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公审大会在河北省保定市举行。图为刘青山被带入大会现场(资料图)

　　刘青山与张子善至今是天津老人们常常说起的人物，他们在1952年被处以死刑，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早因贪污被杀的官员。这起“三反”的典型案例因而被称为“共和国第一贪污案”。一个革命党在成为执政党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很多问题，贪腐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即希望通过严惩刘青山、张子善来杀一儆百，不至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刘、张的“独立王国”

　　刘青山1916年生于河北省安国县，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中共在高阳、蠡县发起“高蠡暴动”，刘青山被捕后侥幸生还。他后来历任冀中任河县县委书记、冀中中共八地委城工部长等职。张子善1914年生于河北省深县，曾领导学生运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国民政府的监狱中待过三年。张子善历任献县县委书记、冀中中共八地委组织部长等职。后来中共河北省委在开除刘青山和张子善决议中也肯定过他们：“刘青山、张子善参加革命斗争均已20年左右，他们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难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建立过功绩。”

　　从他们的简历中不难看出，刘青山与张子善是老战友了。1949年后到天津共事，刘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当地委副书记兼天津地区专员。当时天津有天津市和天津地区，后者属河北省委管辖。刘青山将自己的工作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张子善也纵容属下称自己是“英明领袖张专员”。

　　1949年前后，共产党面临的问题与当年的国民党一样：如何从革命党摇身变为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政权初建，各种制度都没有搭建起来，因此也有很多权宜之计，所谓的“机关生产”就是其中之一。说白了就是中央允许地方政府各显神通，自筹财政。刘青山的老本行是闹革命，没想到搞经营他也很有一手。他在天津只一年光景，就开了九家工厂，外加一家招待所，工作人员千人以上，总资产270亿元(旧币，相当于1955年新币270万元)。

　　刘青山能赚钱，但凭借的不是经营头脑，而是手中的权力。他与张子善克扣政府以工代赈的救灾款;派人以为灾民造船的名义往东北采购木材，每立方米72万元，这些木材运回天津后，刘青山再把它们转手给政府，每立方米变成了200万元!1951年4月，商人张文仪给刘青山、张子善出主意：倒卖马口铁。刘青山动用公款49亿元，让张文仪负责采办。后来因马口铁属军用物资，临时改购黑皮铁。

　　刘青山、张子善用公款“投资”，然后将赚取的利润放进自己的腰包。发财后的刘青山以养病为名离开了设在杨柳青的地委大院，搬到了马场道的小洋楼里。地委唯一的一辆小轿车也被公车私用，成了刘青山的私家车。刘青山坐着这辆旧车还心有不甘，他拿公款从香港买了两辆美国高级轿车，一辆自己乘坐，一辆送给了河北某主要领导。

　　有一次，刘青山想吃韭菜馅饺子，但只想吃韭菜的香味，不想吃不利消化的韭菜。炊事员绞尽脑汁才想出一个办法：以肉和大白菜做馅，但把几根韭菜叶包到饺子里，外面留韭菜的根茎。饺子煮熟后，抓住根茎，就能把饺子里的叶子拽出来了。于是乎就有了大白菜馅的韭菜味饺子。

　　张子善也喜欢玩车，挪用公款一口气买了五辆轿车。张子善招待客人通常都是8—16个菜。他们饭后的活动是洗澡、看戏，这“一条龙”的享受在当时看来确实当得起“奢侈”二字了。因为会玩，张子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花了2亿元，可购买小米116.4万斤。以现在河北小米4.4元计算，这笔钱大约相当于515万元人民币。

　　毛泽东同意对二人处以死刑

　　刘、张二人的贪污行径如此明显，自然瞒不了天津地区的其他官员，但敢于站出来举报的只有李克才一人。1917年李克才生于河北省行唐县，历任行唐六区、八区区委书记， 滦丰县县长， 冀东十五行署专员。 1949年7 月， 李克才调任天津行署副专员，成为张子善的副手。李克才到任后目睹刘青山与张子善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

　　李克才曾趁开会机会向一位河北省领导举报，但这位领导转身就把李“告密”的情况泄露给了刘青山。为了堵住这个知情者的嘴，张子善在李克才刚刚生了孩子时，登门给李妻送上200万元旧币的贺礼。李克才得知后，当即命警卫员原数奉还。

　　刘青山和张子善曾想把李克才赶走了事，这事还没有眉目，给他们自己的调令却来了。两个人把天津地区经营成了一块小独立王国，自然谁都不愿意走，好哥们儿也走向反目，不经意地使他们干的一些违法行为暴露了出来。最后刘青山被调往石家庄市当市委副书记，张子善升任天津地委书记。

　　李克才见刘、张与河北省委上级沆瀣一气，所以只好将问题公开化。1951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召开部署“三反”的会议，李克才举手发言，当众检举了刘青山与张子善的贪污行径。李克才揭发后，天津地区其他官员也纷纷站起来说话。

　　毛泽东在收到华北局题为《河北省天津地委贪污浪费严重，拟将刘张逮捕法办》的电报后极为震惊，批示“传阅周、朱后尚昆办”。11月29日，张子善被河北省委约谈，他大声鸣冤： “为什么抓我?我有什么罪?”12月2日，刘青山出国考察归来，在途经天津火车站时也被逮捕。1951 年12月4日，刘青山、张子善被开除党籍。

　　那时政府法制建设刚刚起步，所以刘青山、张子善的案子也不是法院一纸判决就能定下的。华北局向天津地委征求量刑意见，八位委员要求对二人处以死刑，另外参加讨论的552名中共干部中有535人同意判处死刑，只有6人希望宽大处理，给二人有期徒刑。随后毛泽东又听取了中共党外人士的意见，同意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在对刘、张公审前，他们二人的老领导、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找薄一波求情：“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薄一波为难地回答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最后在黄敬的一再要求下，薄一波不得不向毛泽东转达了他的请求。

　　毛泽东当时对薄一波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有可能拯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这个道理。”毛泽东既要杀鸡儆猴，免于重蹈李自成的覆辙，那刘青山和张子善就非死不可了。

　　毛泽东杀刘青山、张子善好比是当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马谡被杀后，诸葛亮善待马谡遗孤。中共中央也由周恩来出面，要河北省委研究了几点善后措施：“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二犯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二犯之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刘青山遗言愿做典型

　　法官向刘青山宣布判决结果后，他说：“在天津戴铐子，唉!想起过去被敌人逮捕，手腕上留有的痕迹，这一戴我想呀，二十年来怎么着来!革命这些年没死，怎么落这下场，这死还有什么价值呢?”刘青山表示，“在反贪污的今天，拿我做典型，以教育全党。现在我没有什么考虑的，听候党的处理。我没有求饶的必要!南方北方干部认识我的人不少，把干部教育一番，在历史上说也有用。”张子善承诺，行刑时，自己“第一不骂党，第二不喊共产党万岁”。

　　为了向老百姓宣示中国共产党“三反”的决心，也为了真正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在执行对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死刑前，还要对他们进行“公审”。这种“示众”的做法也是法制不健全时代遗留下的旧俗。办案组组长孙光瑞告诉刘、张二人：“明天省里开公审大会，对你们进行宣判。组织上希望你们能表现好一点，不要再给共产党丢脸。”当天晚上，刘青山和张子善吃了人生中最后一顿饭，这餐“断头饭”虽然丰盛，但也远远比不上他们当年的气派。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的公审大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会场外，河北省人民广播电台向全省广播大会实况，全省有约20万人在收听广播。在会上，农民代表控诉道：“刘青山、张子善二犯，为了赚钱，搞了个民工供应站，卖的都是坏东西，价钱愣贵，东折西扣，直到现在还欠俺村104个民工4000多斤米;修河时他们捣鬼，把好粮食高价卖掉来赚钱， 把坏粮食给俺们吃，发的棒子面和小米都是坏的。民工活又累，吃的又不好，病了许多人，光俺们村就病了十多个。”他最后大声说：“他们这样祸国殃民，绝不能再让他们存在下去。因此，我代表群众意见，要求把这两个大贪污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当场宣读了判决书，指刘青山和张子善的罪名包括“先后贪污、盗窃国家救济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1.6272万元”。以当时购买力计算，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的赃款能购买小米5000万公斤，或者香油3000万公斤，或者猪肉2000万余公斤。因此“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宣布判决后，会场上响起一片欢呼声，其中就有张子善没有机会喊的“共产党万岁”!刘青山和张子善在呼喊声中被押赴刑场，处以死刑。

　　刘青山在被捕前，以中国青年农民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还当选常务理事，《人民日报》曾做了报道。但没过多久，《人民日报》就又要公布处决刘青山的消息。有报社领导请示说，能不能给“青”字加上三点水，让“刘青山”变成“刘清山”来掩人耳目。毛泽东说：“不行!你这个三点水不能加。我们就是要向国内外广泛宣布，我们枪毙的这个刘青山，就是参加国际会议的那个刘青山，是不要水分的刘青山。”

　　“三反”的成绩与教训

　　在“三反”运动之中，除刘青山与张子善外，处理的重大案件还有陕西张怀武、王德武等七人的集体贪污案，他们盗取解放军军用土布360尺，用所得赃款贩卖毒品和黄金;湖北处理了崔月卿等贪污犯和胡玉亭等违法商人;北京市判处了薛昆山、宋德贵等贪污犯。

　　中共建政初期被处理的这些官员有他们的共同点，不只是个人禁不住“糖衣炮弹”诱惑的问题，更多地反映出的是制度上的缺失。如果有独立的监察机构，刘青山与张子善或许很难在两年的时间里无法无天;同样如果当时有健全的司法体系，他们两人也或许就不会因此被处决了。

　　( 记者：杨津涛 参考资料：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孙光瑞《我受命查办新中国反腐第一案》、半戎《重话刘青山与张子善》、刘利华《三大贪官的举报者李克才》、王顺生等《“三反”运动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