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战略转型在行业中屡被提及。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银行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一方面，我国宏观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阶段，要求中国金融体系更加高效地配置金融资源，以支持实体经济的结构化升级；另一方面，近年来存款利率上限放开、民营银行设立加速、自贸区扩容，来自互联网金融、产业集团的跨界竞争者持续涌入，作为中国金融体系核心之一的国有大型银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日前，《中国经济周刊》联合人民网、第一财经采访多位业内顶尖学者、 专家、企业家，共同推出《发展与变革，中国金融这五年》系列报道。

　　翻看2017年全球银行排名，除了中国工商银行连续第五次拿下榜首外，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也都跻身前十，在7月份《财富》杂志发布的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全部上榜且名列前茅。

　　在工、建、中、农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发布的2017年半年度报告中，其上半年净利润增长分别为2%、3.81%、3.02%、3.40%，均为各行自2015年净利润增长陷入谷底以来的最高增速。

　　作为我国银行业的支柱，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通过不断调整经营结构和不断完善公司管理体系，提升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水平，降低了经营风险。

　　商业银行转型有了新要求

　　在今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推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战略转型。

　　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说，事实上，银行业转型一直在路上。“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发生了重大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治理结构有了变化，有股东会、董事会、管理层；第二，资产负债表健康化；第三，对流程进行改造，国有商业银行焕发了青春。”

　　转型并非新鲜事物。2003年底，国家曾选定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作为试点，拉开了五大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序幕。在这一轮改革中，银行公司治理改革取得较大进展。随后，交通银行“深化股份制改革整体方案”获批，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分别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组为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并逐步进入资本市场。同时，商业银行的治理环境、治理基础、治理模式、治理架构和运行机制逐步规范、健全和完善。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商业银行转型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2000年起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到现在差不多十七八年了，这些年的发展有目共睹。在客户体验、风险管理、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取得了很大突破。不只是做大，更是在做强。”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何大勇说。

　　为什么如今再提转型？在何大勇看来，主因有三：“其一，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在发生改变，有一些行业要去产能，一些产业要加快发展。‘三去一降一补’对银行的资产投放、经营模式会产生影响。其二，我国正在全面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银行在服务客户过程中，金融工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三，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80后、90后逐渐成为银行的客户主力，客户群体的数字化要求银行渠道、产品的数字化转型。”

　　转型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银行业的生态环境也发生了新变化。在新形势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作为国家银行业的支柱，面临着如何顺利闯过“资产质量关、经营转型关、改革创新关”的难题。

　　在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梅兴保看来，有的银行已开始转型，有的则尚未破题。“近些年来，（部分）国有商业银行过度依靠外延的扩张、网点优势以及吃息差等方式发展自己。虽然这种现象随着经济市场化、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存贷款利率的逐步放宽有所改善，但是到目前为止，大银行拼规模的竞争格局还是没有完全改变。”梅兴保直言，国有商业银行必须要从骨子里，即发展方式、经营理念、体制机制及考核等各个方面进行战略转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张承惠认为，国有商业银行转型是个系统工程，并非只是做产品创新，“应该自上而下，从银行高管到中层到基层柜面人员，其业务流程、银行文化、风控模式等都要转。一个系统的转型，就像一个大船调转航向，一定会遇到很大阻力。”

　　事实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早期定位各有侧重，如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在承继原有职能的同时不断拓展外延，向全能型银行靠拢。不过，随之而来的则是行业对于其同质化现象的争议。

　　“我们发现，在银行业转型过程中，不断面临新的环境。货币市场、信贷市场、资本市场打通了，银行业务开始交叉，许多信贷业务延伸到了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直言，“这就取决于银行本身的战略问题，是成为一个门类齐全、什么都有的金融机构，还是专注于某个领域。特别是在综合监管的情况下，成为什么样的机构十分重要。”

　　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何大勇认为，“就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而言，发展到如今几十万亿元的规模，事实上都是全能银行，不太可能再成为一个专业化的银行。各家银行能做的是，构建在全能型银行上的某些局部的特色，如县域、国际金融业务或中高端客户等。”

　　“银行在市场竞争中必然要打破专业性界定的壁垒，这是市场选择。最终要在市场竞争中根据不同经营方向和重点形成差异化竞争。”张承惠说。

　　科技赋能推动转型新方向

　　过去几年，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对各行各业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新技术浪潮之中，金融科技创新尤其引人注目，对于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而言，金融科技公司的崛起既是颠覆性的挑战，也提供了抢占风口的机遇。

　　金融科技公司的百花齐放，也在加速推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改变。今年以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与互联网巨头京东、百度、腾讯和阿里巴巴达成了战略合作，且均以金融科技方面作为合作推进的重点项目。

　　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梅兴保认为，大银行应借鉴互联网金融的技术优势和理念创新，同时避免野蛮性增长的弊端。

　　“传统商业银行不能再躺在过去依靠规模扩张和物理网点的优势，它们需要借道，或者说要借鉴互联网金融在线上从事金融业务的好的做法。特别是要借鉴大数据的优势，从大数据方面找到客户的身份信息、消费习惯及行为习惯，对客户进行精准营销。将银行的营销从坐商变成行商，使大银行能找到高净值客户，定向为他们提供金融产品。”梅兴保说。

　　与创新相伴生的往往是各种各样的风险，以经营风险为核心的传统商业银行在转型创新的过程中，依然要把防范风险放在首要的位置。如何在创新与风险之间做出取舍，又如何把握两者的平衡，成为行业思考的热点。

　　何大勇认为，要把握创新和风险的平衡，首先要把握创新的实质。有些创新是围绕客户体验的创新，有些则是监管套利的创新，有些是承担更高风险的情况下进行的创新。真正围绕着客户、围绕实体经济所做的创新，是应鼓励的，围绕着监管套利的创新，不应鼓励。

　　何大勇称，创新过程中还要把控住风险的底线，超越风险底线的创新早晚会受到惩罚。

　　梅兴保同样认为，创新和风险的防控要并行前进，“业务人员在创新产品的时候，就要有风险防控的意识，同时要处理好风险防控和创新之间的并行关系，把风险的防控贯穿于每个创新产品从设计到推销到最后实施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