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逝世，群众声讨“四人帮”

　　本文摘自《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薛庆超 著，人民出版社，2008.11

　　1975年的冬天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1976年的元月更是滴水成冰。

　　1976年1月1日，当中华大地进入新的一年的第一天，中国舆论界最权威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元旦社论。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已经整整进行了十年。其间，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一个连着一个，一个套着一个。利用“两报一刊”的社论指导中国政治运动的方向，早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不成文的惯例。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已经习惯于从“两报一刊”的社论中判定中国政治运动的基本走向。

　　1976年的“元旦社论”，传出了毛泽东对“三项指示为纲”的指责：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在“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精神的“指引”下，“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犹如脱缰的野马、失控的列车，以更加迅猛的势头向前发展。

　　1976年1月7日，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对邓小平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批判”，诬蔑邓小平在全国搞右倾翻案、复辟倒退，说邓小平还号称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拼老命也要干。

　　江青没有料到，她这段批判发言在全国传开以后，不仅没有起到她所预计的批判效果，反而使拥护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的广大干部、群众更加支持和崇敬邓小平了。

　　在“四人帮”控制的报纸、刊物、广播电台、电视台开足马力，连篇累牍地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周恩来逐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一方面他以超过常人的毅力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一方面又敏锐地注视着国内的政治风云变幻。在这令人担忧的日子里，邓小平仍然经常到医院去看望周恩来。1975年12月中旬以后，周恩来已经生命垂危，经常处于昏睡状态。在周恩来生命的最后时刻，邓小平两次到医院看望他的兄长和老战友。叶剑英、李先念等也都相继到医院看望。

　　邓小平在接受批判的同时，时刻关注着周恩来的病情和要求。1975年12月20日清晨7时，病情严重的周恩来要找中共中央调查部(改革开放后改组为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谈台湾问题。医务人员用电话请示邓小平，邓小平心情沉重地说：“总理病成这个样，他要找谁就找谁。”12月22日下午一时半，邓小平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听取了周恩来医疗组的紧急汇报。28日午夜，周恩来再次病危，医疗组对周恩来进行抢救，邓小平被从睡梦中叫起，和其他五位中央负责人赶到三○五医院，陪同邓颖超一起守候在周恩来的病榻边，直到看见周恩来的病情有所回转后，才离开医院。

　　1976年1月5日，医生们为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邓小平等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直在周恩来的住地守候着。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周恩来与世长辞。

　　周恩来的逝世使批判邓小平的会议无形中被“冲”了。这时，邓小平在名义上还主持着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心中忍受着巨大的悲痛，全力以赴，力求妥善安排好周恩来的丧事。

　　1976年1月8日，即周恩来逝世的当天，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说，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了周恩来同志的丧事问题，议定了三个内容，一是向毛主席的请示报告;二是关于周恩来逝世的讣告;三是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名单。邓小平请示：第二、三项“均须于今晚广播，现送请审批，退汪东兴办理”。毛泽东在9日批示：“同意。”

　　次日，邓小平再次因周恩来丧事写信请示毛泽东：“总理逝世消息发表后，不少国家要求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参加葬礼。”其中有阿尔巴尼亚的阿利雅，明晨动身;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三木武夫，明晨动身;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今晚动身。邓小平写道：“政治局对此作了专门讨论，决定仍按主席的批准方案(一律不请)执行。由政治局发一个正式公告，现送上请批示，以便发表。退汪东兴办。”邓小平提出，由他自己约见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乔冠华约见日本驻中国大使，韩念龙约见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予以说明。毛泽东批准了这一方案。

　　1月9日，由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107人组成的周恩来治丧委员会正式成立。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等地，下半旗志哀。1月10日、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1万多人来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郑重地举起右手，向周恩来致以最后的敬礼。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李先念等向周恩来沉痛志哀，作最后的诀别。在北京医院门前，自发赶来的干部、群众不断擦拭着长流的眼泪，希望能够看一眼周恩来的遗容，表达对周恩来的不尽的哀思和崇高的敬意。

　　周恩来虽死犹荣，令“四人帮”极为忌恨。当新华社请示周恩来逝世报道等有关事宜时，姚文元下令不许组织悼念此报道。在“四人帮”的控制下，周恩来逝世后的6天里，只发了两条有关消息。在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所有的人都神情悲痛。而江青不但不行脱帽礼，反而故作姿态，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全国亿万民众从电视机中看到江青的“表演”后，都极为愤怒。在举国哀悼的日子里，“四人帮”下令，不准群众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挂周恩来遗像。“四人帮”的党羽文化部长于会泳竟然强迫文艺单位照常演出，还通知公安机关追查群众打来的抗议电话。“四人帮”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实际上是在与人民为敌，自掘坟墓。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恩来的逝世，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引起了无限的悲痛。1月11日下午，当周恩来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时，百万民众顶着凛冽的寒风，自发地从四面八方涌上北京街头，向周恩来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作最后的告别!

　　当周恩来的灵车经过北京长安街时，十里长街上，顿时响起人民群众悲痛的哭声，有的人热泪盈眶，有的人泪洒衣襟。当时，大文豪郭沫若曾写了《怀念周总理》一诗，真实地反映了周恩来逝世后，万民垂泪、五洲同哀的情景：

　　革命前驱辅弼才，

　　巨星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

　　吊唁人涛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

　　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

　　天不能死地难埋。

　　为举行周恩来的追悼会，邓小平于1月12日致函毛泽东：“悼词是由政治局会议审定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毛泽东圈阅后批示“同意”。但是，由谁来为周恩来致悼词，又成为一个大问题。虽然自从“反击右倾翻案风”爆发以来，邓小平已经成为“批判对象”，但还没有被打倒，在名义上还主持中央工作。因此，让邓小平为周恩来致悼词最为适宜。

　　在中央开会讨论议定周恩来追悼大会议程时，张春桥提出由叶剑英致悼词。叶剑英说：“我不能作，悼词由邓小平来作最合适;请小平同志来作。”江青、张春桥反问道：“那合适吗?”叶剑英说：“我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合适，他是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又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战友，代理总理工作，为什么邓小平同志不合适?我作不合适，只有小平作合适。”叶剑英说得很坚决。

　　由于叶剑英当时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在中央领导集体的职务和位置排列都居于江青、张春桥之上。所以，叶剑英坚持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致悼词，“四人帮”也就没办法再反对了。

　　举行周恩来追悼大会的议程定下来以后，邓小平又全力以赴，投入了准备周恩来丧事活动和完成周恩来遗愿的紧张工作。1月14日，邓小平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兴同志就总理骨灰撒散地点事与邓大姐商议。据查玉泉山已无水流，他们商定改用安-2型飞机撒到江河山地，邓大姐本人只送到机场，由工作人员上机撒散。以上办法较撒在固定一地好，应予同意，东兴同志已按此准备。”在信的传阅过程中，十四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画圈表示同意。至此，邓小平为周恩来丧事活动安排的大事基本上确定下来。

　　1月15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以及各界群众代表5000多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邓小平致的悼词，语气凝重，字字句句有千钧之力，充分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周恩来的无限崇敬之情，也充分体现了他对周恩来这位长期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同志、战友、兄长的无限怀念之情。

　　周恩来辞世后，国务院总理之职不可久悬。“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早就觊觎着国务院总理的职位。“文化大革命”以来，他费尽心机，疯狂地影射、攻击周恩来;策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无不包含着篡夺国务院总理职务的“祸心”。然而，张春桥却打错了算盘。1976年1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中共中央通知》，正式向全党通报：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这个文件的下发，是一个重要信号，它表明，毛泽东已经决心用新的接班人华国锋，来取代他自1973年以来所委以重任，寄予信任，重点培养的接班人邓小平。从此，由华国锋代替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国务院的领导工作。

　　按照毛泽东的这一决策，虽然国务院总理的职务没有交给周恩来和全党全国人民寄予厚望的邓小平，但是也没有交给“四人帮”。这就为以后的历史发展留下了机会，使党和人民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能够较为顺利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