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吸引外资正在减速。今年上半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了0.1%。

　　从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开始，今年上半年，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近两个月更是密集“发招”。

　　在市场开放上，中国先修后订了新的自贸区负面清单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缩减了多项外商准入限制；在改善营商环境上，修改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推行外资领域“放管服”改革。

　　中国高层更是频频表态，要求在全国推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扩大开放水平，大力引进外资。

　　在大规模的产业升级时，中国乐于看到外资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领域，而部分依赖低劳动成本、低环境成本，或仍钟情于“超国民待遇”的外企，在中国的生存空间可能会受到挤压。

　　这并不是外商投资环境的恶化，中国正在构建一个“中性”的外资政策框架，这个政策框架的核心是国民待遇、公平的政策环境和竞争机会，以及法制化、规范化的市场监管体系。

　　外商投资环境恶化？没根据

　　汤森路透近日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美国公司参与的在华并购交易金额从上年同期的7.71亿美元降到5.23亿美元，降幅达32%，降至2014年来的最低值。

　　在8月3日的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回应称，并不了解这一数字的具体的情况，但根据商务部的统计，以人民币计，美国企业在华并购实际投入的金额除2015年同比有所下降以外，其他年度均呈上升的态势。今年1-6月，美国企业在华通过并购方式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了2.3%。

　　“中国政府一向鼓励外国投资者以并购的方式来华投资，我们于近期进一步简化了对外资并购的管理程序。”高峰表示。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之所以在并购数据上出现较大的差异，最大的原因可能在于统计口径的差距。此外，中国以人民币为标准统计，而国外以美元为标准，随着汇率的波动，也会影响统计结果。

　　“我们的并购数据是根据各地报表或注册批准项目的统计，而它们可能根据各自工商部门或者企业协会进行的统计，其标准有的是以签约为准，有的是以到账为准，有的以建成为准，所以存在较大差异。”

　　此外，特朗普推动制造业回归的政策也会影响美国企业来华投资。白明表示，特朗普上台以后，降低了美国工业企业所得税，增加了边境税，加上美国燃料价格的逐渐降低，抵消一部分劳动力成本劣势，两国的经营成本差距有所缩小。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415.4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了0.1%。

　　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郝红梅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近年来中国吸引外资较为乏力，上半年各级政府频繁出台了多项吸引外资的政策，不过政策效果并非立竿见影，跨国公司接收到政策信号之后对投资进行研究、调整需要时间。

　　郝红梅表示，目前国际上投资保护主义抬头，跨国公司投资意愿降低，部分产业已由离岸生产转向近岸或在岸生产。而从国内看，外资在经历30多年的高增长之后，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进入一个中低速增长阶段，外资流入增速放缓可能成为一个常态。

　　实际上，近来外界存在不少声音质疑中国投资环境出现恶化。近日，上海美国商会发布报告称，面对中国复杂的营商环境及其带来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外资企业只能长期保持谨慎态度，并担心中国的政策措施偏袒本土企业。

　　高峰在回应这一问题时称，上述报告显示，去年77%的受访美国企业在华实现了盈利，比前年上升了6个百分点，73.5%的企业实现了收入增长，较前年上升了12个百分点。这充分表明，中国的营商环境是在不断改善的，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担忧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白明认为，说中国投资环境恶化是没有根据的，部分国外企业可能对新的经营环境存在误解。

　　一方面，中国正处于产业升级过程中，部分低端产业的竞争力确实在消减，部分企业开始转向东南亚。中国不能继续依靠过去的低劳动成本、不计环境成本的发展模式，如今更鼓励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

　　“一些欧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项目是高耗能高污染的，随着我们节能环保的要求越来越严，这些企业在中国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压缩，这并不是中国投资环境的恶化。”白明称。

　　另一方面，过去中国对外资的招商引资很多是靠税收、土地等各种优惠政策，部分外企享受的是“超国民待遇”，但如今内外资统一，“超国民待遇”时代已经过去。

　　“未来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更多的是中国巨大的市场、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等，而不仅仅是土地、税收的优惠。”白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