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历史上有无数个今天，无数个今天凝聚成历史。每个今天都会发生不一样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值得我们去品鉴。华声在线历史频道以“历史上的今天”为切入点，寻找曾经此时此刻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警醒、或感动、或离奇、或让人开怀一笑……所有这些，我们都将一一呈现，以飨读者。

　　在108年前的今天，1905年4月3日 (农历二月廿九)，邹容死于上海狱中。

　　1905年4月3日，邹容病死于上海租界华德路西牢，年仅20岁。离出狱之期仅70余日。

　　生平介绍：

　　年少立志

　　邹容，生于1885年，四川籍留日学生邹容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字蔚丹(威丹)，留学日本时改名为邹容。生于四川省巴县(今重庆渝中区)，祖籍湖北麻城。6岁入私塾，12岁育《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及名家传记。其父要他科举高中，他却讨厌经学的陈腐，鄙弃八股功名，喜读《天演论》、《时务报》等新学书刊，心向维新变革的新思潮，常“非尧舜，薄周礼，无所避”。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他随兄应巴县童子试，题旨皆《四书》、《五经》，他遂罢考而去，遭父笞责而志不改。当得知谭嗣同等六君子变法遇难的消息，他悲愤不已，作诗曰：“赫赫谭君故，湘湖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以表达了他的惋惜与变革志向。后入重庆经学院读书，仍关心国家大事，立志救国救民，常侃侃议论政事，以致被除名。

　　东渡求学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夏天，他到成都参加官费留学日本的考试，被录取。临行前，当局以其平时思想激进，取消了他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1902年春，他冲破重重阻力，自费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同文书院补习日语，大量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文化，革命倾向日趋显露，并结识了一些革命志士，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他刚毅勇为，常争先讲演，陈述已见，为切齿于满清统治的暗弱腐败，向往中华民族的新生崛起。其辞犀利悲壮，为公认的革命分子。当时清政府派驻日本的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道德败坏，勾引留日学生监督钱某的小老婆。邹容等几个留学生拿着剪刀闯进姚文甫的住所，一见面先打了他几个耳光，邹容又把他的辫子剪了。事后，姚文甫向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控告邹容。邹容的狂放悖逆行为引起了清廷的极大震怒，在清廷和日本方面的双重压力下，邹容被迫离日回国。

　　革命活动

　　邹容在上海寄居于爱国学社，与章炳麟的写作，署名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章炳麟为之作序。该书约两万字，分为七章，其中以“绪论”、“革命之原因”、“结为忘年交，互以倡言革命相激励。他发起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积极参加拒俄爱国运动;奋笔疾书，完成《革命军》革命独立之大义”为全书重点。邹容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为指导思想，阐述了反对封建专制、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指出了“革命”乃对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以及日常事物存善去恶、存美去丑、存良善而除腐败的过程，故赞美曰：“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他还从满清王朝官制的腐败、刑审、官吏的贪酷，对知识分子、对农民、对海外华工、对商人、对士兵的政策及对外的一系列政策，揭露了满清政府对国人的压迫和屠戮，分析了革命爆发的必然性。明确宣布革命独立之大义在于：“永脱满洲之羁绊，尽复所失之权利，而介于地球强国之间”，“全我天赋平等自由之位置”，“保我独立之大权”，即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王朝，建立“中华共和国”!

　　《革命军》正式出版

　　1903年5月，一本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的书——《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邹容开宗明义的提出，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的皇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并为这个国家定名“中华共和国”。《革命军》为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敲响了丧钟，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吹响了号角，成为一篇名副其实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檄文。在这部书的结尾，邹容高喊：“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4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这部书被誉为中国近代的《人权宣言》。孙中山赞誉它为“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的作品。当时《苏报》主笔章士钊著文说：《革命军》“诚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

　　可见其宣传鼓动力量之巨大。这部书对当时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潮起了极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满清政府惶惶不安，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对革命党人进行残酷的迫害，查封了爱国学社和《苏报》，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等人。这就是1903年震惊中外的“苏报案”。

　　入狱牺牲

　　1903年6月，因《苏报》宣传《革命军》，邹容墓被相互勾结的中外反动派查封。江苏候补道俞明震赴上海查办革命党，章炳麟等人被捕入租界狱。邹容奋起投狱，与章炳麟共患难被判刑两年，罚做苦工。因洋人待“犯人”甚虐，麦饭粗劣，邹容被折磨致病，于1905年4月3日卒于狱中，年仅20岁。上海义士刘三收其遗体安葬在上海华泾乡野。

　　邹容短暂的一生，是以推翻满清王朝、革新中华为已任的一生，是追求革命的一生。他的《革命军》尽管有一定的时代局限，但它喊出了中华民族谋求革命独立之呼声，所以问世之后风行海内外，章炳麟称之为“义师先声”，章士钊主笔的《苏报》誉之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是署中国第一部系统地、旗帜鲜明地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不朽之作。 1912年2月，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签命令，追赠邹容为“大将军”。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题诗赞曰：“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这是对邹容及其《革命军》的中肯而确切的评价。

　　为纪念邹容，在出生地重庆和就义地上海都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邹容路。

　　历史点评：邹容是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写下篇章的重庆人。投身民主革命，是与秋瑾齐名的著名革命演说家。

　　清朝最后一桩文字狱：章太炎邹容被控大逆不道

　　邹容写完《革命军》后，就拿给章太炎看。章太炎越读越兴奋，激动地说：“我的反清文章，阅读和理解的人都不太多，大约是因为我的文字太艰深了。邹小弟写得这样通俗易懂，激动人心，真是好文章。”章太炎立即写了一篇《<革命军>序》交给上海大同书局正式出版。书上署名是“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

　　清王朝最后一桩文字狱案

　　在《革命军序》一文中，章太炎指出：“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并盛赞邹容的著作“一以叫咷姿言，发其惭恚，虽嚚味若罗、彭诸子，诵之犹当流汗祇悔。以是为义师先声，庶几民无异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负贩之徒，利其径直易知而能恢发智识，则起所化远矣”。他的意思是说，邹容这本书，完全以呐喊放肆的语言，引发人们的惭愧和愤怒。即使像罗泽南、彭玉麟这样愚昧的人，读了此书也应该流汗深悔。把这本书作为正义之师的先声，大概人民是不会有其他想法的，而那些有才之士也知道自己应该迷途知返吧，至于杀猪卖酒的小生意人，受益于此书的直白易懂，从而能恢复发扬智慧见识，那么此书的影响就深远了。随后，章太炎又在《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继续痛斥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所谓的“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实际是“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章太炎坚决站在民族民主革命立场上，对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而对于革命斗争则给予热情的讴歌。

　　这时候，清廷嗅得章太炎文中的隐隐杀机，饬令两江总督魏光焘严加缉拿这群“倡演革命邪说”的“不逞之徒”。魏光焘以“苏报馆刊布谬说，而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为词，密令江苏巡抚派候补道俞明震专程从南京赴沪，协同上海道袁树勋，要求上海租界当局逮捕《苏报》上一帮倡演革命的乱党分子。

　　1903年6月29日，即《苏报》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当天，上海道和租界工部局达成协议，由工部局派外国巡捕和中国警探到苏报馆抓人，指名抓捕陈范、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陈范事前闻讯躲开，蔡元培早已避往青岛，章太炎、邹容不在，只抓走了一个账房先生。当天晚上，章太炎得到巡捕抓人的消息，根本不当一回事，只说“小事扰扰”，依旧钻进被窝睡觉。更出奇的是，他第二天照旧到《苏报》报馆里去，结果就碰上了租界巡捕来继续抓捕，巡捕还没问他“请问英雄出处”，章太炎自己倒大大方方走上前，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这可真说得上是自投罗网了。租界巡捕喜不自胜，连忙一把铐了去。当时邹容也是追捕对象，但他闻讯躲到虹口一传教士家里。章太炎被带到工部局的巡捕房里，却写了一封信，“以大义相招”，要他主动投案。邹容也真讲义气，果然于7月1日到租界巡捕房自首了。接着，《苏报》报馆被查封，财产没收，陈范破产逃往东瀛。

　　这样就引发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桩文字狱案——“苏报案”。

　　清王朝建立以来，自文网苛密的乾隆朝以后，文字狱案就很少发生了。道光、咸丰、同治各朝均无文字狱记载，“苏报案”可说是有清一代文字狱的最后一幕。在案发之前，慈禧太后还梦想着仿效康熙、乾隆朝文字狱案的处理方法，计划着迅速扑杀革命火种，“一日逮上海，二日发苏州，三日解南京，四日槛京师”，而后凌迟处死，杀一儆百。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清廷的意料。由于西方各国领事馆的阻力，清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

　　由于《苏报》报馆设在英租界内，清政府入租界捕人，必须事先征得外国领事的同意。因此，当逮捕《苏报》馆主、主笔及章太炎、邹容的谕旨下达江苏督抚之时，他们不得不与上海的外国领事团交涉，请求签发拘票捕人，但各国领事为了维护租界治权，坚持不允。后来经过双方谈判，此案定为“租界之案”，清政府无权将有关案犯解出租界独立审判，只能由设在租界的“会审公廨”来审理此案。清政府委托洋人律师指控《苏报》“污蔑今上，挑诋政府”，指控章太炎、邹容“大逆不道，谋为不轨”。

　　7月15日，在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开始了对章太炎一案的审讯。审判团名义上由公审庭审判员孙建成、上海知县汪懋琨，以及英国副领事迪比南等几人组成，实际上一切都由英国副领事说了算。

　　审讯开始后，清政府聘请英国律师古柏和哈华托为代表，控告章太炎等犯有“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罪，并摘引《苏报》中的论说和《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词句，尤以书中“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两句，视为大逆不道。监外的朋友也为章太炎等人聘请了两个外国律师。章太炎在法庭上，神态极为轩昂，也极为藐视清政府对他的控告，他嘲笑说：“噫嘻!彼自称为中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控告罪人，不在他国法院，而在己所管辖最小之新衙门，真千古笑柄矣。” 将清政府的虚弱本质揭露无遗。

　　审讯正式开始后，章太炎又在法庭上嘲弄得审判员哭笑不得。对于他在《〈革命军〉序》中所写“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事，他说：我只知清帝乃满族人，不知所谓“圣讳”。而且按照西方的法律，人们是不避讳的，所以我直接写“载湉”，没有什么不对。再说，从字的意思来讲，“小丑”两个字中，“丑”字本来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所以“小丑”也就是“小东西”或“小孩子”，并没有诽谤的意思。章太炎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辩说，听众席上掌声雷鸣，而无知的审判员如坠云雾里，非常尴尬。在这样一位学识渊博、雄辩滔滔的“案犯”前，他们简直不知道怎么审才好了。其中一位审判员在目瞪口呆之际，突然悟出章太炎是海内外著名的学问家，肯定是科举正途出身，便小心翼翼探身问道：“您得自何科?”章太炎听到这个问题，更觉可笑，故作糊涂，高声回答：“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科”与“窠”同音，“满天飞”即浙江方言“老布衣”的意思。章太炎的诙谐回答，赢得了法庭上满场的热烈掌声。第一场审判就这样戏剧性地收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