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与也深，相知更切”——彭德怀与左权在太行山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因叶剑英从事与国民党的统战工作，朱德也于1940年5月回到延安，所以在八路军领导人中，一直坚守八路军总部的只有彭德怀和左权。自八路军总部1938年2月挺进太行山，到1942年5月左权牺牲，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彭德怀与左权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政治上互相信任：左权将心中的苦闷向彭德怀和盘托出，彭德怀决定直接向中央为其申诉

　　彭德怀与左权同是湖南人，两家相距不过百里，两人均出生于贫苦农家。彭德怀于1898年10月24日出生在湘潭县彭家围子，幼年只读过两年书，因家贫辍学务农，讨过米，下过煤窑。15岁参加饥民闹粜，被官府通缉，逃到洞庭湖当堤工。左权于1905年3月出生在醴陵县(今醴陵市)平桥乡一户贫农家庭，一岁时便死了父亲，曾几度辍学，后在亲友的资助下上了县立中学。

　　但两人的成长经历却完全不同。彭德怀行伍出身，1916年入湘军当兵，1920年在连队秘密组织救贫会，后因派会员杀死一恶霸而被捕，在押解途中逃脱。1922年改名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回湘军任排长、连长、营长。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左权则是学生出身，就学于多所名牌军校。1924年3月考入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后来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被选派到苏联留学，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0年回国，成为党内为数不多的既有军事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家。

　　相同的家庭背景使他们互相信任，不同的成长经历又让他们互相仰慕，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1941年11月的一天，左权向彭德怀讲述了自己心中隐忍了近10年的苦闷：他曾因“托派”文件事件而遭受留党察看处分。

　　本来，这只是一个误会。1932年5月，有人向苏区中央局告发，称左权在任红军新十二军军长时，曾收藏过“托陈取消派”的文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闽西的红新十二军攻占汀州时，上海托派组织通过邮局寄刊物给红新十二军政委施简。1930年12月红新十二军军部开会时，一团政委刘梦槐无意中在施简的衣袋里发现了托派文件，于是当即将文件交给左权看。左权为不使文件扩散，看后便放进自己的衣袋里，事后也没有向中央汇报。因此，苏区中央局决定解除左权职务，调其回瑞金。左权一再向党说明事实真相，但无法为当时的中央相信。只是由于他从上海进入苏区后，工作表现一向很好，作战勇敢，才没有被当作反革命论处，但还是给了留党察看8个月的处分。

　　为此，左权虽一直受到重用，但在精神上却极其苦闷。

　　听了左权的倾诉，彭德怀想起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王明曾对他说的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你的党性哪里去了?左权是托派，你们为什么还让他当(副)参谋长?!”他觉得王明对左权的成见很深。左权说：“只要王明在中央，我就翻不了身。”

　　了解到战友的苦闷，彭德怀决定直接向中央为其申诉。11月25日，彭德怀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几年来，对于左权同志的处分，虽在事实上早已撤销了，但在党的党规上从未作出明确结论，致左权对此事苦闷不释。根据我对左权同志的了解，不论在中央苏区及长征时期，(他)对党的路线是忠实的，对于工作是积极的，负责任的。年来在政治上已有较高的进步，过去的问题应该清理一下，建议中央撤销(对)他的处分，使其安心。”

　　同年12月29日，彭德怀又将左权的申诉信电传中央，并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

　　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决定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负责调查此事。可惜的是，还没等到中央的正式结论，左权就英勇殉国了。

　　工作上互相配合：一个作战略谋划，一个作实施方案

　　作为一名军事理论家，左权对司令部的工作有自己的见解。1938年3月，他在第二战区东路军将领会议上发言说，司令部是指挥员指挥军队的机关。它的主要使命是：拟定战斗(战役)的计划号令;组织关于保障首长人员下达适应情况之决心和顺利实现此决心之方案。因此，“不应把司令部的工作束缚于‘等因奉此’，而应保障在战斗(战役)前、战斗中和战斗后多方情况的收集与研究，保障对军队的不断指挥，组织顺畅的通信联络，统一各种专门性的勤务机关与战斗部队的协同，这都是保证顺利实施灵巧机动的重要事项”。

　　左权把这一理念贯穿于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实践中。作为副参谋长，左权对彭德怀十分尊敬，总是竭尽心力，为他分担重任。从指挥军事、侦察敌情、筹划粮草到宣传接待、总结经验等，事无巨细，他都揽在自己肩上，使彭德怀从繁忙的军务工作中解脱出来，有时间、有精力考虑军政战略。为了能使彭德怀的战略意图、战役计划得到准确贯彻，左权总是先和彭德怀切磋运筹，然后精心计划，精确计算，无不细致周到。彭德怀对于左权这样一位既有军事理论素养，又有实战经验的军事人才，是十分信赖的，对他也倍加尊重和爱护。他们之间，不仅在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上合作愉快，而且在具体的战役、战斗中，也配合得天衣无缝。

　　百团大战就是他们精诚合作的杰作。

　　百团大战的部署是两人分工合作共同完成的。1940年夏秋，日军在华北地区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加紧推行“肃正建设计划”，企图分割、封锁、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为了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彭德怀设想发动一次大的“破击”战役，给敌人以重创。7月，左权带着彭德怀的战略意图到一二九师师部搞调研。听过大家的议论后，左权说：“彭德怀要我到这里来，正是为和大家商量这件事，他有个想法，由荣臻和伯承同志再次协力，从南北两面对正太路来个大破袭，打通晋察冀和太行区的联系。”7月22日和8月8日，由彭德怀和左权共同署名，八路军总部相继下达了关于侦察工作和破坏战术的详细指示，要求对每一个攻击目标都要经过侦察，作出计划。对需要特殊破坏技术的水塔、隧道、桥梁，还要求派出便衣组，配以技术人员出动，以计算药量和作业。彭德怀和左权决定：总破击的时间为8月20日20时。20日20时整，各兵团按预定时间发起攻击。各路指战员如猛虎下山，迅速扑向敌人控制的据点、车站、桥梁、碉堡。枪炮声、爆炸声，响彻了正太路、同蒲路、平汉路等交通线指定地段的上空。

　　百团大战的名字是彭德怀、左权共同决定的。大战打响后，两人一夜没合眼，等待着前线的消息。8月22日午后，彭德怀和左权再次到作战室听取战况。作战科长王政柱汇报实际参战兵力：正太路30个团，平汉线卢沟桥至邯郸段15个团，同蒲线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共计105个团。王政柱话音刚落，左权说：“好!这是百团大战，作战科要仔细查对确数。”彭德怀说：“不管是一百零几个团，就叫百团大战好了。”彭德怀和左权当即一起拟电发各兵团，并报中央军委，将此次破袭战役定名为百团大战。

　　在大战的关键战斗中，彭德怀和左权两人是齐心协力的。在战役的第三阶段，10月29日晚，彭德怀发出于次日凌晨4时发起关家垴战斗的命令。关家垴是一块三面都是断崖的高地，只有一条很窄的坡路通向顶端。当晚，日军冈崎大队乘夜摸上了关家垴。敌人凭借靠垴顶的窑洞顽抗，八路军指战员冒着敌人飞机的投弹扫射和由垴顶倾泻的火力艰难地向上冲。彭德怀把总部特务团的警卫连也投入了战斗。对于在这样一个危险地段，要不要发起这场战斗，部队干部有不同看法。左权知道，这将是一场恶战，改变作战计划已不大可能，在紧急关头，他坚决支持彭德怀的命令，下令说：“指挥所的同志全部向前推进，犹豫等于死亡!”依靠顽强与勇敢，八路军终于将武器优良的冈崎大队歼灭过半。

　　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总计进行了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拔除日伪军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桥梁、车站、隧道等260余处。大战的胜利，体现了彭德怀、左权高超的指挥协调能力，连北平日军的报纸也说，“此次华军出动之情形，实有精密之组织”。

　　生活上互相关心：彭德怀得到香烟，就给左权打“掩护”;左权弄到茶叶，也给彭德怀“运”过去

　　太行山条件艰苦，在八路军总部，不分总司令、副总司令、参谋长，都和战士们一样，一同吃大灶，食物主要是小米饭、土豆。

　　彭德怀和左权都是湖南人，在吃饭方面，习惯差不多。左权喜欢吃辣椒，彭德怀因为肠胃病，虽然喜欢，却不敢开戒。两人都喜欢吃鱼，可是太行山不是鱼米之乡，难得有吃鱼的机会。一有机会，左权总是让着彭德怀。他说，辣椒不比鱼差。他把生辣椒放火上一烤，烤得绿一块，黑一块，并把它称为虎皮辣椒，用盐一拌，吃得津津有味。

　　彭德怀不抽烟，也不喝酒，就喜欢饭后喝茶，而且喝到最后，连茶叶都嚼得精光。左权则是杆“烟枪”，一支接一支，可以不停地打“连发”。这是他消除疲劳的最有效的方法。因为烟抽多了，每月5元钱的津贴常常不够买烟的开销。有一次，他的袜子破得都不能穿了，警卫员提议用津贴买双袜子。可是津贴有限，买了袜子就没钱买烟。左权说，袜子暂时补一补，对付到下个月再说。在他看来，烟比袜子更重要。

　　知道了彼此的爱好，两人总是互相关心。一次，彭德怀得到一盒香烟，便用纸在外面加了“掩护”，准备送给左权，不知被总部哪个工作人员“侦察”到了，摸走了几支。彭德怀发现后，赶快给左权送去。他指着被抽空了的烟盒子说：“再不送来，层层抽税，就只有形式没有内容了!”左权要是弄到了茶叶，也会当彭德怀的运输队长，立即给他“运”过去。

　　与彭德怀相比，左权虽然年轻，但身体并不算好，左半身有轻度的麻痹症，一遇上阴雨天气，病情就会加重。彭德怀劝他抓紧治疗。左权想，如果丢下工作去治病，势必加重彭德怀的负担，于是总是推说：“你不也是带病工作吗?我这种病好对付，跑一跑，动一动，出身汗就轻快了。”

　　对于左权的喜事、好事，彭德怀比自己的事还高兴。1940年5月下旬的一天，在武乡县土河坪八路军总部医院里，左权的女儿出生了。这时正是彭德怀和左权策划组织百团大战的前夕，左权因为去外地办事，还不知道孩子出生的消息，彭德怀、浦安修夫妇第一时间赶来看望。彭德怀问左权的夫人刘志兰：“给孩子取名字了没有?”刘志兰回答：“还没有。”彭德怀说：“刘师长的儿子叫太行，你们的女儿就叫太北吧。”取名太北，是因为武乡是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属太北区。左权回家后听说彭德怀给孩子取了名字，觉得很有纪念意义，欣然同意。

　　安全上互相照顾：左权命令警卫人员强行将彭德怀扶上了马;彭德怀含泪写下《左权同志碑志》

　　左权认为自己年轻，每当战斗危险之时，他都抢先上前，把危险系在自己身上。八路军总部每次在战斗中转移，左权总是让朱德和彭德怀先走。可是朱德和彭德怀偏偏又是倔强脾气，都不愿先走。

　　1942年5月，日军纠集3万兵力，再次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形势十分严峻。鉴于当时敌我兵力对比悬殊，彭德怀、左权连日开会研究对策。左权提出：在敌军分路合击时，乘隙钻出合击圈;当日军扑空撤退时，伺机集中兵力歼其一路至几路。一切部署完毕，八路军总部各部门于5月23日奉命转移。

　　25日，走了一整夜的队伍来到辽县麻田十字岭休息时，日军突然包围上来，并伴以飞机大炮肆意轰击。人多目标大，彭德怀、左权决定部队分西、北、南三个方向突围，各自为战，左权承担全面指挥突围的重任。

　　十字岭位于今河北涉县南艾铺和辽县北艾铺的交界处，正岭呈东西走向，连绵起伏数十里，和大小不等南北走向的山岭交错，状似“十”字形，海拔约1300米，是一个制高点。控制了这个制高点，向西北方向突围才有可能。

　　八路军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一营首先控制了十字岭，掩护各部突围。从清早到下午，日军几次向十字岭猛扑，都被击退。

　　面对这一危险处境，左权一边鼓舞士气，一边迅速督促彭德怀赶快转移。彭德怀则坚持要同机关一块儿突围，双方争执不下。左权严肃地说：“你是副总司令，你安全突围出去就是胜利，机关突围由我指挥。时间不允许争论了。”随即命令警卫人员强行将彭德怀扶上了马。

　　目送彭德怀离去后，左权又奔向司令部直属队，继续指挥大队人马的突围行动。当队伍冲向敌军最后一道封锁线时，敌人火力更加猛烈。突然，一发炮弹落在左权身边，他不顾危险，高喊着让大家卧倒。接着第二发炮弹又接踵而至，左权的头部、胸部、腹部多处中弹，英勇牺牲。

　　彭德怀率总部机关转移到安全地方，得知左权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万分。10月10日，当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左权灵柩由十字岭移至涉县石门村太行山麓举行公葬时，彭德怀含泪写下《左权同志碑志》：

　　左权同志，湖南醴陵人。幼聪敏，性沉静。稍长，读书即务实用，向往真理尤切。一九二四年(应为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献身革命，生死以之。始学于黄埔军校，继攻于苏联陆大。业成归国，戮力军事，埋头苦干，虚怀若谷。虽临百险，乐然不疲。以孱弱领军长征，倍见积极果决之精神。中国红军之艰难缔造，实与有力焉。迨乎七七事变，倭寇侵凌。我军奋起抗敌，作战几遍中原。同志膺我军副参谋长之重责，五年一日，建树实多。不幸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清漳河战役，率偏师与十倍之倭贼斗，遽以英勇殉国闻。得年仅三十有六(应为七)。壮志未成，遗恨太行。露冷风凄，恸失全民优秀之指挥;隆冢丰碑，永昭坚贞不拔之毅魄。德怀相与也深，相知更切。用书梗概，勒石以铭，是为志。

　　彭德怀谨撰并书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双十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