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智库江湖，华山论剑，谁逞英豪？还看宾夕法尼亚大学一年一度的全球智库“琅琊榜”。

　　在这个榜单上，中国社会智库引人注目。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2016年全球共有智库6846家，其中北美洲智库数量最多，拥有1931家；欧洲其次，拥有1770家；亚洲紧随其后，拥有1262家。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拥有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有1835家。中国依然是世界第二智库大国，拥有智库数量达到435家。

　　中国智库全球第二，和中国的综合实力基本相称。伴随着中国战略实力的提升，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出现反全球化逆流的情势下，中国社会智库大有可为，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全球智库的引领者。

　　尽管如此，中国社会智库也需要新突破。

　　首先是改变野蛮生长的紊乱状态，实现去芜存精的有序发展。宾大统计的中国智库435家，即便除去官方智库，也属于“不完全统计”。从互联网搜索即可看出，冠以智库名称的所谓“智库”多了去了。有些机构或组织，随意搞了一场所谓的研讨会就可以称作智库。这样的发展态势，显然不可持续，因而，社会智库的发展必须经过去芜存菁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是通过市场的自然淘汰，也可以通过标准化的他律来实现。目前，社会智库还是处于自生自灭的态势，但从上榜的社会智库观之，足够多元和吸引力的人才吸引力，机制化的组织机构，充裕的资金支持以及系统化的思想成果，是社会智库实现突破的基础。而且，为了改变社会智库野蛮生长的紊乱状态，促其从量变到质变，也应通过有序和制度化的管理制度，通过建立社会化智库的“金标准”和评价体系，实现良币驱逐劣币。

　　其次是解决新型社会智库的身份定位问题。中国的社会智库，面临着难以摆脱的尴尬，即身份定位上的权力尾巴、资本附庸和学术外挂，三大尴尬凸显中国智库身份定位的功利属性。诚然，即便是兰德公司和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顶级智库，也不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的独立。但其成果却可能直接为政府所用，也可以说，智库成果和政府政策虽然不是平等的关系，却称得上平行或平衡——智库作为政府外脑的作用是显然的。但是中国的社会智库，要么是对现实政策进行正面评价，或者是不疼不痒的解读解释，要么追求逆反式的非理性否定。此外，由于社会智库的主体来自学界，因而中国社会智库的研究成果不接地气，隔膜现实，从而变成纯粹空谈的学术外挂。

　　中国新型智库不可能排斥政府，更不可能独立于市场和学术，但如何保持和权力、资本以及书斋的距离，而且摆脱中国传统的智士、帝师、游侠习气，是中国新型智库亟需思考的命题。和权力、资本和学界维持若即若离的独立身份，在庙堂之高、市场之利和江湖之远之间确立自己的主体定位，在洞悉中国国情、社情、市情和民情的前提下，拿出属于自主知识产权的思想产品出来，对公众政策作出正面影响作用，方为正道。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先生认为，中国智库有“库”无“智”，存在知识道德化、知识权力化、知识金钱化、知识名誉化、知识神秘化、世俗主义宗教化、社会讨论意识形态化、知识娱乐化、知识虚假化等九大问题，其实都是中国社会智库身份定位功利化的结果。

　　其三是秉承专业精神有所作为更重要。从上榜“宾大”的社会智库看，摆正身份定位，敢说真话，秉承专业精神是社会智库赢得尊重的关键要素。譬如察哈尔学会，创会主席韩方明在去年“两会”上的提案，让永兴岛变成离岸管辖区，就颇具新意，不仅给南海岛屿争端提供了和平主义和符合全球化的新途径，也有助于维护中国的岛屿主权，在海内外引起轰动。客观而言，这一提案的确有其独到之处，值得一试。

　　专业精神不是刻舟求剑，而是在精研专业的同时，秉承现实主义，尤其是能利用社会智库的智慧，能够在国家大政方针所不能及的领域有所建筑。去年以来，中韩关系因为萨德入韩而陷入困境，中韩外交在官方层面也陷入僵局。突破两国关系的困境，民间层面的公共外交具有另辟蹊径的独特作用。察哈尔学会做出了有益探索。一方面，察哈尔学会拥有相当数量的韩国政学两界的研究人员，学会研究能够准确参透韩国政情、商情和民意；另一方面，学会在韩国首尔成立分支机构，既打开了中国智库观照韩国的民间外交窗口，也有助让韩国社会了解中国。更要者，察哈尔学会在中韩两国举行了多次有针对性的研讨，对化解中韩两国因为萨德而生的无解和龃龉起到了润滑作用。

　　中国社会智库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智库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崭露头角。在全球化遭遇挫折之时，世界给了中国机会，也给中国智库提供了机遇。实现自我突破，在全球播撒来自中国的智慧之光，给全球提供先进的思想产品，是中国社会智库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