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经费，大头花在轮子上。公车改革，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近日有媒体报道，全国先后有14个省份的部分县市进行了公车试点改革，但能够坚持下来的寥寥，多数试点“夭折”，甚至一些试点已出现公车“回潮”。

　　从东北的大庆、弓长岭，到湖北的老河口，这些曾经名噪一时的公车改革试点，现在要么裹足不前，要么偃旗息鼓、故态复萌，其背后的原因固然很复杂，比如货币化车补的弊端、利益结构失衡、一些领导干部的抵触等，但从更大更深的层面反思，缺乏制度设计和政策统筹则是重要症结。

　　不难发现，一些试点“自带干粮”搞改革，常常陷入上下难协同、政策配套不足、改革动力易衰竭等困境，最终的结果，往往是随着人事调整，出现“人走政息”，导致不少试点受挫、出现反复，甚至形成“谁改革谁吃亏”的“负面激励”效应。

　　反腐败关键在“常”“长”二字，公车改革也是这样。今天，已经徘徊和摸索了近20年的公车改革进程，能不能有新的突破，关键是能否激发更为强劲而持续的动力，让改革在更大层面上推进。一些地方试点的困境，已经从反面说明，“自己改自己”、局部突破的公车改革方式碰到了“天花板”，加强顶层设计、发挥制度力量，注入“自上而下”的改革动力，正在成为新的改革课题。

　　如果从改进的视角看，地方公车改革试点有教训，但也积累了不少“正资产”。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公车货币化模式，以昆明为代表的公车集中管理模式，以杭州、温州等为代表的集中管理+货币化模式，“公车加标识”、“GPS追踪定位”等监督方式，都是地方公车改革的创新成果，确实也取得了不少成效。这为公车改革的深化打下了一定基础。

　　改革不能停顿，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借鉴地方试点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从个案中提炼共性，从探索中总结规律，进而优化制度设计、强化顶层统筹，对公车改革的范围、目标、原则、公车分类、分步实施等作出明确规定，推动“自愿探索”转变为“强制性改革”，告别“末端处置”走向“源头治理”。依靠顶层设计这一新支点，实现上层决策与基层探索之间的良性互动，必将聚合推进公车改革的强大正能量。

　　当前，各地深入落实八项规定、推进转作风，新一届政府努力兑现过紧日子的“约法三章”，全社会对反腐倡廉高度关注、积极参与，在这种大环境下，更应顺势而为，及时把地方成果固化为长效机制，运用制度力量去啃公车改革这块硬骨头，才能跳出“喊一阵、改一阵、歇一阵”的应景式改革，从根本上破解公车私用、公车浪费等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