的表现遭到各方诟病。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专栏作家阿伦·大卫·米勒在近期刊登的名为《为何美国总统总是让人失望》的文章中，着重分析了五点导致奥巴马表现差强人意的原因，全文编译如下：

　　在获得总统选举胜利的六个月后，接踵而至的丑闻以及在外交政策上受到的炮轰让奥巴马“很烦”，应对不暇。

　　奥巴马总统今年一月在国家广场的慷慨陈词充满着决心和希望，他似乎会成为一个真正能改变美国的总统，正如他的支持者所期望的那样，也如他的反对者所担忧的那样。然而，要使美国民众对国家机构重获信心以及超越党派之争，可谓知易行难。

　　如果让我对奥巴马2013年的中期表现做一个总结的话，我会说他是一位历史性的、但有瑕疵的总统。他结束了美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两场战争，并帮助国家在危难时刻的时候避免了金融崩溃。这些成就的确意义重大，但谈不上丰功伟绩。

　　我相信奥巴马可以度过这段艰难时期。运气的转变往往在刹那之间，在短短的一届任期内幸运之神很有可能再次眷顾奥巴马。人们对总统留下的遗产的评价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巨大变化，尽管这点在奥巴马之前的43位总统身上并没有体现出来。

　　在涉及到总统的问题上，美国人似乎显得有些愚钝。我们总是对总统的表现抱有过高的期望值，但同时我们又从不放弃探寻那个恩威并行、非比寻常并具有卓越政治才能的领导者。

　　《白宫风云》和《白宫奇缘》这样的好莱坞作品支撑着我们对总统美好的幻想和孜孜不倦地追寻。影视剧也表明历史的真实性会带来不切实际的期望：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林肯》是一部精彩的作品，林肯的处境、他的实用主义以及他的视野都如此的独特，独特到我们现在看来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就像我们还身处更新世(距今约260万年至1万年)。

　　想要另觅一位伟大的总统，那就祈祷一场巨大的危机吧。只有一场全国性的危机才能“驯化”我们的政治体制，使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都能接受让总统放手一搏。

　　我敢保证在一两年的时间内，人们对总统人选的“着迷”会衍生出一系列新的比喻，使我们相信会有一位公认的卓越领袖来拯救我们。但结果会是怎样呢?很有可能就是新任总统同样让人失望。

　　在我们的政治DNA里，是什么基因把我们变成这样?为什么我们对总统的期望总是不理性、不明智?以下五点原因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总统始终让人失望。

　　总统职位本身

　　说来很矛盾，白宫自己成为了其通往成功路上的最大障碍。总统面对的挑战远超过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开国先贤们不希望总统的权力过于弱小，但他们又需要在赋予总统过多或是过少权力之间寻找平衡点。他们认为，对于一个满怀雄心壮志的统治者来说，手握太多或太少的权力都会对这个新生的国家造成威胁。

　　为了找到这一平衡点，先贤们建立起了权力制约平衡的政治制度。总统的确手握重权，他可以通过行政命令直接单方面行动;也可以利用“天字第一号讲坛”鼓动民众从而聚集权力，尤其是在突发紧急事件时;还可以在不经过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将美国带入战争。然而，他无法阻止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的经济衰退，无法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无法带领美国在短时间内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也无法堵住墨西哥湾上泄漏的原油。

　　第36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在谈及1968年的越南战争时说，“我觉得(打这场战争)就像淋着德克萨斯州的巨大冰雹在高速公路边等顺风车。我无处可逃，无处可躲，也无力阻止。”

　　我保证奥巴马总统在很多时候一定对此感同身受。就拿最近的控枪法案来说，纽顿小学发生的悲剧没有让美国步枪协会放弃反对控枪的游说，控枪法案甚至没有获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在十户拥有枪支的家庭里，有九户都支持对购买枪支的申请者进行全面的背景审查，但奥巴马的强制性措施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控枪法案同样也遭受重挫。不可否认，总统采取的措施或多或少会产生作用，然而事实表明，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压力产生的作用更大。

　　民众期望值不切实际

　　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始于政治家们的演讲首秀。因为政治是看选民们获得什么许诺，而领导国家是看选民们真正得到什么。

　　随着政府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差距”只会随之扩大。我们认为可以从政府哪里收获更多，多过以往任何时候。尽管我们对政府有太多的担心和对其执政效率的不满，但我们还是不愿放弃政府给予的“甜头”，就像茶党支持者也不希望美国政府削减他们的医保福利一样。

　　美国总统是美国的“门面”，是众望所归的人选，也是可以拯救美国于经济萧条、恐怖袭击和外星人入侵(参考电影《空军一号》和《独立日》)的领袖。他目前正身处一条分界线上，这条分界线位于美国选民所期望和他们实际所得或所不能得之间。

　　我们对总统是如此的着迷，着迷程度超过了对政府任何一方面的兴趣。早在1903年，曾被戏称为“灰色女士”的《纽约时报》就报出“25位美国总统里有15位都没有中间名”这样的总统轶事。在美元上和各种纪念碑上出现的也是总统的头像或名字，而不是参议员或大法官的。

　　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假设总统是真正的权力所在。一些浮华之物，如空军一号、海军陆战队一号、“橄榄球”核密码箱以及白宫本身，都将美国总统描绘为一个能成就丰功伟业的大人物。

　　可事实并非如此。奥巴马因没有表现出足够的领导力同时被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诟病。奥巴马拒绝同国会“拉关系”，也拒绝林登·约翰逊模式。但罗曼·奥恩斯坦最近在《全国周刊》撰文指出，约翰逊提出的“伟大社会”能获得第89届国会的支持完全是因为约翰逊当时拥有极高的得票率。在经历了1966年糟糕的中期后，约翰逊的魅力和对国会的了解也变得“一文不值”。

　　我们期望我们的总统是超人、摩西、穆罕默德和耶稣的结合体。我们将这些人物的能力进行近乎卡通画的构思，认为他们能使美国的机构都能同他们的意愿契合。

　　正如理查德·诺伊施塔特所说，总统的权力是“说服力”。但需要存在合适的场合才能让“说服力”有用武之地，然而大多数时候，这些场合并不存在。

　　总统职位过于个性化

　　对一个人产生失望，首先会在他们身上看到希望。在涉及总统的问题上，我们可以表面上假装自己是愤世嫉俗的现实主义者，但千万别真正相信这点。美国政治和媒体的本质迫使着我们对椭圆形办公室内发生的一切产生兴趣。

　　美国的开国先贤们并未打算设立这样一个个性化色彩过浓的总统职位，但当美国民众成为政权的主要来源时，这里就形成一道难以破裂的纽带。总统职位是国家唯一的由普通民众共同塑造的官职，当然这里也包括了总统的“衍生品”副总统。事实上这两者都属于民众。

　　虽然规则制定者们构筑起了“选举人团”这样的“精英围墙”，但总统和选民的联系从很早前就非常的紧密。连略显呆板的乔治·华盛顿总统也知道南下和北上巡游视察，并在他巡游时乘坐的精美马车顶上印上华盛顿家族的徽章，所到之处万人空巷。

　　总统职位的个性化色彩从华盛顿时代开始只增不减。直接预选、永久性选举以及媒体24小时滚动报道都过分夸张地描绘了总统的形象。美国媒体和好莱坞影片会使人相信美国政府正在导演一场“单人表演”，诱导出民众比天还高的期望值，从而迫使总统给出他几乎不可能做到承诺。这恰恰又放大了总统这一本来就引人注目的角色，但与此同时，削弱了国家机构的作用。

　　这场“表演”需要的是一个物化的总统形象，威严并有魅力。美国最近的五位总统——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老布什、里根，每位都高大英俊且“满头秀发”。也许奥巴马拥有美国历史上最合适的总统形象。上一位秃头的总统是艾森豪威尔，上一位身材矮小的是杜鲁门，而身形肥胖的则是塔夫托。克里斯·克里斯帝得小心了。

　　此外，对这场“表演”的不间断报道也会给总统带来负面影响。国家领导层需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感，而媒体报道的过分饱和会揭开这层神秘面纱。克林顿对“三角裤还是平角裤”的评论、声名狼藉的莱温斯基蓝色连衣裙、小布什的词语误用、以及奥巴马在杰·雷诺的节目上谈及自己打保龄球的分数为129分时说差不多可以达到“特殊奥运会”的水平等等，让总统形象蒙羞。媒体为了获得八卦来源不停打探消息，但总统们有时候“玩得过头了”。

　　任务过于繁重

　　电视剧《白宫风云》的编剧阿伦·索尔金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描述为全世界最具“主场优势”的地方，他也一定明白在主场就意味着要有优秀的表现。

　　大陆会议总统的时代已经过去。林肯当年可能会花数小时在电报局监控手下将领带兵打仗，但今天总统所面对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奥巴马如今的工作对过去的伟大总统们来说可能是难以想象的。林肯拥有数名秘书，罗斯福有六名，杜鲁门则有十二名。而今天，围绕在奥巴马身边冠名为“助手”的人数以百计。

　　美国著名杂志《名利场》记者陶德普德姆几年前曾经获准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呆了一整天，了解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日常生活。当日，奥巴马要进行西弗吉尼亚州矿难的事后处理;寻找人选填补最高法院的空缺职位;处理一项亚利桑那州赋予警察权力调查潜在犯罪的法案;应对联邦应急管理局的资金短缺;任命一名联邦上诉法庭法官、七名美国检察官以及六名联邦执法官;以及为乡村音乐歌手加思布鲁克斯颁奖。

　　这还算是轻松的一天。永无止境的工作，媒体7×24小时的不间断报道，错综复杂的任务，以及变幻莫测的形势，这样的状况没有任何人能凭一己之力应付。加之国会两极分化和美国无法掌控的正走向一体化的世界，美国总统的工作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近期令奥巴马头疼的事情数不胜数。在国务院，要解决驻利比亚大使在班加西身亡事件。在财政部，要彻查国税局针对保守派的刁难。在司法部，要面对政府没收美联社记者电话记录丑闻。在国防部，要解决美国女军人频遭性骚扰的事件。这样的“祸不单行”不仅体现了总统的工作不力，同时也反应出总统并不能像思想家爱默生说的那样，“王者总是攻无不克”，因为需要总统去“攻克”的实在太多太复杂。

　　难以寻觅的英雄

　　我们常有种错觉，认为我们喜欢的领导人都是平易近人、言辞谦恭的，而非高不可攀。在欧洲，高不可攀的人比比皆是——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查理大帝。在美国，我们则追求朴实无华。我想你懂我指的什么。

　　美国人希望有一个能与他们和睦相处的领袖，这就是为什么杰斐逊在白宫亲自应门、克里夫兰接听自己的电话、杜鲁门离任后和妻子贝丝驱车前往英格兰等总统轶事在美国被传为佳话。我们的确需要我们的领袖与我们有共同点，但我们也渴望英雄。对总统来说，要结合这两点并非易事。

　　眼下我们正处于窘境中。一方面，我们活在以总统为中心的制度下。另一方面，总统兑现承诺的能力越来越弱，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心也同样如此。

　　该怎么办呢?只有努力克服困难，并降低期望值。此外，不要放弃继续搜寻才能卓越的总统，但同时又要做到实事求是地评价总统的能力。被动地等待救世主的降临不是美国要走的道路。我们应该更多地参与到 “总统神话”的掌控中，从而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期望。这样，才能让总统们真正地优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