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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日报:如果被乱收费的不是“大V”之母
      时间:2013-05-28 18:30

  “我母亲82岁了,从北京回老家补办一个身份证,你们竟要她在那里等一个月以后才可办理,还强收她十元钱办理电话通知费!”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25日晚在一条微博上发出的抱怨,事发地在衡阳市祁东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仅仅过了不到一天,当地公安部门亲自登门道歉、退费,并表示会严肃处理涉嫌乱收费的户籍协警。(5月27日《潇湘晨报》)

  这个看似值得高兴的结果,却让我们这些围观者高兴不起来。原因有二:其一,当地公安部门这项明显涉嫌乱收费的“电话通知费”,难道只是针对于建嵘母亲一个人吗?恐不尽然。其二,如果被乱收费的不是于建嵘教授的母亲,事情会处理这么迅速,当事人会得到如此的“待遇”吗?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

  最大的可能是,当地公安部门对所有前来办理二代身份证或者是其他相关业务的人,都会收取所谓的“电话通知费”。而绝大多数普通市民,即便认为这样的收费不合理,但也不得不交,即便投诉了也没有人理会,最终也就不了了之。只不过这一次乱收费收到了名人于建嵘母亲的头上,结果被于建嵘利用自己名人的身份予以曝光,让当地公安部门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才以如此迅速的速度给予解决而已。

  这也就是说,事情的迅速解决,并不是当地公安部门知错能改,而只是偶然性地碰上了“不好惹”的名人,公安部门只好“自认倒霉”。而类似的事情以前还发生过不少。比如,院士的笔记本电脑被抢,当地公安部门迅速成立专案组后,10天内找回电脑。比如刘洋父母所住的小区停水停电,小区居民打出“刘洋别回家,家里没水没电”的横幅。结果17分钟后,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就出面道歉,并给业主经济赔偿。

  问题的关键是,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而言,自己既不是名人,也没有身为名人的儿子和女儿,无法利用名人效应和舆论声势为自己维权。于是,也就没人把他们的权益当回事。依靠名人效应维权的背后暴露出的,恰恰是普通人维权的艰难。所以,即便于建嵘母亲的事情得到再圆满的解决,都无法让我们感到高兴,反而平添几分悲哀与无奈。对于普通人而言,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没有对侵权者的严肃问责,则他们的合法权益,难免处于风雨飘摇的无保障境地。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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