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这震惊世界的金门炮战是中午12时开始的,奇怪的是在炮战开始前几小时,一家早晨出版的报纸就发表了金门即将炮战的消息。这张报纸就是1929年问世的新加坡《南洋商报》。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自然是最高机密,怎会在一张海外报纸上率先曝光呢?

　　(金门炮战 资料图)

　　本文来源：人民网，作者：佚名，原题为：《金门炮战情报海外提前曝光：谁泄露机密》

　　1958年8月23日,中午12时。厦门前线,万炮齐发。

　　从厦门对岸的角尾到泉州湾的围头,长达30多公里的半圆形;大金门、小金门及其所有港口、海面,全部都在解放军远程大炮的射程内。一时间,硝烟弥漫,炮声隆隆。

　　小小的金门岛,不到一小时,就落下三万颗炮弹,火力的猛烈和炮弹的密集程度,令人咋舌。一位军事观察家说:“这和苏联红军攻击柏林的炮火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从空中拍摄的纪录片看,整个金门岛都笼罩在炮火硝烟中。国民党守军吓得晕头转向,到处逃窜。巧的是,金门的蒋军指挥官胡琏和美国总顾问,正要从地下指挥所走出,炮声就响了,如果炮轰推迟5分钟开始,他们就死定了。

　　这震惊世界的金门炮战是中午12时开始的,奇怪的是在炮战开始前几小时,一家早晨出版的报纸就发表了金门即将炮战的消息。这张报纸就是1929年问世的新加坡《南洋商报》。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自然是最高机密,怎会在一张海外报纸上率先曝光呢?

　　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炮战延续了几个星期,10月6日,北京突然发表了国防部文告(即《告台、澎、金、马军民书》),作出停火7天的决定。文告在10月6日发表,而《南洋商报》有关此事的专讯早在10月3日就从香港传到新加坡,于10月5日在报上发表。是谁从当时中国的最高层一而再地获取了机密?又是谁将这样的机密泄露出来的呢?

　　北京来的绝密电话

　　1958年7月的某一天,正在基层考察工作的福建省委书记、原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赶回福州,去接北京来的保密电话。

　　“是叶飞同志吗?”电话那边是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王尚荣。

　　“中央决定炮击金门,指定由你负责指挥。”王尚荣对叶飞说。

　　当时福州军区的新任司令员是韩先楚,这样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按理应由军区司令员指挥,叶飞疑惑不解地问:“到底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

　　“是中央决定。”王尚荣回答。

　　“是不是毛主席的决定?”叶飞刨根问底地问。

　　再次得到肯定回答后,叶飞说:“我接受命令。”

　　“炮击金门”这一重大决策是在1958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上决定的。在此之前,美国的“放蒋介石出笼”的说法甚嚣尘上。有美国这一后台的怂恿与指使,台湾不断增兵金门,袭击骚扰我沿海地区。当时中东的突发事件,使中东形势骤然紧张。蒋介石集团企图乘机扩大事态,于7月17日宣布所属部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金门、马祖、台湾的国民党军先后进行军事演习,并且加强空军对大陆的侦察活动与袭击准备。针对于此,中共中央决定对台湾的猖狂活动小示惩罚,这就是炮轰金门决策的由来。

　　叶飞受命后,进行了一个月的准备工作。他迅速集结炮兵,对炮击的所有目标进行了现场交叉测量、观察,并标存在作战地图上,还部署了空军、海军、炮兵的共同作战方案。就在准备就绪时,8月20日北京急电召叶飞去北戴河。

　　翌日下午叶飞到北京,见到毛主席。在座的还有彭德怀、林彪、王尚荣。叶飞的汇报刚完,毛泽东突然问叶飞:“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当时,美国顾问配备到蒋军的营一级,主席这一问,使叶飞为难了,他说:“那是打得到的呀。”沉默了十几分钟,毛泽东又问:“能不能避免打到美国人?”“主席,那无法避免!”叶飞的回答很干脆。在毛泽东停止问话,作进一步思考时,林彪察言观色琢磨出毛泽东的意图,于是建议:让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的王炳南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

　　事后,叶飞回忆说,主席没有采纳林彪的建议,而是命令叶飞按原计划打,并要叶飞留在北戴河指挥,这样毛泽东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进展情况。为了便于指挥,一部专线电话被直接架到叶飞的房间里。当时,参与并了解炮击这一机密的范围限制在中央的最高层,知悉的人极少。既然如此,《南洋商报》又从何处早得这一“天机”呢?

　　从罗湖桥那边来的神秘客人

　　1956年7月1日,位于香港与深圳间的罗湖桥上匆匆走过一个身材矮小的中年人。他刚跨进国门,就上了中联部在那里等候的轿车。中年人在广州略事休息后就直飞北京。这位神秘的来客就是集作家、教授、记者于一身的大名鼎鼎的人物——曹聚仁。

　　1950年7月曹聚仁去香港,6年后他重返大陆,首站北京。

　　定居香港6年,曹聚仁曾是几家香港报纸的主笔,他也是海外新闻界第一个回到大陆的人。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曹聚仁就和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所往来,所以曹聚仁回大陆的行踪自然让敏感的香港新闻媒体倍加关注。曹聚仁还未成行前,种种猜测与议论就充斥着港澳地区的各大报纸。为此,曹聚仁行前特别对友人解释说:“我这回回祖国去,绝无政治上的作用,只是替新加坡《南洋商报》到大陆上作点广泛深入的采访工作,同时,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北京,社里派我兼任该团记者,这便是我访问祖国的重要任务。”他还强调说,“寄语香港的朋友,不必作神经过敏的推测”。

　　但是,说者自说,听者自听。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曹聚仁返回大陆的前三天(即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一届人大三次会上作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演说。曹聚仁选择的时间和这一政治召唤是巧合呢,还是有其他意义?这难免令人猜疑。曹聚仁到大陆两周后,周恩来总理在颐和园听鹂馆设宴,邀请他参加。宴会作陪的有邵力子、傅学文夫妇,还有张治中、陈毅等人。席间,宾主谈笑风生,觥筹交错,气氛十分融洽。宴会结束后,一行人还泛舟昆明湖。此时,曹聚仁就“和平解放台湾”的演说一事,向周恩来问道:“你许诺的‘和平解放’的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回答:“‘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周恩来又继续说:“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双方完全可以合作……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能共同商量安排。”邵力子是曹聚仁的恩师。6年前,曹聚仁去香港,行前就得到邵力子的赞同。这时,邵力子双目注视着曹聚仁说:“你有许多条件,又有海外地利之便,这工作要多做些。”曹聚仁点点头,他们的心情彼此相通。旁边的陈毅说:“曹先生不会推辞吧?”“哪里,哪里,聚仁身为炎黄子孙,义不容辞。”

　　这次宴会经过,曹聚仁以《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为题写成文章,发表于1958年8月14日《南洋商报》第三版。接着印度尼西亚华侨主办的《生活周刊》也在9月8日刊发了曹聚仁写的更详细的报道《周总理约曹聚仁在颐和园一夕谈》,正式向海外传达了周总理的国共和谈思想。文中说:“由于国共间的政治矛盾,增加了华侨中的精神负累,这一矛盾能解消,当然是国人之福。”曹聚仁还在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口号,文章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震动。

　　“叫他不妨再自由些”

　　自1956年首访北京后,曹聚仁终于以能“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效力而感到自慰。他为此奔走呼号,竭尽心力”。此后几年间,曹聚仁经常往返于大陆与香港之间。在北京,他除了遍访各界知名人士外,接触最多的就是邵力子、陈毅等中央的高层人物,尤其是在这期间,他先后得到毛泽东的两次接见。

　　毛泽东首次接见曹聚仁是1956年10月3日下午,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

　　那天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出席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大会,唯独毛泽东没有出席,因为此时他正在等候曹聚仁。那一次会面,毛泽东与曹聚仁作了长谈。毛泽东对曹聚仁说:“你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不要有顾虑,给我们指出。”曹聚仁直言不讳地陈述了自己的观感。事后,曹聚仁告诉他的四弟曹艺说:“想不到,我的著作主席差不多都看过。我说我是自由主义者,我的文章也是‘有话便说,百无禁忌’的,主席认为我有些叙述比较真实,而且态度也公正,又叫我不妨再自由些。”毛泽东又问起蒋经国在赣南的一些旧事(曹聚仁曾在蒋经国主办的《正气日报》任总编)。谈到那首著名的词《沁园春·雪》,曹聚仁说毛泽东的功业“可与成吉思汗相比”。毛泽东谦虚地回答:“那只是做诗而已。”

　　一年后,曹聚仁重提此事时,具体指出毛泽东超过成吉思汗的例证就是“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容忍的路”,“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又一重大转变”。海外有人认为曹聚仁的这番话并非仅是对一个人的评价,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通过曹向海峡彼岸放出合作的试探性“气球”。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曹聚仁是1958年。那次会面,毛泽东还和他共进午餐,江青作陪。曹聚仁书生本色,对一旁的江青并不十分了解。在餐桌上,他当着江青的面,谈起了三十年代上海影坛的轶闻与掌故。这让江青很不自在。

　　就是这位热心于两岸和平统一的毛泽东的座上宾,从中央的最高层预先得到即将炮轰金门的消息,于是抢先把这消息传了出去,在《南洋商报》上发表。据说有关部门曾因泄密事件对曹聚仁进行了批评。

　　不过,也有不同的说法。

　　曹聚仁虽是高层隆重招待的贵宾,但究竟是来自海外的党外人士,他能得到这一机密事并非平常。这是其一。炮击金门筹划之初,毛主席几番垂询叶飞“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能不能避免打到美国人?”于是林彪建议,通过王炳南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林彪之说虽未被采用,但毛主席的确考虑过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这是其二。金门的炮战“属于惩罚性质”,旨在促进“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炮击不久,就进入以政治、外交斗争为主的阶段。那么炮击前先行示警,避免伤亡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此其三。

　　有以上三点,不难推出曹聚仁何以能早得“天机”并敢于泄密的原因了。

　　然而,事情还远没有结束。

　　郭宗羲何许人也

　　炮击金门事件,吓坏了台湾当局和美国人,他们一时弄不清北京领导人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以为这是解放军大举进攻台湾的序幕。美、台方面匆匆进行抵御的准备。蒋经国亲往前线鼓舞士气,美国人也立刻向台湾提供几种新式装备:从地中海运来美国海军的“浮动船坞”,可以使补给艇在卸货时,不致被炮火击中;还提供给金门守军口径八寸的榴弹炮,这种巨型榴弹炮口径大、射程远、能发射原子弹;美国空军还提供了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可见美、台方面真的害怕了。

　　炮击进行了6周,金门守军已到了弹尽粮绝之境,此时我军如果发动登陆作战,金门便唾手可得。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国庆节后的第5天,即10月6日,北京发表了《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即国防部文告),文告一再阐明炮轰的目的是惩罚性质,要台湾当局接受和平解决两岸争端的建议。文告声明:“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能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果护航,不在此例。”

　　国防部的这一文告是在10月6日发表的,而10月5日,《南洋商报》上就发表了这一专讯。专讯发表时署名: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这又是惊人之举。

　　《南洋商报》驻香港办事处从何得到这个特大消息,这郭宗羲又是何许人?1994年3月,《中华日报》的记者几经寻觅,终于找到了《南洋商报》已退休多年的老报人薜残白先生。薛先生已83岁高龄,他是1929年进《南洋商报》的,从事报业工作已60年余年,他对《南洋商报》的情况知道得很多。

　　50年代,薜老先生是《南洋商报》中文版主编。据他说,1958年8月,《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名作家曹聚仁正在北京采访,而且还得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接见,并与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薛先生肯定地说:“能得到这样重大的消息,除了曹聚仁,当时的商报是不会有第二人的。”“那么,为什么这则消息发表时不署曹聚仁的名字,而是署郭宗羲呢?”薛先生回答说:“我只记得那时商报驻香港办事处有个姓郭的办事人员,这位年轻人当时不是写新闻的。按我的推测这个郭宗羲是个假名,很可能是曹聚仁为了省麻烦而用的化名。”薛老先生建议:“还是找香港的这位郭先生问一问吧,他一定会告诉你们真相。”

　　经过一番周折,《中华日报》的记者找到了定居香港的郭旭先生,郭先生也有73岁的高龄了。一问之下,真相大白。那则消息确实是曹聚仁从北京传到香港的。郭先生说:“当年我是商报驻香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平时不写新闻。记得当时的确有一则大新闻,是曹聚仁从大陆把稿传到香港,再由我传到新加坡的。”郭旭说:“郭宗羲这个名字还是当年商报的总编辑李微尘(李微尘后任新加坡政府外交部长)起的。如果问商报是不是有个驻港记者叫郭宗羲,那当然是没有啦。”郭旭还说:“据我推测,毛、周为什么肯将这么机密的消息告诉无党无派的曹聚仁呢?这恐怕是中共方面有意让曹聚仁以‘第三势力’的身份,出一把力,以促成国共两党的秘密和谈。”

　　毛泽东冷落曹聚仁——那是给蒋介石看的

　　在曹聚仁发了专讯的一周后,毛泽东于1958年10月11日,致函周恩来,谈起曹聚仁说:“曹聚仁到,冷他几天,不要立即谈。我是否见,待酌。”毛泽东冷落曹聚仁,并非是因为过早发了停止炮击的消息,而是给蒋介石看的。

　　毛泽东在《再告台湾同胞书稿》中,曾提到新加坡的《南洋商报》说:“好几个星期以前,我们的方针就告诉你们领导人了。7天为期,6日开始。你们看见10月5日的《南洋商报》吗?此人有新闻观点,早一天露出去,那也没有什么要紧。政策早定,坚决实行,有什么诡计,有什么大打呢?”这份《再告台湾同胞书稿》,原定10月13日发表的,毛泽东临时改变了主意,没有发表。10月13日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从前述未发表的稿中可以到,毛泽东称赞曹聚仁有“新闻观点”,并说“早一天露出上,那也没有什么要紧”。这样看到,有关金门炮战的消息两次提早曝光,原来都与曹聚仁有关。虽然当年掺杂着复杂的政治策略、恩怨纠葛、事事玄机已经无法深探,但岁月悠悠,回想起当年的旧事仍令今天我们遐思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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