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高丽棒子”是中国人对朝鲜人(韩国人)较为轻蔑的称呼。但对于这一称呼的由来，很多人并不清楚。从目前流行的几种解释来看，大家的认识并不统一，一些解释明显存在问题。例如一种观点认为，“高丽棒子”与朝鲜人种植玉米有关。朝鲜人因喜食玉米，常在秋冬时节将收获的玉米挂满房前屋后，而玉米在中国北方又被称作棒子，于是中国人便径称朝鲜人为高丽棒子。这个说法看似很有道理，其实经不住推敲。因为朝鲜人基本不种植玉米。在朝鲜半岛南部，人们种植水稻;在朝鲜半岛北部，人们则兼种小麦、水稻。玉米传入朝鲜半岛的历史很短，种植也不广泛。即使是迁徙到中国境内的朝鲜人，也很少种植玉米。“玉米挂满房前屋后”的景象基本不会出现在朝鲜人家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满洲国”时期，日本人为了强化对中国东北的统治，从朝鲜半岛迁来大量朝鲜人。这些朝鲜人依仗日本的势力，常常欺压中国人，动辄挥舞朝鲜妇女使用的洗衣棒殴打中国人，于是中国人便把朝鲜人称为高丽棒子。这个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为许多史料表明，“高丽棒子”的称呼在清代就已出现，该词汇的形成不会晚到“满洲国”时代。

　　在阅读文献时，笔者留意到清人王一元《辽左见闻录》中的一段记述：

　　朝鲜贡使从者之外，其奔走服役者，谓之“棒子”。其国妇女有淫行，即没入为官妓，所生之子曰“棒子”，不齿于齐民。鬓发蓬松，不得裹网巾;徒行万里，不得乘骑;藉草卧地，不得寝处火炕。盖国中之贱而劳者。

　　王一元生活于清朝康熙时代，其有关“棒子”的记述是笔者所见时代最早的资料，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根据王一元的说法，“棒子”乃朝鲜国的贱民，他们出身低微，常在衙署充当官役。每年前往北京朝觐的朝鲜使团中，就有相当数量的“棒子”奔走服役。对于《辽左见闻录》中的这条记载，曾引起罗继祖先生的注意，他推测王一元提到的“棒子”与后世流行的“高丽棒子”一词有关.

　　那么，罗继祖先生的推测能否成立呢?笔者以为，如果想验证罗继祖先生的推测，首先要看看王一元笔下的朝鲜“棒子”究竟是怎样一类人。而这类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又是何种形象。笔者近年来一直从事朝鲜王国时代“燕行录”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对朝鲜使团人员构成以及他们在中国境内的活动略有了解，因此想以“燕行录”史料为中心，检验王一元的说法。如果搞清了《辽左见闻录》记述的内容，相信我们对“高丽棒子”一词的由来会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朝鲜贡使行团中的仆役阶层

　　根据王一元的说法，“棒子”是朝鲜朝贡使团中的服役者。让我们来看看明清时代朝鲜朝贡使团的人员构成。

　　这里笔者以《老稼斋燕行日记》为主要讨论材料。《老稼斋燕行日记》的作者是金昌业，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自己随从朝鲜朝贡使团往返中国的见闻。王一元写作《辽左见闻录》大约也在康熙五十年前后，因此利用《老稼斋燕行日记》所记载的朝鲜使团情况来与《辽左见闻录》对照，应当是很合适的。《老稼斋燕行日记》完整记录了康熙五十一年的朝贡使团成员名单，现节录部分内容如下：

　　正使：金昌集。……

　　打角：进士金昌业。驿马夫：祥云驿子全业晔，卜刷马一匹。……奴子：无得。干粮库直：德世;亿孙，任国忠驱人假名。上骑马一匹，马夫：输城驿子裴永万。中骑马三匹，马夫：成欢驿子金水玄，松罗驿子郑自卩老味，金井驿子李鹤龙马头：宣川官奴俊元。引路：瑞兴官奴日尚，嘉山官奴再奉。轿子扶嘱：龙川官奴得良，宣川官奴弘世，嘉山官奴二永、正中。日伞奉持：瑞兴官奴万春。左牵马：龙川官奴得芳。笼马头：瑞兴官奴士元。厨子：郭山官奴俊石。

　　军官：折冲崔德中。干粮驿马夫：输城驿子士学。卜刷马一匹，驱人一名：奴子太山。轿子扶嘱：宣川官奴洪建者卩达，定州官奴一万，宣川官奴无赤金。

　　译官：嘉义朴东和。驿马夫：鱼川驿子姜海昌，奴子善日。马头：宣川奴子时英。卜刷马一匹，驱人一名。

　　折冲：李惟亮。驿马夫：济源驿子金己从，奴子重男。卜刷马一匹，驱人一名。

　　御医：前正金德三。驿马夫：大同驿子亡先。卜刷马一匹，驱人一名，奴子善兴。表咨文马头：顺安官奴旕福。

　　明清时代朝鲜朝贡使团基本由三个阶层构成，即两班士大夫、中人、仆役。朝鲜王国是一个身份等级十分严格的国家，官府中的不同职务要由身份地位不同的人士来担当。具体到出使中国的朝贡使团，其成员的等级区分也十分清楚。在康熙五十一年的朝鲜朝贡使团中，正使、军官、折冲、打角属两班士大夫阶层。译官、御医属中人阶层。其余马夫、引路、轿子扶嘱等杂役均属仆役阶层。仆役也分两种：官奴和私奴。使团中仆役的大多属于官奴，他们役属于中央官府、地方衙门或各地驿站。

　　使团里，不同阶层的士人享受的待遇也各不相同。例如在出行上，各阶层士人便存在明显差异。两班士大夫出行可以乘轿或骑马，故随从有马夫和轿子扶嘱。中人出行可以骑马，故随从有马夫。而仆役则不能骑马，只能奔走随行。对于朝鲜使团不允许仆役骑马，令其奔走随行的严苛规定，曾引发中国士人的好奇。金昌业记录有一段自己与中国人二哥的对话：

　　二哥仍谓余曰：朝鲜人全不恤奴仆。余曰：何以言之。二哥曰：此处则饮食甘苦，衣服美恶，奴与主无分，以至其主骑马，奴亦骑马，而朝鲜岂曾如此乎。余曰：朝鲜奴仆，与此处有异。盖箕子立法，令盗人财者，世世为其奴，今之为奴者，其祖先皆尝窃他财者也，安得与其主同。二哥颇然之。

　　二哥批评朝鲜使团“全不恤奴仆”，而金昌业以“箕子立法”回应。金昌业的说法显然不能让人信服，因为箕子生活的时代距朝鲜王朝已有数千年之遥，我们很难想象几千年前的箕子立法会对朝鲜王朝时代的人们有约束力。不过，从两人的对话至少可以看出，朝鲜王国的身份等级要比清朝严格。清朝“主骑马，奴亦骑马”的现象绝对不会发生在朝鲜。

　　由于朝鲜王国身份等级制度十分严格，因此在使团出行上，各阶层的待遇完全不同。而在使团留宿驻扎时，同样体现出这种身份差别。金昌业曾记述使团在辽东凤城野外宿营时的场景：“(十一月二十八日)宿凤城，向晚起出幕外，见驿卒辈围火，或坐睡，或以足向火而卧，互相枕藉。”野外宿营时，两班士大夫和中人宿于帐篷，而仆役只能露宿野外“或坐睡，或以足向火而卧，互相枕藉”。此时正是辽东的隆冬时节，仆役们露宿野外时的艰苦可想而知。当使团入宿北京馆舍时，朝鲜仆役们的住宿条件仍然没有改善。

　　往见诸婢所入处，三间屋有南北炕，金中和、柳凤山、金德三入北炕，昌晔、洪万运、崔寿昌入南炕。亦方修炕糊窗，而炕小人多，为闷。湾上军官、药房书员、承文院书员、商贾辈皆无屋了，皆于后庭，作簟屋而入，买砖为炕。驿卒刷马驱人，皆依墙屯聚，聚败砖障风，有钱者亦作簟屋。

　　两班士大夫和中人们入住馆舍正房、厢房，分据南北炕。而仆役们不能住在屋内，只能在庭院里“依墙屯聚，聚败砖障风”，继续过露宿的生活。

　　仆役们的低微身份不仅体现在出行、住宿这些具体事务上，从他们的名字也能得到反映。例如康熙五十一年朝鲜朝贡使团成员名单中的仆役基本都没有姓，只有名字，而从某些仆役名字的写法来看，他们可能连汉字名字都没有。如表咨文马头“顺安官奴旕福”，他是顺安衙门的官奴，名字叫旕福。其中“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字，这个字其实是一韩语发音的表音字。又如干粮库直“亿孙”，名单中特地注明这是假名。为什么要用假名呢?我想这是因为他没有汉字名字，而韩语名字又一时找不到对应的汉字，所以只好使用假名。再看马夫“松罗驿子郑自卩老味”，他是松罗驿站的驿奴，他虽然有汉姓“郑”，但名字却叫作“自卩老味”，“自卩老味”其实就是韩语杂种的意思。这个名字透露出，此人是非婚生子，所以我怀疑他的汉姓不是自己的，而是借用了主人的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朝鲜使团中的仆役出身低微，他们在使团中处于最底层，待遇极低。使团中的仆役，其境况与王一元所描述的“徒行万里，不得乘骑”，“藉草卧地，不得寝处火炕”的“朝鲜贡使从者”完全一致。而使团中某些仆役也确实是非婚生子，这些仆役显然就是王一元所描述的“棒子”。

　　朝鲜使团中的仆役在韩语中又如何称呼呢?梳理文献，笔者发现这些仆役有时会被叫作“Bangza”，在朝鲜汉籍文献中写作“帮子”、“榜子”或“房子”。在韩语里，Bangza是古代在地方衙门干活的男性仆人。例如韩国家喻户晓的《春香传》里的Bangza，就是在衙门里服役的男仆。

　　结合《燕行录》文献记载和韩语发音，我们可以确认王一元笔下的“棒子”就是朝鲜使团中的仆役。这些仆役也就是“高丽棒子”的最初形象。

　　二、中国人眼中的朝鲜“帮子”

　　在朝鲜朝贡使团中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仆役阶层，这些仆役们身份低微，处于使团中的最底层，他们在韩语中被称作“帮子”。王一元所说的“棒子”就是这一类人。但是，作为朝鲜使团仆役称呼的“棒子”，又如何转变为对朝鲜人的蔑称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帮子(棒子)”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以及中国人对他们的印象吧。

　　前面提到，帮子处于朝鲜社会最低层，也是朝鲜社会的贫困阶层。而在朝鲜使团出使中国的过程中，却不难寻到牟取私利的机会，于是在使团出使时，帮子们会寻找各种机会捞取好处，即使违反中国法律或使团禁纪，也在所不惜。金昌业记述到：

　　夜，首译入来告曰：即闻沈阳消息，团练使以初十日出去，而刷马驱人，多买禁物，出栅时必生事，然则于行次，亦甚可虑……其后凤城，以刷马驱人，从间道潜出事，驰通义州，团练使拿囚被罪，而府尹亦至递罢。

　　“刷马驱人”是使团中仆役阶层的主要构成。这些人在沈阳多购买清朝明令禁止携带出国的禁品，其目的是为了走私回国，牟取暴利。果然，当使团抵达凤城后，帮子们为了躲避清朝边境官员的查验，纷纷脱离使团，偷偷潜回国内销售走私物品，使团官员因此而受到惩罚。

　　不仅在辽东边城沈阳，就是在北京城内，帮子们也会寻找时机购买违禁物品。

　　副使军官崔德中因汲水出游正阳门而归，所带驿卒，有所买，为甲军所捉告衙门，行中告使行杖其人。然自是汲路复梗。

　　使团驻扎北京时，军官崔德中率人出城汲水，而随从驿奴则趁机购买违禁物品，结果被清朝官兵发现。驿奴被捉拿问罪。从此使团出城汲水变得极为不便。

　　除了走私中国境内的违禁物品，使团里的贡物也是帮子们盗取的对象。康熙五十一年十二月初六金昌业记述：“岁币木到此计，则无二十四疋，盖刷马驱人偷之，自前多如此云。”③朝鲜使团到达北京，用于进贡的岁币木竟然少了二十四匹。金昌业很清楚，这缺失的贡物是被帮子们偷走了，因为在以往的使团中就常常发生这种事。

　　走私禁物、盗取贡品还是偷偷地做，而帮子利用替使团购买物资的机会，骗取使团经费，则是半公开的行为：

　　上房干粮马头名大直，龙川驿奴也。以利媚译辈，连差此任，遂得事知名，而为人阴匈多欲。此辈所为，有不可详。……在路中，伯氏思山猪肉，大直初言稀贵难得，过数日，进家猪肉，而谓是山猪。盖山猪之价，倍于家猪故也。

　　“大直”为龙川驿奴，属仆役阶层，在使团中出任上房干粮马头，即负责使团官员食品采买。他深知此差事有利可图，所以通过贿赂译官的方式连续在几届使团中获得这一职衔。在康熙五十一年出使时，使团官员伯氏想吃山猪肉，大直以家猪冒充山猪，从而获得数倍的利润。又：

　　闻厨房所用饭馔秫干价银，多至百余两，干粮所赍盘缠不足。昌烨将以其赏赐充之，以此焦煎。见欺于大直之害，今始发矣。

　　由于负责使团采买的仆役大直不断骗取使团购买食品的经费，使团还未回到朝鲜，食品采买经费便已告罄。为此，官员昌烨不得不用清廷赏赐的钱银来贴补空缺。

　　以上所举，还只是帮子们假公济私的行为。而由于帮子们世代为奴，缺少教育，普遍素质不高，再加上常年在社会底层打拼，又沾染了许多不良习气。在中国境内，朝鲜使团中的帮子们常常惹是生非，做一些偷鸡摸狗、强取豪夺的勾当，令沿途中国百姓叫苦不迭。

　　暮投榆关店，馆于店舍。饱闻行路刷马人等攘夺市肆饼面，每欲治之，而罪人未得矣。午后途中有一汉人跪诉，乃刷马人夺食饴糖事。骇甚。查出所犯人，倍偿其直，重杖八十回示行中。

　　这是顺治十三年(1656)，麟坪大君出使中国时的记录。帮子们在中国的市镇抢夺物品，以致中国人找到使团官员投诉，后以朝鲜使团赔偿损失、责罚相关人员而了事。再看金昌业的记述：“夕，坐前阶，一胡儿入来，哭且诉。使元建问之，其所戴帽为刷马人所夺云。使元建领其儿遍寻，而竟不得。”连中国小孩的东西也成为帮子们抢夺的对象。

　　甚至还会发生帮子拖欠中国店主住宿费，从而耽误使团行程的事件。如道光十二年(1832)，朝鲜使团在回国途中便遭遇到这样的事情：

　　以道途泥泞，议又欲乘冻早发。店主以上房之不给房钱，锁门不开。正使拿入干粮马头，决棍后，出付店主，使之捧钱，而即令开门，店主不听。乃令打破门扇，则店主始惧而开门，日已晚矣。

　　使团中的干粮马头拖欠店主房钱，店主一怒之下将使团锁在店里。虽然使团正使将欠钱的仆役杖打，并补缴了房钱，但店主仍不肯放行，最后双方几乎大打出手，酿成外交事件。

　　由于朝鲜使团中的仆役在中国境内常常做偷盗、抢夺之事，所以每当朝鲜使团经过，沿途居民都会严加提防，以免遭受损失。康熙五十一年，金昌业等人行至辽东凤城，在某农户家停留时，有这样一段细节被记录了下来：“主家女人以刷马人系马于鸡埘下。禁之。盖尝屡被偷窃故也。”女主人不允许朝鲜使团的仆役在鸡窝附近拴马，是因为以往常发生使团仆役偷鸡的事情。帮子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由此可见一斑。

　　朝鲜使团中的仆役在中国境内不时发生骚扰沿途百姓的事情，一方面固然与帮子们自身素质不高、贪图小利的本性有关，而使团官员管理不力也是重要原因。朝鲜向为礼仪之邦，对外极为看重本国形象，可又为何对使团仆役的不法行为难以约束。在笔者看来，这与朝鲜使团人员构成比例不合理有关。

　　朝鲜使团的规模在明代还比较小，约在30人左右，两班士大夫控制整个使团比较容易。但是进入清代，朝鲜使团的规模不断膨胀。金昌业参加的康熙五十一年朝贡使团便是由541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在使团中，两班士大夫和中人一共只有43人。仆役阶层，也就是“帮子”，人数高达498人。让只占使团人数8%的官员去约束占使团人数92%的帮子，实在是难以做到。另外，从明末以来，朝鲜王国的阶层构成也发生了变，这与明末清初朝鲜经历的两大战乱(1592至1598年的倭乱，即“万历东征”;1636年的丙子胡乱)直接相关。在经历两次大规模战乱后，朝鲜原本森严的社会等级开始松动。阶层间的人口流动加剧，直接后果就是原本作为社会上层的两班士大夫，其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参见表1)

　　到了19世纪中期，朝鲜王国绝大多数人都成为两班士大夫。身份等级的概念因此而变得淡漠。想凭借身份级别来约束帮子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朝鲜使团每次出行，使团官员虽然会对违法乱纪的帮子们予以惩处，但效果并不明显。帮子们袭扰中国人的事件依然是屡禁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