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钟山风雨》2010年01期，作者：赵子云，原题为：《汪精卫欲杀胡兰成之谜》。

　　1943年12月的一天,日伪统治下的南京城突然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汪精卫下令抓捕了其政权的核心人物之一——胡兰成,而且即将“开刀问斩”。这在伪组织里可是件骇人听闻的大事,许多人如坠烟海,不明就里,一时间社会上各种传闻沸沸扬扬。

　　胡兰成(1907-1982),浙江嵊县人,年轻时一直默默无闻,1937年胡兰成跑到上海,混进汪精卫系的《中华日报》,凭着一支生花妙笔,得到汪的赏识,并当上了主笔。胡兰成感激涕零,从此死心塌地为汪效犬马之劳。汪精卫投靠日本之初,他那个汉奸班底有“十二金钗”之称,在所谓的“十二金钗” 里,胡颇为汪精卫夫妇所信任,曾以伪中宣部次长身份担任汪的发言人,被称为汪精卫的“文胆”,后来汪精卫又任命他为伪行政院法制局局长,在伪政府内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但俗语说得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为了各自的利益,汪精卫对胡兰成渐生不满。

　　胡兰成是汪伪政权中有名的“诤诤敢言”之士,他有自己一套独特做法,不像其他汉奸一味媚日讨好,而是采取蛊惑人心的手法,有时还与其他汉奸唱唱反调。周佛海在报上说,中国已彻底失败,“已濒临被征服,日本有灭亡中国的力量”,胡兰成则针锋相对地说:“中国虽已战败,但程度远不至于被征服……”汪精卫问他根据何在,他回答“根据就是先生在艳电所说‘日本亦不能灭亡中国’一语”,使汪大为尴尬。还有一次胡兰成访问日本时,与接待的日本官员话不投机顶撞起来,此事传到汪精卫耳中,汪大感不快。此后不久,胡的宿敌周佛海在汪精卫面前又为某件事告了他一状,胡兰成终被免去伪中宣部次长之职。然而不到半年,汪精卫为牵制李士群力量,重新起用胡兰成,任命他为伪行政院法制局局长,这是个官职不高但权力很大的职务,但凡要呈给汪的公文,都得先经过胡加批。胡兰成东山再起,踌躇满志,不想好景不长,这年(1943年)9月,李士群被日本主子毒毙。不久,周佛海等人不满胡兰成专横跋扈,纷纷在汪精卫面前告发他以权谋私,将法制局凌驾于各部会之上,使行政院的工作无法推动。汪一怒之下,下令撤销法制局,胡兰成一下子沦为无职无权的庶民,遭此打击,不由生出卸磨杀驴的悲哀。岂料不久以后又生一番风波,险些要了他的命。

　　1943年11月,正是抗日战争反攻阶段前夕,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联军大举反攻,日军节节失利。如何应付眼前危局?对于侵华战争,很大一部分日本政要主张缩短战线,撤退在华驻兵,中日讲和,意在拆散美、英、中联盟。此时情绪低沉的胡兰成也看出日本侵华战争已是强弩之末,在一次“中日恳谈会” 上,他突然语出惊人:“按我的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必败,汪先生的政权也无法生存……”当时在沦陷区没有一个人敢公开提出这番“高见”,会后胡还把这番讲话写成文章,由其挚友、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池田笃纪译成日文送回国内,首相近卫文麿与反对侵华派主角石原莞尔下令印发,规定少校以上军官传阅。胡兰成可说是出足了风头,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胡这一颗带有泄私愤情绪的“重磅炸弹”无疑也是对汪伪政权的沉重一击。汪精卫心里非常明白,日本人要真与中国讲和、撤军,首先就必须把他们一班汉奸傀儡除掉。胡兰成这番话有意在拆他的台,汪震怒之下,下令将胡逮捕,必欲杀之而后快。

　　胡兰成侄女胡英娣知道叔叔被汪抓去定然凶多吉少,当即连夜赶到池田笃纪家,一口咬定胡兰成是因亲近池田他们才被汪抓去,眼下有性命之忧,并急切地恳求:“池田先生,再迟一步就怕来不及了,请你马上把我叔叔救出来!”池田听完胡英娣所述,也觉事态严重,便找到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大使谷正之及书记官清水董三。谷正之也认为汪精卫此举有些过分,让日本人面子很不好看,他当机立断,叫清水立刻打电话给伪中宣部长、汪的亲信林柏生,警告他说:“贵方逮捕胡兰成是非法的,现在重要的是首先你要保证胡的生命安全!”接着又派池田到汪伪组织最畏惧敬重的两大后台老板——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日本驻南京宪兵队,请他们会同对汪施压,把胡放出来。

　　再说胡兰成被捕后,就在南京颐和路20号伪特工总部南京分区接受了林柏生和伪政府秘书长陈春圃的讯问。林柏生问:“兰成,你要跟我说实话,你究竟有什么背景,有什么组织?”胡兰成面对着两个沆瀣一气的同僚说:“我一无背景,二无组织。”林试探地又问:“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你是不是跟周佛海联在一起?”胡兰成故意嗤之以鼻:“佛海呀,我向不屑他的为人,你二位应当知道。”这时陈春圃插进话来:“你为什么说南京不能代表中国?”胡兰成与陈关系较接近,所以有恃无恐答道:“中国是整个的,现在重庆方面还在抗战,南京当然不能代表中国!”说的也是实情,陈春圃不得不点点头,但紧接着又问:“可是,兰成,你那篇文章里公然地说日本必败,南京国民政府必亡?”胡兰成明知陈春圃平时对自己不错,汪精卫派他和林柏生同来审问,在这一个生死关头很可能有转机, 因此更率直地答道:“关于这一点,其实我在和陈先生闲谈时也是这么说的。”陈先生即陈公博,汪伪政权第二号人物。陈春圃听了,又深深地点了点头。林柏生似乎松了口:“你不愿说也就罢了,汪夫人待你总该不错吧。你写封信向汪夫人悔过,此事就算了结。明天我来拿信,代你转呈汪夫人。”

　　胡兰成被押回囚室,发现纸和墨竟已备好,胡兰成恍然醒悟:林柏生叫他写悔过书,并非代他向汪精卫夫妇求情,饶他一命,而是想拿去给日本主子看,称胡兰成已亲笔作书表示悔意,那么汪下令逮捕他,也就不是非法无故的了。由此,他推测到日本人正在营救自己,胡兰成更加有恃无恐了,于是提笔写道:“汪夫人钧鉴:兰成承夫人知遇,以为平素之志,可行于今。岂知身陷刑戮,贻夫人忧,所耿耿耳!仍祝珍摄,晚兰成。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九日。”

　　次日,林柏生兴冲冲跑来取信,阅罢不禁皱起眉头说:“兰成,你这封信等于没写,不行不行,再重写。”岂料胡兰成冷笑一声:“林部长,除了这些话外, 我实在无可写了。”林柏生眼见搞僵了,口气骤然一改:“兰成兄,这次事情,汪先生也不过是问明白情况。本来你是随时可以释放的,实话告诉你,不曾想到现在夹进了日本人,反变得不好办了,使你多了一层危险。我看你最好写信给池田他们,要他们不要干涉,免得节外生枝。”胡听了此话,心中不由暗喜,果不出自己所料,他岂能上林的当?于是淡淡地回答:“对不起,我不能要日本人营救,但也不能要他们不营救!”林柏生一时无计可施,只好又说:“兰成兄,你一定要把悔过书重写一遍。”胡兰成不耐烦了,便打开天窗说亮话:“林部长,我不会再写了,因为写了我就得死!”谈话再也继续不下去了,林柏生怏怏离去。

　　胡兰成又苦苦等了一个多星期,始终没被释放,倒是特务头子苏成德露面了,他对胡很客气,允许胡兰成到办公室外的草地上自由活动。颐和路20号虽是一座牢笼,可是偶尔在高大墙垣内听到街上传来收音机的音乐,他已能察觉出外面花花世界的存在了。

　　其实,在颐和路20号外面,日本人营救胡兰成的活动始终未松懈,只是胡的死对头林柏生不甘放弃这落井下石的机会,对汪精卫那边,日本人怎样催逼、怎样威胁一字不提;对于日方,则抬出汪精卫来充当挡箭牌。他拿出一封汪的私函给日本人看,那上面写有胡兰成诸多罪状,甚至说胡还拿重庆津贴,一个月50万元……这未免太抬举胡兰成了。

　　这样一拖再拖,眼看已近阴历年年底,池田日夜焦躁,决定一人持枪独闯颐和路20号。南京日本宪兵队河边课长为他这一“壮举”感动,慷然说道:“不必你去了,池田君,救出一个胡兰成我也办得到的。”池田问他是否要请示其上级。“不用请求了。”河边说,原来日本的校级军官如做错了事,充其量不过调职,无须像池田那样以一命换一命。时在上午,河边下令日本宪兵在下午2时武装出动,目标颐和路20号。这边池田奉了谷正之之命,匆匆赶到林柏生家,开门见山地说:“你们要立即释放胡兰成,否则下午2时日本宪兵将采取行动。”林柏生顿时慌了手脚,说要到汪精卫公馆去请示一下,马上就回来,池田便耐心地在林家坐候。等了半天,只见林柏生十万火急地赶回来,取出一张汪精卫墨迹未干的手令:“仰即释放胡兰成。”见胡兰成即将获释,池田高高兴兴回到大使馆报告谷正之, 汪精卫敬酒不吃吃罚酒,已签令释放胡兰成了。

　　下午4时,池田与林柏生的手下郭秀峰同往颐和路20号,胡兰成是可以释放了,但郭秀峰临时提出汪精卫亲口交待的条件——还是要胡写份悔过书。胡兰成眼见自由在即,为了顾全汪的脸面,也就不再坚持,悔过书写好后,便乘坐池田的车子回家,从而结束了其48天的囚徒生活。

　　为保护胡兰成,日本人特地派了6名宪兵日夜提防,2名坐在胡兰成家中,4名则在胡家前后小巷巡逻,同时警告林柏生不得再去“打扰”胡兰成。胡兰成出狱的第二天恰恰是大年初一,他携妻带子与朋友胡金人、殷萱夫妇得意地逛了一天夫子庙。

　　由于得罪了汪精卫,胡兰成非常识相,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在池田等人的帮助下,日本有关方面很快将他调到汉口,成为雄踞一方的伪湖北省主席。然而时间很快到了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胡兰成成了惊弓之鸟,为躲避军统的追捕,他辗转潜逃,先潜入南京,两天后又化装逃到上海,后又逃至温州、香港, 最后偷渡到日本投靠清水董三、池田。1982年7月25日胡兰成病殁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