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个人、“散户”，从银行买了假理财，也许并不奇怪，也不新鲜，但身为专业金融机构的银行，也买到“假理财”，并直到监管检查才发现。这不是故事，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故”。
　　这起“事故”，就发生在浙商银行、建设银行之间。裁判文书网近日披露的一份判决书，意外曝光了浙商银行两家分行于2015年6、7月间，在建设银行重庆分行某支行购买的两只理财产品，总金额达8亿元，然而两只产品却实为建行涉事支行行长虚构，连产品编号都没有。
　　案件曝光后，浙商银行的“低级错误”引起了市场广泛质疑。“银行买同业理财一般都是面签，那时候（2015年）也没有硬性要求要查产品编号。”有业内人士对记者称，浙商银行的做法虽有瑕疵，却也是当时行业的通行做法。
　　没有编号的假理财能卖给同业，暴露了银行业务管理、内控的漏洞。到底是哪些管理缺失、漏洞，给内部人员提供了可乘之机？这起“事故”背后还有哪些故事？记者为您细细道来。

　　查编号并非当时必备程序
　　倘若不是监管检查发现，浙商银行西安分行和上海分行，可能始终都未能知道自家银行居然买了一个“假理财”产品。
　　根据判决书披露，浙商银行西安分行（下称“浙商西安分行”）在建行重庆分行购买的理财产品，名称为“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乾元保本型理财产品2015年第16期”、“乾元保本型理财产品17期”（下称“乾元16期、17期”），金额均为4亿元，预期收益率同为6.8%。
　　直到监管检查，浙商银行才发现买了“假理财”。判决书显示，银监会检查浙商银行总行时，发现上述4亿元理财产品没有备案编号，向建行核实时，对方回复该产品在系统内查不到，建行重庆分行没有发行这一产品。
　　而从整个案件过程来看，西安分行虽然进行了面签、核保程序，但在查验产品编码程序时却出现了缺失。相关人员在判决书中的证言亦未提及这一过程。
　　根据披露，2015年4月，浙商西安分行接到相关业务信息，并经核实后，同年6月派出客户经理、核保人员，前往建行重庆某支行现场核保、合同签订。在建行该支行行长办公室，浙商西安分行人员见到了该支行行长，并由后者在协议上签字、拍照后，由涉事建行支行长安排办公室人员盖章。但在整个过程中，均未提及进行了查验产品编码。
　　判决书还显示，2015年7月，经浙商西安分行人员联系，浙商银行上海分行进行内部审批流程后，前往上述建行重庆支行办理了面签，购买了4亿元理财产品，同样也未提及查验产品编码的过程。
　　判决书披露后，浙商银行的上述做法，引起市场广泛质疑。
　　“银行购买同业理财，一般也都是面签，统一编号和备案虽然是必须的，但备案是事后的，查编号也没有硬性要求。”华南某股份制银行同业业务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称，浙商西安分行的做法虽有漏洞，但更主要的原因，与当时行业通行做法有关。
　　“在2015年那个时候，虽然监管要求理财产品编号，但是查备案、编号不是必备程序。”某银行人士对记者称，这也是为什么浙商银行只走了核保核签，却没有查备案的一个原因。
　　不同于个人理财，早在2014年初就已建立规范的产品编号披露、查询制度，浙商银行在建行购买上述理财产品时，银行同业、对公理财的全国集中登记体系尚未建立。
　　原银监会有关负责人在2018年3月的一场发布会上表示，2017年，针对同业、理财和表外业务等为重点，开展“三三四十”专项治理和综合治理，同时指导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建立理财产品信息登记系统，初步实现了理财产品的全国集中统一登记和穿透式信息报送，提供产品登记编码的验证查询。
　　“支行卖的产品是现成的，合同都有固定版本，甚至个人都能在网上买到，况且对方人员、场所、公章都是真实的。”上述股份制银行人士猜测，浙商银行开展上述业务时，估计也套用了现成产品，内部审批上容易通过，也不用查产品编号、备案等，而这一漏洞恰巧被涉事方利用。
　　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浙商银行在此过程中，业务管理没有漏洞和失误。在理财产品投资前，该行既未进行实地尽调，投后亦未跟踪监控资金用途和流向。
　　判决书披露，“乾元17号”融资方财务总监甘某在证言中称，其与建行重庆上述支行行长张某取得联系后，甘某又与张某介绍的中间人、通道方金融机构人员联系，最后完成了融资，而且“融资材料提供、报送很快，没有银行对该公司和项目进行考察”。
　　而浙商银行上海分行顾某则在证词中称，该分行购买的“乾元17期”，由建行发行，且为保本型产品，建行重庆上述支行的责任是承担按季支付理财收益，以及到期后兑付本息责任，业务风险较低，且产品说明书称资金用于同业存款，因此未跟进后续投向。

　　被利用的授权漏洞
　　投资方银行尽调、投后管理出现缺陷的同时，卖方银行的内控可能也存在缺失。而其中最大的漏洞可能出在业务授权、账户管理上。
　　判决书显示，监管检查发现浙商银行购买的上述理财没有产品编号后，经建行重庆分行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证实，该行在重庆范围的理财产品，都是由其所在部门负责发行、下属支行及各网点对个人和机构销售，但该行未发行过乾元16期、17期产品。
　　记者从银行同业人士处得知，2015年时，经过上级行授权后，部分国有大行的支行，可以以自有客户开展同业业务。
　　“当时四大行的支行，很多都可以做同业业务，支行只是卖一个现成的产品，客户是自己的，现在这个业务才逐步收回去。”上述股份制银行人士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授权很可能成为被支行人员利用的漏洞。
　　根据涉事建行支行行长张某的庭审证言，他提及了上级分行的“转授权书”，称“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4月24日，建行重庆市分行转授权书系列文件是真实的”，但是建行重庆分行给该支行的是可以从事相关业务的概括性授权，而非专门针对“乾元16号”的这笔融资。
　　张某证词还称，对接妥当后，浙商西安分行到其所在支行盖章，其大致看了内容后盖了支行公章，没有登记用章，也没有按照内部规程审批，属于个人私自盖章。
　　除了一般授权被作为漏洞利用，银行业内人士还认为，如果要隐瞒上级行，必须在资金账户上“做手脚”，才能最终达到目的。
　　“出了这种问题，一般都是账户管理出了问题，有关人员开了虚假的银行账户，”上述股份制银行人士说，为了便于资金使用，一般情况下，支行会开一个行长控制的一般存款账户，而银行间的正规交易一般是划款到头寸账户，而不是一般账户。
　　该人士还称，因为浙商银行购买的是建行的理财产品，资金应由建行托管，虽然经过多层嵌套，但认购资金应该先支付到建行，再由建行拨付到资管账户，最后进入融资方手中。如果资金进入其他账户，监控并不难发现。
　　而张某的证词也证实了这一点。判决书显示，建行、浙商银行签订的是保本理财，到期后建行必须支付本金，从而形成隐形担保。正常情况下，建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必须将资金管理专户掌握在手中，不会发生认购款流向第三方掌控的情况。
　　张某还称，“乾元16号”的交易结构是，建设银行对浙商银行发行理财产品，但只签订协议，后者出资不经过建设银行账户，而是流入了其他人掌握的资金管理专户，该专户用于购买券商承销的某公司债券，于是资金就由浙商银行流向融资方。
　　根据判决书，张某还供称，与浙商银行签订“乾元17号”的合同时，盖章用印也没有内部审批，而是由其私自使用，且对应的4亿元理财产品是虚假的，支行没有收益。
　　“一般来说，谁发行的产品，项目管理就是谁做，正常情况下，浙商银行是不知情的。”上述银行业人士说，就算知情，理论上也是发行产品的银行担责。

　　专户账户开在哪家银行
　　对比判决书中公诉机关当庭举示的证据，与张某的证词、供述，其中对理财产品资金账户管理、资金流向的说法，存在不少冲突之处。
　　根据判决书，张某在证词中称，其进行的两笔理财业务，分行都不知情，且未向分行报批。虽然否认了上级分行对该支行的转授权书是针对“乾元16号”产品，但却承认了分行转授权书系列文件是真实的。
　　而根据判决书披露，检方列示的乾元16期、17期的相关证据中，也包括了建行重庆市分行转授权书（XX支行）及变更通知。不过，判决书没有公布授权书的具体内容、时间。
　　“虽然支行都是卖现成产品，但所有管理清算都在分行，想套用分行的产品、文件，估计也套用不了。”上述股份制银行人士说，金额达8亿元的理财产品，很难说分行完全不知情。
　　根据张某供述，浙商银行购买“乾元16号”的出资不经过建设银行账户，而是流入了其他人掌握的资金管理专户，以规避账户管理规定，这也存在疑问。
　　判决书显示，检方列示的起诉证据中，就包括浙商银行金融市场业务方案审查审批表、资金业务合规审查表、购买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保本理财的申请及延时申请、建行重庆市分行转授权书（XX支行）及变更通知等资料，以及浙商银行购买的乾元16期期限、预期收益、认购金额等信息。而浙商银行购买理财的资金，则划入了名为“中信-XX-建行资产管理专户”的账户。
　　乾元17期也是如此。检方证据显示，除了分行转授权书、汇款凭证等资料，理财产品的资金也被划入了名为“中信-XX-建设银行资产管理专户”的账户。
　　不过，对于浙商银行支付的购买两只理财产品资金，所划入的“建设银行资产管理专户”是在建设银行设立，还是在其他银行开立，以及建行重庆分行在此过程中是否确实不知情，有待证实。
　　有银行人士表示，该专户的账户名称有“建设银行”，应该是在建行开立，但也有可能开在其他银行，借用了建行的名称。
　　一位大行公司业务部人士告诉记者，若管理账户是开设在建行支行，是需要当地一级分行授权审批的，而且如果账户资金流量较高，分行层面会给予一定关注。

　　银行为何拒绝贷款
　　尽管浙商银行购买的是“假理财”，但事发后并未遭受损失，反而收回了投资。根据判决书披露，浙商西安分行购买的4亿元理财是按季结息，且结息正常，没有出现拖欠，事发后已收回全部出资本金。浙商银行也称，已于2017年7月前全额收回投资本金及收益，未造成经济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两只理财产品的融资方，都具有房地产背景。
　　根据张某证言，2015年初，某企业为开发重庆巴南区的一个地产项目，向其所在支行贷款，同年4月，建行重庆分行不同意贷款，这家公司找了很多信托公司融资，成本都很高。最后才通过张某，以“理财产品”融资。
　　与上述企业一样，浙商银行购买的第二只理财产品，融资方也具有房地产背景。证人证言称，2015年3、4月间，该公司要购买土地开发，因缺少资金想贷款或融资。最后由公司财务总监通过张某完成了融资。
　　从事后风险来看，两家企业资质并不算差。法院披露显示，融资方为两笔理财产品支付的实际成本已经处于很高水平，分别达到16%、14%，对应金额高达7136万元、5612万元。
　　如此之高的融资成本，却并未发生风险。而2014年至2015年间，是房地产行业的宽松周期。公开信息显示，2014年4央行创设抵押补充贷款（PSL）以支持棚改，此后，全国多个地方政府放宽房产限购政策，当时多个金融监管部门也陆续出台措施，放宽房贷、房企发债政策。
　　在此背景情况下，银行为何要拒绝企业贷款，仍然是一个谜团。
　　记者从一位大行支行高层了解到，通常来讲，建行对于房企的信贷政策较为审慎和平稳，尽管当时可能处于房企融资宽松周期，但也并不代表银行一定会放贷。尽管这两家房企资质不错，但银行内部一般会在总行层面有白名单制度，或许这两家房企当时不在白名单内，所以无法在建行内融到资。
　　不过，在房企融资放松时，银行也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收紧银行非标业务。从2013年到2014年，监管多次发文，对银行非标业务进行规范。其中包括将银行理财资金投资非标准化产品规模的上限，限定为理财产品余额的35％与上一年度总资产的4％之间孰低者。且要根据所投资基础资产的性质，准确计量风险并计提相应资本与拨备。此后，银行理财的非标业务持续下降。
　　但从理财产品的交易结构来看，这两只产品都是典型的非标融资。以“乾元16期”为例，浙商西安分行认购后，资金汇入“中信-XX-建设银行资产管理专户”，中信证券又与其他银行签订合同，通过委托贷款放款。
　　“这在当时是普遍的业务操作，就是非标额度不够，套了其他银行的产品，就变成为同业业务。”有银行同业人士称，对于上述“假理财”，建行分行层面应该是知情的，只不过用支行出合同的方式，可以逃避检查及责任。而在此过程中，经办人又收受了了地产商2%的“佣金”。
　　记者向建行询问案情相关细节，截至记者发稿，建行尚未回复。
 

（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