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文史天地》2012年第3期，原题为：“高岗人生中的三次偶然”

　　高岗，陕西横山人，自杀时年仅49岁。在这49年中，他从西北到东北，从东北再到华北;从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连任三届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到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高岗的大部分人生可谓是平步青云，但他到达人生最顶峰的时候面临的不是一个下坡，却是一个万丈深渊。高岗人生的戏剧性不但在于最终的大起大落，更在于他人生的一个个偶然。

　　虎口脱险

　　1933年7月28日，西安东大街骡马市的福盛楼饭馆先后进来4个人。他们一边小声谈论，一边开始寻找僻静的座位落座。还未入座，便见一人匆忙出去，4人并未在意。点好菜后继续谈论。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匆忙出去的人与另一个人进了餐馆，坐在了另一桌。坐了不到三分钟两人又匆匆离去，离去前仔细辨认了一下4人的脸。过了一会，两人再次折回饭店。4人感觉事情不妙，一人去结账，招呼另3人先走。其中两个人到了门口就被叛徒陈建文带领的国民党特务捉住了。另外一人因为喝了口茶耽搁了一会，趁乱逃脱。结账者见形势不妙，机智地从后门逃脱。这4人，结账的是贾拓夫，被捕的是杜衡、箫章，他们都是当时中共山西省委的主要领导，喝了口茶侥幸逃脱的便是高岗。他们在福盛楼开会的主要目的是研究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行动计划等问题。杜衡被捕后不久叛变，而因为喝了口茶的偶然，高岗侥幸逃脱。逃脱后高岗代表陕西省委去了陕甘边，而陕甘边之行成为了高岗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由于中共陕西省委执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领导，在1933年6月初到8月初的短短两个月时间内，陕甘边的党和红军损失惨重，陕甘边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此关键时刻，8月14日，陕西省委代表高岗、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王泰吉、红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陕甘边特委负责人习仲勋、张邦英等，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耀县游击队队长王伯栋、政委张秀山等西北地区党政军代表在陈家坡召开会议，研究陕甘边地区的革命力量如何统一行动、怎样创建主力红军的问题。会议就是否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产生了激烈的争论。高岗力主将分散的小股革命武装力量统一起来集中行动，坚持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方针。经过通宵达旦的讨论，会议最终以高岗为代表的、主张统一行动的意见达成共识，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此次党政军联席会议，对重建红二十六军起到了重大作用，也为高岗后来在谢子长、刘志丹牺牲后成为西北根据地代言人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刀下留人”

　　1935年，正当西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进入关键时期，王明“左”倾错误却在陕北恶性发展。9月下旬，陕北“肃反”拉开帷幕。10月1日这一天，首先秘密逮捕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等5人。不久，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高朗亭在内的大批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先后被诱捕。紧接着，200多名为创建西北根据地出生入死的优秀同志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

　　恰在此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吴起镇听闻了西北苏区“肃反”的消息。他们立即派遣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和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等人，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寻找刘志丹等人。在陕北苏区“肃反”的情报被证实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给中央处理”。毛泽东及时的电令拯救了刘志丹、高岗等人的性命。巧合的是，中央红军决定开赴陕北，国民党的一张报纸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935年，在张国焘采取分裂行动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果断决定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但是，北上去哪里?9 月，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在甘肃哈达铺缴获了几驮书籍和报纸，而其中的一张报纸上恰刊登有徐海东率红军和陕北刘志丹红军会合的消息，并且还有“匪区”略图，毛泽东兴奋异常。第二天，中央红军即向陕北开进。

　　11月3日，在下寺湾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党务委员会，审查西北错误“肃反”事件。仅仅4天后，中央党务委员会即下令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因西北错误“肃反”而被关押的100多人。12月13 日，毛泽东由前线回到瓦窑堡，接见了刘志丹、高岗等人。

　　在之后的几年，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刘志丹和谢子长先后去世，资历类似高岗的阎红彦、王泰吉、杨森等也非走即亡，历史就这样把大难不死的高岗推到了前台，成为了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高岗敢说敢干的工作作风加上中共中央照顾山头政策的需要，他步步高升。从1937年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到1938年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再到1941年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短短几年，高岗登上了他在西北的权力顶峰，并开始步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机构。

　　税制改革风波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税制已明显与经济形势相脱节。因此，1952年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决定修正税制。同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施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人民日报》同日发表了《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文中说道，要“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新税制虽然公布，但商品流通税的各项实施细则并未及时公布，商业部调整牌价的通知未及时下达，商人对各种税率如何调整及纳税手续一时难以适应，致使一些私商纷纷提款购物存货，导致市场发生混乱，一些地方出现了抢购、停业的局面。这种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等人写信，对新税制提出了严厉批评。薄一波回忆说：周总理收到信后，连夜给毛主席写回信，谈了处理办法。可见他把毛主席这封信的分量是看得很重的……我很注意信中两句话：“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毛泽东之后又对“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说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尽管之后各部门做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但毛泽东依然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于是在组织上对中央政府进行了重大改组，对中央领导重新进行了分工。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被撤销，中共中央主席开始直接对各党组小组和分党组干事会进行领导。5月15日，政务院又发布《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把政务院20个部中的8个部：重工业部、轻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纺织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等，划归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高岗领导。1953年正值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几乎所有分工领导工业化的部委都划归高岗管理。经过这一系列的调整，周恩来的工作被大范围地削弱，高岗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而此时距高岗从东北进京不过八个月的时间。

　　高岗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如此的信任和重用呢?其实早有端倪。1950年春，关于东北富农问题党内出现了争论。高岗认为，面对农村生产发展的恢复，富农的增多，应该通过组织起来的办法，使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使农民发家致富，党员不应该剥削别人，不应该雇工，而有责任参加变工组。刘少奇则认为，现阶段的变工互助不可能发展成将来的集体农庄，没有机器工业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因此，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党员雇工、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之后围绕陕西省委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工会工作方针的不同意见又产生了分歧。毛泽东的基本观点一直认为，应该触动私有财产，逐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一点上，他对刘少奇以及周恩来的一些言行是不满的。他说：“‘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在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高岗始终跟随毛泽东的思路，得到了毛的欣赏。或许毛泽东心中早有调整人事的想法，新税制改革造成的混乱恰为高岗的上位提供了机遇。

　　这次的“偶然”或许不如前两次的突然，但突然而降的权力未见得就是好事。“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高岗，这时已不仅是当先，已然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过快的升位和过大的权力也冲昏了他的头脑，他错误地判断他已获得了足够的信任和实际的威望，到了取代刘少奇在党内地位的时机。已经走到人生顶峰的他头脑发热地期盼更高的权力和地位，这为他悲剧的人生结尾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