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北京日报》2013年4月27日第19版 ，作者：何立波，原题为：“望得《布尔塞维克》，如饥如渴”。

　　《布尔塞维克》是大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份中央机关刊物，到1932年7月停刊为止，共出版了52期。在近5年时间里，宣传党的理论主张、传播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和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的真相，是唤起千百万工农大众崛起、彻底推翻蒋介石反动集团统治的有力宣传武器。

　　《布尔塞维克》是《新青年》、《向导》停刊后，创办的中央机关刊物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重视报刊宣传工作。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在上海创刊，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先后担任主编。大革命失败后，《向导》在发行了201期后，于1927年7月18日被迫停刊。

　　根据形势发展和革命斗争需要，党中央决定继续出版机关刊物。鉴于《新青年》、《向导》等均已停刊，1927年10月22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决定在上海创办新的综合性的中央机关刊物，定名为《布尔塞维克》，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组成编委会，瞿秋白任编委会主任(主编)。按照郑超麟的想法，《布尔塞维克》这个刊物名称“表示中国革命从此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经过紧张筹办，两天后，即10月24日，《布尔塞维克》在上海正式创刊发行。中央决议对该刊的定位是：“《布尔塞维克》报当为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思想之机关，当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及一切反动妥协思想之战斗机关。《布尔塞维克》报并且要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指针——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领导者，当做工农群众革命行动的前锋。”

　　瞿秋白十分重视党对报刊的领导。1927年11月14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设立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蔡和森、张太雷、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罗章龙、王若飞等26人组成，瞿秋白兼任总编辑(主任)。在《布尔塞维克》编委会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三人，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五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张太雷、李立三。1928年7月中共六大之后，编委会进行了调整，包括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李立三、蔡和森、任弼时、邓中夏、刘少奇等37人，囊括了当时中共中央各部委主要领导人和各地方党的主要负责人。

　　1928年11月，《红旗》创刊后，《布尔塞维克》从党中央机关的一种综合性刊物转型成为专门的理论性刊物。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下，加上白色恐怖日益加剧，《布尔塞维克》的出版发行愈加困难，常常伪装封面发行。《布尔塞维克》从第2卷第2期(总第30期)后，曾以《少女怀春》、《新时期教授国语书》、《金贵银贱之研究》、《中国古史考》、《平民》、《虹》等封面做掩护出版。尽管如此，《布尔塞维克》还是难以按时定期出版，中间曾几次休刊，由周刊逐步改为半月刊、月刊、双月刊、不定期。

　　《布尔塞维克》创办时，党面对许多陌生而复杂的问题，需要探索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布尔塞维克》发表了许多理论文章，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道路问题、路线策略等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谢觉哉等经常在该刊发表文章，文章涉及国内政治、国际状况、职工工运、农民暴动、中国革命问题、马列主义理论问题、地方通讯等。此外还辟有读者之声栏目，内容广泛，成为较有权威的我党中央的理论刊物。

　　《布尔塞维克》以大量篇幅宣传党制订的实现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方针，报道党领导工农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英勇斗争，总结经验和教训等。还及时刊登了党中央的许多决议、指示和其他重要文件，发表探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文章，转载共产国际的有关文献等。成为党的最重要的政治喉舌和宣传舆论阵地。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一面屠杀共产党人，一面以孙中山信徒自居，继续以“三民主义”蛊惑人心，欺骗民众。瞿秋白在《布尔塞维克》发刊词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已经“背弃他们自己的三民主义”，“将改组后的国民党送终了”;现在“民众多看见的国民党，已经不是从前的革命的国民党，而是屠杀工农民众，压迫革命思想，维持地主资本家剥削，滥发钞票紊乱金融，延长乱祸荼毒民生，屈服甚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他后来还撰文抨击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在国民党清党反共之后”，三民主义被篡改了，“变成反革命的工具”。此时的三民主义，只不过是“反革命政策的金字招牌”，此时的国民党，已经“变成反革命党”。

　　《布尔塞维克》积极宣传党的“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方针。瞿秋白等人都曾撰文论述武装斗争的伟大现实意义和胜利前景，指出“工农武装暴动是工农群众的斗争，是要积极建立工农的政权之斗争”。

　　《布尔塞维克》及时地报道了工农武装暴动的经过和组织工农红军、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土地斗争的情况。如《八一革命之意义与叶贺军队之失败》一文，称南昌暴动“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事件，是伟大革命史上的最光荣的一页”。关于广州起义，《布尔塞维克》连续出三期特刊，总结了这次起义的经验与教训，歌颂了中国工人阶级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

　　《布尔塞维克》特别赞扬了朱毛红军在井冈山的斗争，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影响。《浙南、浙东、赣西革命势力扩展》一文，报道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地区打击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解决土地问题的实际情况。《一个月来各地革命形势》一文，详细报道了朱毛红军发展壮大的状况。这是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这支红军以及所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绩的肯定，也是向全国各地介绍并推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这种肯定和推广对毛泽东等继续探索“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一个极大的推动。

　　毛泽东是《布尔塞维克》编委之一，多次致函中央，要求中央寄送《布尔塞维克》等书报

　　《布尔塞维克》的有些报导虽然受到了“左”倾观点的影响，有的文章仍然带有“左”倾的观点，但对发展工农红军、壮大革命力量、建立工农政权，无疑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毛泽东是《布尔塞维克》编委之一，也是热心读者。他曾经多次致函中央，要求中央寄送《布尔塞维克》(即下文所说的布报)等书报。他说：“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寄付地点。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毛泽东非常喜欢读《布尔塞维克》等党报党刊，获取了很多有益的信息和养分。

　　他在认真总结和分析井冈山根据地以及广东海陆丰、湖北黄安、湘南、湘东醛陵等地“工农武装割据”经验教训基础上，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精辟回答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能够存在发展的条件，系统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论述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关系，最终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理论。

　　《布尔塞维克》在宣传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力地揭示了国民党政权的阶级实质，更好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二是有效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方针，包括对“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的宣传，对八一南昌起义开启的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阐述，以及对工农武装割据经验的肯定等;三是对国民党改组派、人权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取消派进行坚决的揭露与斗争，分析他们的阶级本质，批判他们的政治观点，指出他们的反动作用，对全党识别这些派别的政治面貌，肃清他们的反动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作者为北京装甲兵工程学院人文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