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市值为300.57亿美元。2000年4月其市值最高值达到1550亿美元。与19年前相比，如今的惠普显得暗淡了许多。
　　有意思的现象是，告别老惠普，在被分拆为HPI和HPE“两个惠普”后，这两家公司的命运如今却截然相反。
　　目前已更名为慧与的HPE，连续7个季度财报增长后，其市值逼近220亿美元，而惠普公司的财报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收入为147.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仅1%，其净利润为8.03亿美元，较上年同期竟下降了59%。“惠普怎么了？”
　　离开惠普已近10年光景的张永红，如今偶尔会和惠普工作的朋友聊天，“老惠普人”也会找机会见面聚餐，每聊起老东家，大家便会不约而同地有上述疑问。
　　从1998年进入惠普，到2009年离开，在惠普近11年的成长，“我的世界观被惠普对客户的尊重，对员工的信任，这些企业文化本质的东西固化下来了。”张永红在向经济观察报记者回忆惠普之经历时说，也坦言“近几年我有点看不太清楚惠普的大战略。”
　　这家在全球IT产业中已历经80载的企业，“文化传承要靠人，需要尊重、遵守、认同这种文化的人处理公司”，但管理层却频繁换血、内部更是动荡不堪。
　　在张永红看来，惠普由盛及衰的转折点，或是2001年斥资收购康柏后，而这一战略转向的开启，来自于卡莉·菲奥莉娜（下称“卡莉”）——惠普历史上第一位外来系CEO。
　　自此之后，惠普的执掌者又经过了4任空降型CEO，“虽然它的文化写在那，但依然会慢慢地淡化掉。”张永红无法对离开后的这些年做过多评论，但就了解到的惠普发展情况作出了判断，惠普走得越来越沉重。
　　事实也确实如此，惠普不仅在全球PC市场的冠军之位岌岌可危，就连公司整体业绩也在不断下滑。
　　日前，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在北京“誓师大会”大会上称，2018年联想PC市场份额超越了惠普，位居全球第一。此后IDC发布的2019年Q1季度全球TOP5PC厂商中，惠普又以当季出货量1358万部拿下了第一的位置，但其2019年第一财季财报中显示，台式机出货量同比下降8%，笔记本出货量同比下降1%，总出货量同比下降3%。
　　更令人关注的是，惠普上季度收入为147.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仅1%，净利润为8.03亿美元，较上年同期竟下降了59%。
　　曾经的“车库传奇”、“硅谷之母”，究竟为何愈发黯淡？

　　空降型CEO　
　　1999年底，引入“美女总裁”卡莉，被张永红视作惠普发展周期中的重要转折点。
　　尽管卡莉对于管理和经营有深刻的认知，处理问题的能力也非常强，但是她的问题或缺点是——缺乏技术背景。此前惠普的任何一位CEO都是内部工程师做起，精于技术逻辑，从来不会从外面招聘空降兵做管理人员。
　　“她对惠普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把惠普的企业形象推至一个相对的高度，同时调整了惠普原有的一些传统文化。”张永红称，彼时应对同质化及竞争加剧的市场环境，卡莉提出惠普整体要加速“change”。
　　记者了解到，卡莉担任惠普CEO的六年里，不仅主导拆分了惠普的公司架构，将电子仪器和医疗仪器部分分拆为独立的安捷伦公司，同时还在2001年主导了一起引人关注的并购案——惠普并购了与之业务基本相似的大型PC制造商康柏，砝码押在了利润更大，且康柏更具优势的服务器市场，但这个并购远未如预想般好。
　　合并虽让惠普公司的股票价格一涨再涨，康柏这一大公司的原有品牌渠道在重组后需要时间整合，而且还会带来经销商的削减，在新惠普公司成立后，2002年8月，惠普宣布了当年第三季度业绩，虽然公司在其PC和打印机营收、市场份额获得了胜利，个人系统部门的利润却从盈利2100万美元，变成了亏损5600万美元，下错了赌注的惠普，陷入困境。
　　卡莉的冒险不仅在此，还在于她还改变了惠普的经营准则，终结“永不裁员”制度，裁减员工多达2.8万人，瞬时打破了此前惠普形成的员工与企业间的平衡关系。“惠普内部执行力很强，各部门协作意识也都很好。”张永红告诉记者，在惠普转型这件事上，卡莉踩了“油门”。她将合并后的新惠普分为打印、接入设备、IT基础设施及服务四个部门，以此优化产品线，提高管理、采购、制造和营销等方面效率，节约成本支出。
　　尽管卡莉改变惠普的决心很大，可把握着惠普主权的董事会并没有信心再看下去，在2005年解雇了她。但董事会并没有吸取空降型CEO的教训，出人意料地让专注于某一行业“小公司”出身的NCR原CEO马克·赫德成为了继任CEO。
　　虽然赫德与前任CEO卡莉相比，在名声和知名度上都相形见绌，但张永红告诉记者，“赫德时代是惠普的顶峰。”在当时，不仅外界对于赫德的经历和资历一片看好，就连惠普的30万员工，在赫德2005年加入不到一个月期间，就感受到了他的影响力。
　　务实、坚决，是张永红在提及赫德时用到的形容词，之所以会钦佩这位外来CEO，“因为他以公司创始人的状态在管理运营惠普”。赫德上任惠普CEO一年后，利润增长率高达1790%，股价平均增长了86.32%。
　　当然，在消减成本方面，赫德不输于前CEO卡莉。他进入惠普第一件事就是裁员，在裁减了1.52万名员工后，将注意力放在高成长业务——企业服务、移动和打印成像业务，将非一流的IT服务业务统统砍掉，以此来给惠普“瘦身”。
　　赫德的方式方法也有弊端，在其任职的5年时间里，短期的成本缩减不少，可精简结构，减少层级，在业务矩阵上扫除冗余的同时，惠普的人才流失也很惨重，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惠普之道”背道而驰。
　　2010年的8月，赫德因“性丑闻”被惠普董事会开除。但在彼时，董事会对外给出的理由是，赫德扼杀了惠普的创新力。赫德的下台直接引发了惠普灾难性的时刻，股价短时间内大跌近10%，惠普市值缩水高达100亿美元。
　　随后惠普通过向SAP前高管李艾科支付了460万美元安家费，将李艾科请上了惠普CEO的位置。据公开资料显示，李艾科上任后至2011年初，主导惠普花了111亿美元收购英国软件制造商Autonomy，同时对惠普的PC业务进行评估后采取全部或部分分拆，以加大惠普向软件和服务转型的力度，重点发展软件和云计算服务。
　　彼时，意图放弃消费者业务，主导惠普转向企业用户的李艾科，给出的理由是，个人PC业务部门，不仅无法为公司带来任何的额外收益，还会让公司每年多花10亿美元。
　　但惠普董事会却在这个决策上犹豫了，并最终保留了PC业务，但先前因分拆传闻发出后，导致的技术人才流失或被挖角，不仅让惠普内部持续动荡，就连其渠道伙伴也信心动摇，纷纷转投宏碁、联想和戴尔。
　　市场上对惠普的信心难以提振，业绩预期持续下调，股价又遭遇腰斩，这一系列后果，让李艾科在短短11个月任职后便被解雇，成为了惠普历史上任期最短的CEO。
　　此后eBay前CEO梅格·惠特曼被寄予厚望，面对大考。“不少人认为惠普需要一个有技术背景的人，特别是在企业服务方面有经验的人来管理。”李浩说到。
　　事实也确实如此，惠特曼的到来未能带领惠普走出困境。
　　这已经是惠普在13个月内换的第三个CEO，每任CEO又都会带来自己的管理层，频繁更换管理层，给惠普带来的后果便是战略不断变化，反复推倒重来。
　　惠特曼上任后，宣布惠普继续运营PC部门，她认为，PC部门是提升用户购买力的重要部门，不能轻易剥离。
　　在坚持“重来”策略的同时，惠特曼也选择对惠普的原有架构展开“推倒”过程。2015年时，在惠特曼主导下，惠普拆分为负责经营个人电脑和打印机业务的惠普公司（HPInc）和专注于数据存储、软件和企业服务的惠普企业（HPE），其中HPE由惠特曼执掌并进行了更加激进的转型。

　　分拆难题
　　一位接近HPE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惠特曼于2015年5月主导的这次公司拆分，把成立了76年的老惠普“拆碎了”。公司被分拆为HPI和HPE“两个惠普”。
　　“两家公司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完全独立，有各自的董事会和各自的CEO，有各自的股票代码，分别上市。”上述内部人士指出，后来HPE更名为慧与，向对外表明与惠普公司的区隔。
　　曾在中国惠普企业集团工作的王媛告诉记者，她过去所在的集团是惠普的优良资产，“其包括服务器、存储和技术服务，另一块是还需有潜力发展的软件，企业服务和云计算。”
　　然而就在2015年5月的一个周四，包括王媛在内的惠普企业集团员工们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CEO惠特曼的内部邮件，邮件标题为“HPtoWininChinathroughTsinghuaPartnership”。这也让王媛此前听到“集团要被卖给清华紫光”传闻后的不详预感坐实了——惠普要把这块优良资产与全资子公司、做网络设备的H3C合并为一家新公司。
　　记者从上述接近HPE的人士处获悉，原来，2016年HPE把服务器存储等部分放在一起，成立了全资公司紫光华山，然后紫光华山和老H3C合并，变成了现在为人熟悉的新华三，其中51%的股权卖给了紫光，HPE占据了另外49%的股权。“这家合资公司经营HPE在中国的服务器存储硬件，以及自营品牌的服务器和存储等。”
　　在王媛看来，HPE主动把这个新公司51%的控股权卖给清华紫光的举动很容易理解，就是帮助H3C国产化，脱离惠普的外资背景，解决其在国内销售的困境。
　　“这个消息曾让惠普员工的民间群炸开了锅。”王媛自2011年加入惠普，在她的印象里，公司在CEO轮换中也发生了各种精彩又狗血的故事，身边不少同事离职奔了他处，原本期望公司在惠特曼的带领下能摆脱泥沼，却不想“刚刚宣布拆分公司的大战略，就开始出售惠普企业中国区的资产，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她还记得2015年5月22日下午，惠普中国区总裁毛渝南在地处CBD的惠普大厦8楼车库开会的场景，员工们都在追问，是否会裁员、调派岗位归属、薪酬待遇等诸多问题。
　　王媛说，过去惠普在中国除了个人业务，其核心业务还有云计算、服务、软件和基础设施四大板块，但自从公司拆分后，真正属于惠普的业务只有HPI。
　　IDC服务器和云业务分析师刘旭涛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在将所有的企业级产品业务交给新华三来做后，新华三便成为HPE在中国境内所有服务的唯一合作伙伴和经销商。“惠普的企业级产品和服务，自此便在中国没有了。”
　　这一点也得到了李浩的印证。他2016年初在猎头的推荐下，加入了紫光华山，但在当时他以为这家公司在HPE旗下，并不知晓最终竟会被新华三并入。“当时HPE的人是外企风格，与紫光这一本土企业人的管理间，有一个角力的过程。“李浩告诉记者，最终被新华三合并后，原有HPE的人，很多技术岗、销售岗的人都离开了。
　　这也是李浩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半年就离开的原因。“其实HPE是一个技术背景很浓厚的企业，其团队架构都是技术型的人。”李浩认为归属新华三之后，在管理上也变了味道，而他所在的市场部中，绝大部分人也选择了离开。
　　惠普在中国发展暴露的问题，不仅仅发生在架构拆分后的管理中，其战略导向上的纰漏，早在十年前就曾暴露出来。
　　2009年10月时，担任中国惠普个人业务副总裁、消费品总经理的张永红，选择离开惠普，加入当时相较显得名不见经传的宏碁。
　　“团队负责的家用笔记本在2004年至2005年月销两三千台，在我离开的那个月，团队业务曾达到一个峰值，月销规模竟达到了25万台。”提及当时的团队业绩，张永红的脸上仍洋溢着自豪，但他也坦言，那期间由于供应商提供的显卡问题，导致了惠普机器出现了产品质量问题，在他走后，事件依然持续发酵，甚至在2010年央视315活动上被曝光出来。“惠普就像一个被中国舆论吓坏的小孩。”曾在某公关公司服务于惠普的李浩对于2010年的惠普事件记忆犹新，他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被打了一巴掌之后就什么都不说了。”惠普自2010年后在中国的公关策略便变得十分保守，而这也印证了它在品牌暴露出问题后，也出现了管理问题。
　　在张永红看来，没有第一时间去面对并解决问题，被315曝光产品问题使得惠普整个PC业务遭受重创。那年“老东家”曾召唤张永红回归，在职级上予他更高权位，有意让他带领惠普的个人业务重返高点。
　　记者查看当时的媒体报道显示，“张永红重回惠普”，直到与记者面对面时，张永红才道出了当时的真实选择，“其实，我最后是拒绝的。”
　　横在两家值得尊敬的公司之间，张永红思考了很久。
　　“每个人进来惠普都是从头开始，大家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张永红还记得，1998年他进入惠普时，除了部门秘书职位之外，第二低的便是身为“管理工程师”的他了。
　　由于惠普人多为做服务出身，“老板希望找做市场销售出身的我，从另外一个维度去提升客户满意度，降低运营成本。”张永红回忆到，那时他打了300-500个售后电话，与反应问题的客户进行服务体验沟通，也是在那时他就感受到了惠普的“尊重”之道。
　　但进入赫德时代，惠普聚焦于软件销售，未能让公司提前意识到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张永红称，“那个阶段惠普没有一些闪亮的消费品面市，这也让其品牌度黯淡下去。”
　　随着以ipad为代表的移动终端兴起，原本利润就薄的传统PC市场受到巨大冲击。尽管惠普后来推出了TouchPad、智能手机等移动产品，但显然无法与早早抢占了市场的苹果公司抗衡。
　　难回高光时刻？
　　惠普公司的历史，与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荷西北部的硅谷的历史完美地交织在一起。
　　在《两个人的帝国―惠普缔造的硅谷神话》一书中如此记录着，1938年，两个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威廉·休利特和戴维·帕克特，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一间小小的车库里，开始了他们的创业梦想。
　　1939年，惠普以538美元原始资本创立，“这不但是一个伟大公司的开始，而且是整个硅谷乃至现代数字时代的起源。”在美国科技新闻记者迈克尔·马龙看来，惠普成为了硅谷的符号，影响着一代精英扎根硅谷，根植创业梦想。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的微软、苹果、英特尔等科技IT领域的巨头公司，都曾深受惠普的“车库传奇”创业精神影响。
　　“惠普是我见到的第一家公司，它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公司，如何善待员工。”苹果公司创始人之一的史蒂夫·乔布斯曾被问及创业梦想，他坦言，要创立一家像惠普一样伟大的科技公司。
　　惠普两位创始人不会想到，就在惠普创立70年后，在遥远的东方国度北京还诞生了一个名为“车库咖啡”的创业主题咖啡馆，以纪念他们的那种创新精神。
　　公开资料显示，在与迪士尼合作开发出了第一款音频振荡器之后，惠普便进入了高速扩张时期。威廉和戴维以技术开发和工程设计为主，主要从事相关生产测试、测量仪器开发等。
　　实际上，在人们熟知的惠普电脑和打印机之前，惠普探索了太多领域：从音频到微波，从无线电到医学监测，从科学计算装置到激光干涉仪。记者了解到，此后，惠普研发出了世界第一台个人电脑，以及后来的喷墨和激光打印机，几乎垄断了打印机市场。
　　伴随着业务和产品的不断丰富，在上个世纪90年代，惠普公司便扩充至12万人，一举成为高科技巨擘。
　　张永红表示，惠普公司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创业历程成为企业效仿的典范，更在于它开创的“惠普之道”文化。他还指出，“惠普是第一家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的外企。”
　　确实，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惠普便于1979年进入中国，成为最早入华的高科技企业之一。1985年，中国惠普有限公司成立，在将技术产品带入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惠普的文化基因和人才培养体系——中国惠普大学成立。
　　2001年，惠普商学院成立，连一直主张追赶惠普的联想掌门人杨元庆，都曾在其中学习管理知识，而张永红也曾是惠普商学院的一位老师。
　　在CBD商圈树起中国惠普大厦这一地标建筑时，无疑是惠普的高光时刻。而今，经济观察报记者再去看，尽管在大楼外侧依然留有HP、H3C和HPE的大logo，可据保安介绍，过去这栋大楼的8层及以上都是中国惠普的，在它们搬离后还空置了许久。
　　如今坐落在望京利星行中心的惠普总部，在进入前可见到HPI、HPE、H3C的logo分立在大楼前面。正如上述HPE内部人士所言，三家公司独立办公，分居在不同的楼层。
　　记者来到位于C栋5层的惠普公司，内部仍旧是外企的工作风格，在前台视野可见之处，是惠普多代PC笔记本的展示台。
　　当记者向前台工作人员询问与相邻楼层的慧与及新华三的关系时，她表示自2016年公司搬来这里，只知道业务集中于PC和打印机业务，不清楚与另外两家的关系。
　　在李浩看来，但凡提到惠普，无论是分析师还是普通用户，都会提到笔记本和打印机。“这一业务有着完整成熟的供应链，是惠普的现金流业务。”但他透露，真正支撑惠普的要看其商用领域的服务，“高速增长的网络储存，是惠普在全球视角下不可忽视的优势。”

　　惠普需要时间
　　随着PC市场价格战愈演愈烈，移动互联网浪潮的快速来临，曾经惠普引以为傲的业务组成，电子仪器、电子设备等几乎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软件等朝阳产业距离太远。惠普的发展历程以及多起并购案例，甚至被列入了当下一些商学院的“失败的投资”探讨案例中。
　　张永红深知，在智能手机、平板的激烈竞争下，PC产业已经萎缩了很多，尽管如此，PC升级循环只是推迟了，拉长的PC升级周期现在开始成为出货、销售增长的动力。“从高端领域来讲，惠普依然占据着较为有利的位置。”他认为，在新经济下，新技术的融入，可以让具备多年技术沉淀的惠普，在智能制造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另外，记者了解到，如今的惠普公司除了做笔记本、打印机等个人信息产品，虽然也在做商用产品，但被认为需要长远去看其发展的服务器、存储、智能边缘等混合IT的企业级产品，却属于HPE的业务，与如今的惠普公司毫无关系。
　　在采访中，谈及惠普，张永红认为，评价惠普在市场上成功与否，不能只看其在中国市场的状态，“肯定是在全球视角下，它能否回到一个相对增长状态。”
　　作为曾经的惠普高管层，张永红怀有期待，实际上曾经在惠普度过阶段人生的王媛和李浩，也表达着“惠普是一家好公司，希望它能够重新闪耀”的期望。
　　张永红说，在与老惠普人聚首时，“recovery（复苏）”是他们对惠普保有的期待，
　　但就记者走访来看，如今的惠普公司要实现这个过程，怕是需要一些时间和尝试。
 

（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