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2年1月19日第16版 作者:佚名 原题为:最初报道南巡讲话时都不敢提邓小平。
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1992年的1月,邓小平南巡讲话。然而,让人不解的是,在1989年已明确表示退出政治舞台的邓小平为何要南巡讲话?导致他南巡讲话的起因又是什么呢?
“皇甫平”事件是导火索
说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就不得不提在这之前发生的“皇甫平”事件。90年初中国的国际环境极端恶劣,东欧剧变,苏联在解体的边缘,国内有些人认为,东欧事件是“改革引起”的,所以他们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有“理论家”公然在报上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与此同时,一些人在未通知校长的情况下在中央党校举办了第三次党建研讨班,被人称为“反和平演变班”。
为继续高举改革大旗,当时的《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与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一道,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呼吁继续坚持改革,他们与当时一些相对保守的媒体进行了一场关于“改革”的论战。5月,当时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文章,这时北京一大报发表《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评论员文章,全国大多数报纸都转载了,当时经济特区被这些人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同年10月,一位中央领导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开指责“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可见,当时在党内关于改革的认识是不统一的,进行了10多年的改革开放随时有中断的危险。
最初一度不准报道
1992年1月,邓小平在社会上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讨论还在继续的背景下,开始了南巡讲话。当时,陈锡添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也是惟一被允许到现场的记者。他被告知:“此事绝密,不得外传。”陈严守“保密”守则,可到了第三天,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唯一知情的记者了。1月21日,几家外国通讯社同时发出消息。路透社说邓小平“两天前抵达深圳”;法新社说他“正在视察”。这些消息全都发自香港,说是来自深圳政府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邓小平发表上述措辞严厉的重要讲话,十天以后,香港《大公报》的文章说:“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谁下台。”
此时,关于邓小平的讲话内容是否报道,陈锡添去请示市委宣传部,他被告知“暂时不报道”。谁都知道兹事体大,不敢做主。他在《深圳特区报》里的那些同事全都按捺不住,有人说干脆自作主张,有人说这会招致违反纪律的严重错误。这时候有人想到“皇甫平”。编辑委员会决定仿效:写一大堆评论,不提邓小平到了深圳,甚至连“邓小平”三个字都不提,只把他说过的话写出去。这办法似乎不算违背“此事绝密”的规则。有人私下跑到当地党的领导人那里说了这个计划,得到一个回答:“市委也是这个意思。”就这样,《深圳特区报》在以后十四天里发表八篇评论,一律冠以“猴年新春”的副题,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本报编辑部”,邓的南巡讲话终于得到部分公开。
当时中央高层反应不一
由于不清楚邓小平南巡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所以当时党内没有人想过早表明自己的立场,但事情马上发生了变化。2月28日,即《深圳特区报》发表评论的第八天、邓小平南巡的第四十天,中南海采取了行动,将邓小平在四个城市的谈话整理成册下发,要求属下各级党委立即传达到全体党员。
只隔了一天,中央党校的新学期开学了。乔石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话,他在讲话中称“‘左’也能葬送社会主义”。大家全都心知肚明,这话不是乔石说的,而是邓小平说的。但乔石却是政治局中第一个公开出来响应邓的人。在他之前,还有两个人表明过自己的立场。国家主席杨尚昆是一个,当邓还在深圳的时候,他也到了那里,他一直在大力支持邓小平。总书记江泽民也是一个,他把一群文人召到中南海,对他们说,即将起草的十四大报告要用邓的讲话精神作“贯穿全篇的主线”。
3月的第二个星期,江泽民就把他的所有同事召集起来商议此事。在持续两天的会议之后,他们把自己的立场交给新华社公开发布。3月底,中南海加快了行动节奏,北京的报纸开始转载深圳的言论,官员们也指示属下“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显然鼓励了深圳。《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把陈锡添叫来,让他找个安静的地方去写通讯。3月24日,《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了。《东方风来满眼春》把邓小平的一个深谋远虑的行动彻底公开在普通中国人面前了。六天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北京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陈的文章。邓小平南巡终于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
之后邓小平南巡讲话成为中国改革的行动指南、现代化的核心,以及中共十四大的主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