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作为宋美龄生前唯一认可的传记作者，历时8年亲访宋美龄本人及其亲友，并参阅了美国中情局与外交部最新解密档案。

在尼克松访问北京后，蒋介石的健康迅速恶化，蒋夫人并没有掩饰她对丈夫健康的关心。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一心地想让他活着，不惜一切代价，仿佛他是不朽的。在1972年初夏，已经患有心脏病的蒋介石感染了肺炎。从那时起，他只是名义上的“总统”。他大部分时间卧病在床，但是思维仍然敏捷，只是身体很虚弱。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72年7月18日。美国“大使馆”向华盛顿报告，蒋夫人单独接见了一位重要的外交客人。“外交官”相信，她丈夫参政的时间会变得越来越少，所以她已经成为他的“发言人”，“外交官”还提醒说，在“双十”纪念日的群众集会上，按惯例，蒋介石和宋美龄都要站在“总统府”阳台上。

事实是，蒋介石不仅是生病了，而且在7月22日陷入了昏迷状态。他的突然昏迷导致他阵营的人员混乱，但蒋夫人及时挺身而出，犹如战场司令官一样指挥着大局。当她从医务人员那儿得知她丈夫的病情时，在她的脑海中，保密是最重要的，她下达了严格的命令，整个秘书处和“总统府”医务工作人员不得休息，也不能跟他们的家人联系，包括周末，直到接到另行通知为止。如果其家庭成员打电话查询，他们将被告知，他们的亲人已被送往台湾南部无限期地处理紧急公务。她做了最坏的打算，开始策划、安排葬礼。

时间在焦急中一天天过去，但蒋介石没有清醒的迹象。他的身体插满管子，医生几乎一直在为他按摩，维系其生命。在孔令伟的帮助下，蒋夫人密切关注着他治疗的各个方面，经常会为了他的治疗而与医务人员发生冲突。

现在蒋经国管理着台湾，他已于1972年5月晋升为“行政院院长”。他把注意力从军事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并提出十项重大基建工程。在全球石油危机到来之际，“政府”的投资促进了经济发展，帮助台湾安全渡过了危机。

尽管责任重大，但蒋经国仍然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他采用平民政治家的形象，穿着军事风格的衬衫和风衣，但仍然对美国式的民主表示怀疑。他不以任何形式的理论家出现，而且糅合着平民主义的味道。“我必须为人民做一些事情。”据传他经常私下里这样说。蒋经国常常会和国民党的元老，那些挡住他尝试建设现代化“政府”的人发生摩擦，因而他任命了更多的台湾人和年轻人。晋升为“行政院院长”，他迅速采取行动，压制和他父亲同时代的保守官员，他的行动涉及到军队、“国民议会”、“立法机关”等权力机关。他公布了十条严格的法规，被称为“十戒”，打击了他的父亲曾长期容忍的忠实伙伴的腐败。他正式通知各个“政府部门”，他们不能举行盛大宴会，或频繁出入夜总会和酒吧，不能嫖娼，以减少贪污机会。他禁止在“政府”办公场所打麻将。

蒋经国也招募台湾本地居民和技术官员，李登辉作为新人被纳入蒋经国班子，成为“政务委员”。这个台湾原住民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取得了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因为他缺乏政治经验和权力基础，所以台湾的任何一个政治团体都不认为他会有政治前途。

1972年，随着夏季结束进入秋季，蒋介石的病情没有任何好转。他被转移到退伍军人医院，在那里，他的妻子和孔令伟轮流在房间里照顾他。蒋经国也在邻近父亲的一个小房间睡觉。虽然蒋夫人把蒋介石的病情告知公众，但谣言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公众认为，蒋介石的病情严重，甚至会死亡，这都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离开公众视线了，却没有任何解释。

1973年1月，在昏迷了半年之后，蒋介石恢复了意识，他的妻子、家人和工作人员为此欢欣鼓舞。他身体非常虚弱，但思维却非常敏锐，他的记忆并未受到影响。然而，不能动弹让他感到沮丧，也使得他暴躁地对待疲劳的、从来没有离开医院轮流照看他的工作人员。在炎热环境下，蒋介石坚持要别人夜以继日地用扇子为他扇风，因为他不喜欢空调和电风扇。

苏醒后数月，蒋介石仍然没有康复到能够重新出现在公共场合的程度。1973年4月美龄写信给即将离开台湾的魏德迈，说她的丈夫逐渐从严重的“肺炎”中康复了，但无法在他访问期间来看望他。到了1973年年中，他已经可以在椅子上坐起来了。蒋夫人抓住机会，让他以他现在的身体条件，消除四处纷飞的谣言。为了“证明”他不仅活着，而且活得很好，除了管理“政府”，她还安排了他与孙子蒋孝勇在一起拍摄婚礼照来缓解压力。

1973年9月蒋夫人匆匆赶往纽约，因为宋霭龄在那边因不明病因住院了。第二年，在“双十”纪念日里，蒋介石并没有按惯例出现。在美国期间美龄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但是两个星期后她就得返回台湾。在美龄离开后四天，霭龄去世了。回到台北，美龄选择放射治疗而非手术。她对此事守口如瓶，甚至也没告诉她生病的丈夫。次年，她做了乳房切割手术，蒋介石问，为什么她不像往常一样每天探望他两次。他被告知，她去美国进行了一次简短的旅行。

1974年年初，马康卫“大使”即将退休，并返回美国，蒋夫人为蒋介石能否与马康卫在离开台湾前见面担忧了很长时间。她担心，如果他没有与马康卫会面，将会被视为不礼貌的行为，并有可能对华盛顿和台北脆弱的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她决定，在1974年的3月25日和已87岁高龄的蒋介石为马康卫举办个饯行宴会。这将是1972年7月以来蒋介石第一次接待外国客人。

但是，蒋介石的医生们非常担忧，坚持认为他不能离开心脏监视器片刻，更不要说是进行一次晚宴。毕竟，前段时间他的心脏常常停止跳动，要靠他的医务工作人员帮他恢复心跳，而且这些情况发生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如果是他一个人在吃东西时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可能无法抢救他。

为此晚餐的所有细节都经过精心安排。在约定的时间，蒋介石坐在他的轮椅上，等待马康卫的到来。医务人员带着氧气瓶和急救设备，隐藏在餐厅的附近。“副官们”在附近焦急地徘徊。席间蒋介石的表情有点儿不自然，当他说话时，总是含糊其词，而且大口地喘着气。蒋夫人对马康卫熟练地“解释”她丈夫想说的话，但没有掩饰“总统”十分严重的病情。

在访问北京凯旋归来的数月里，尼克松的政治生涯达到顶峰，但1974年8月的水门事件结束他了的总统任期。当白宫总统办公室的秘密谈话内容录音被泄露后，他掩盖共和党臭名昭著的盗窃行为也被曝光了。随着弹劾的迫近，他辞职了。“我们已经开启挡在中美之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门，”他在辞职讲话中说道，“我们现在必须要确保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是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蒋夫人立即去会见他——不是为他在办公室留下的丑行，而是他关于中国的发言。她说：“打开大陆的大门确实是一件好事。”她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打开大门意味着自由进出。但遗憾的是，我所有同胞们却不允许离开这个国家。”

1969年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德鲁·皮尔逊去世后，他的继子将他的日记整理成书。一场书稿争夺战在各个大出版社之间爆发。皮尔逊成功做了几十年政治八卦专栏作家，他的全国知名的专栏和电台节目已经非常强悍了，但真正离谱的故事是他自己保存的日记。霍尔特—莱因哈特—温斯顿出版社在1974年出版了这本书。书中声称蒋夫人与温德尔·威尔基在40年代初曾有过婚外情，还声称，中方高级将领曾让女儿在战争期间陪美国军官睡觉以获得军事机密。蒋夫人非常愤怒，指示设在纽约“领事馆”的台北新闻办公室起诉出版商，并索赔数百万美元。两年后，此案解决，出版社公开道歉并承诺在以后的印刷过程中删除那些令人不愉快的材料。

1975年初，蒋介石的健康每况愈下，不过这一次没有缓过来。在蒋介石临终之际，美龄发布了一个奇怪的、散漫的、充满愤怒的宣言，这个宣言长达32页，使用文言和朦胧的词语攻击美国。宣言中，宋美龄声称，美国已“萎靡不振”，其国际威望不断下降。她首先批判了美国缓和与北京关系的政策，但后来只是莫名其妙地谩骂一切：从美国的年轻一代吸食大麻和违禁药品，到年轻男性留着时尚的长发，再到波士顿的种族对立和福利欺诈。“伟大的美国梦变成什么样子？优雅地消磨时间，庄重地看待事物，刚毅、机智、慷慨的精神和礼仪——当我在美国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这些就是美国梦的精髓。”她抱怨道，“美国在1942年和1943年发生了什么，它的力量、爱国主义和感染力怎么了？”这好像是她指责美国没有帮助她的丈夫反攻大陆。

随着死亡慢慢临近，蒋介石把他的妻子和大儿子叫到床边，要求他们手牵着手，向他保证，他们会好好相处就像母亲和亲生儿子那样。1975年4月5日午夜，蒋介石死于心脏病突发，享年89岁。这天是清明节，中国人祭祖的传统节日。

这个消息在岛内传出后，就像是“强烈的情感地震”，一位台北哀悼者这样对比利·格雷厄姆形容。美国驻台北工作人员准备对华盛顿发五个字电报：“花生已种下。”但他们认为伦纳德“大使”不会允许他们这么做，虽然他们是在开玩笑。

蒋介石最后在遗嘱中写道，他认为自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孙中山的一个忠实追随者。美龄收到成百上千的吊唁，包括福特汽车公司的董事长亨利·福特二世、罗纳德·里根、葛培理牧师和美国第一个华裔参议员邝友良。

在蒋介石去世的几天后，士林官邸的园丁负责人方允浩（音译）在早上六点接到紧急电话——蒋夫人找他。在蒋介石卧病在床期间，他的副官已下令让方允浩用红色花朵取代士林官邸花园所有的白花，这是因为，中国迷信说白色是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而红色是一个吉祥的颜色。宋美龄告诉园丁，葬礼将在几天内举行，所有的花草要改回白色，因为外国人来了，看到红花将会尴尬。“她很不高兴。”方允浩回忆道，“她拉着我的手说：‘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办，但是为了‘国家’的面子，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尊严，我们必须改变花朵颜色。’”因此，方允浩全力以赴地把所有的红花都挖掉，及时种上白花。

美国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飞往台北代表美国参加蒋介石的葬礼。虽然有两个日本前首相到来，但美国是唯一派官方代表的国家，联合国未派任何人。美国政府原本计划派遣一个级别相对较低的官员，如农业部长，但由于陈香梅的干预，在最后一刻才确定派纳尔逊·洛克菲勒。蒋夫人对这些都一无所知。

4月16日，葬礼在台北孙中山纪念馆内举行。所有的“外交使团”都三人一组走上前对着蒋介石石像行鞠躬礼。蒋介石最喜欢的书都放在他的棺材内：《圣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唐代诗集和《荒漠甘泉》。蒋经国和蒋纬国陪伴在宋美龄身边，在盖棺一刹那，蒋夫人忍不住失声痛哭。她戴着墨镜，脸色显得苍白疲倦。蒋经国也失声痛哭。棺材被百合和白色的菊花包围着。蒋介石的牧师周联华宣读了第23章圣经诗篇，儿童唱诗班演唱了《上帝召唤你》。

由黄色和白色的菊花覆盖的灵车，开向蒋介石的避暑胜地慈湖。全岛默哀一分钟。行进在温暖湿润的春天里的送葬队伍长达40英里，众人边走边唱着挽歌。路边的桌子上摆满的熏香、水果、鲜花和蜡烛，它们按照中国的传统堆叠着。成千上万的人们排队站在路边。蒋夫人后来写道，“他们中许多人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以至于我的心也随他们而去了。我的悲伤在他们的悲痛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蒋夫人以为，匍匐在地的人们是因为敬爱他们的领袖而哀悼，但是他们情感流露并非为了哀悼独裁者，而是因为他们返回大陆的梦想就此破灭。

蒋介石的遗体被埋葬在一座树木繁茂的山坡上一个正方形红砖别墅的庭院中央。他选择这个地方，因为它提醒他祖籍在哪里，将来回归大陆了，他希望能迁葬回老家。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美龄难以接受她丈夫的死。“我觉得他好像是在旅行。”她在写给艾玛·米尔斯的信中说，她仍处于悲痛中。

1975年9月17日，美龄离开台湾到美国“紧急治疗”。她乘坐的是松山机场的军用机，蒋经国和其他百名朋友、官员为她送行。启程之前，她发表了一篇散漫的演讲，这更像一篇告别讲话，而不是一篇短暂的旅行讲话。在她丈夫长期生病和他死后承受“巨大的悲痛”期间，她觉得自己的健康已经恶化。她没有透露疾病的性质，但是国外报道说，她最近曾两次因为乳腺癌而动手术。

她劝她丈夫的追随者保持信心。“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她引用《论语》中的话说，“……48年来我与‘总统’一起生活，我们互相激励，”她说，“现在我面对他温柔的笑容，我觉得他好像依然健在，而且还站在我身旁……当我闭上眼祈祷时就能看到他。”

美龄的离去并不完全是因为健康原因。她与蒋经国已尽职尽责地履行他们向蒋介石做出的承诺，要好好对待对方，但他们都非常自以为是，并且在许多问题上想法相左，尤其是在同美国的关系上。在蒋介石去世后，有人说，她试图掌握大权。作为回应，蒋经国冷静地扮演了孝顺儿子的角色，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和美龄是多么不喜欢对方。她的孔氏亲属推举她出任国民党领导，但就在蒋介石的葬礼后两周，蒋经国当选国民党主席，而且没有人反对。最后她说：“还是让你来做吧，你想怎样都行。我要去美国。”

当她在纽约治疗由六年前车祸造成的脖子和左腿的疼痛时，她被诊断患上了严重的带状疱疹。1976年4月，她不顾医生的建议，坚持回到台湾，因为正值蒋介石逝世一周年。在台北，她从浴缸中滑倒，撞击到头部。几个月内，她无法用她的左手，而且只能拄着拐杖行走。1976年8月美龄飞回美国继续接受治疗。她以假名在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检查了10天。9月中旬，她回到纽约，在长岛养病，孔家在长岛有房子，美龄在美国逗留期间都是住在那里。她由外甥和外甥女、霭龄的两个子女孔令侃和孔令仪以及医生、护士一起照料。

蒋介石把战败归咎于命中注定，但毛泽东能够表现出胜利者的大度，称蒋介石为“老朋友”。只有一件事情，他们认识上达成一致，就是台湾应回到祖国的怀抱，但他们都没看到梦想成真的那一刻。

毛泽东没有为他的政府在国际上的地位显著提高而欢欣鼓舞，也没有羞辱他昔日的对手。1976年，首先，周恩来总理逝世，随后，毛泽东的战友朱德将军逝世。接着，大地震袭击了河北省唐山，造成24万人的死亡。最后，在1976年9月9日，在标志着自己革命生涯开始的秋收起义纪念日，毛泽东逝世了。至于收复台湾，他说，这需要时间，由下一代努力去完成。

在美国，由于带状疱疹和以前受过的伤，美龄实际上已数月卧床不起了，现在她不得不重新学习如何走路。“随着连续理疗和锻炼，我感到身体有很大的好转。”她在1977年1月写给魏德迈的信中说道。至少在精神上她已经恢复。在感谢魏德迈寄书给她后，她又拉回到她喜欢的话题上来，认为世界出现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糟”的状况。“自由世界的天真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多的残酷、悲惨、束缚、灭亡。”她说，“我认为历史将证实我的思想和那些像我这样有魄力的人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