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整个解放战争中，共歼灭蒋军807万人，其中饶漱石领导的华东军民共歼灭蒋军245万，占30.36%，是歼灭国民党军队最多的战略区，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卓著功勋。

　　饶漱石简介：(1903-1975)，曾用名梁朴、赵建生，1903年9月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钟岭乡(现抚州市临川区)，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调到中央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因卷入高饶反党联盟和潘汉年案件被解职、开除党籍、逮捕、判刑。1975年3月2日，因病去世，享年72岁。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11年19期 作者：蔡洪堂 原题为：饶漱石的前半生

　　饶漱石(1903—1975)，原名饶石泉，号漱石，曾用名梁朴、阿施、小姚、老宋、瘦人、小饶、阿四、姚实农、宋振华等，是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中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领导干部。

　　1903年11月23日，饶漱石出生于江西临川钟岭环洲饶家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青少年时代，先后在临汝小学、省立第七中学、南昌心远私立中学读书。1922年考入九江南伟烈学校，1924年入上海大学。精通英语、俄语。

　　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

　　饶漱石从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饶漱石在南昌读书，他积极参加南昌的学生运动。暑假回到临川后，他和从上海回来的傅烈一道，联络县城的学生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成立了一个剧社，利用演戏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剧社多次在抚惠堂公演，每夜观众达2000多人。对此，反动势力极为仇恨，临川商团的团丁闯入抚惠堂捣乱。饶漱石、傅烈带领群众与商团进行坚决斗争，迫使商团向剧社认错，并赔偿了打伤纠察队员的医药费，取得了斗争的彻底胜利。

　　1923年，饶漱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九江地方团组织第二支部书记。他创建了“浔光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浔光》和《江声报》。他多次领导南伟烈学校的学生运动，并组织成立了“裁缝工会”“女工工会”。后被推选为九江首届学生联合会主席，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首界全国学联会议。1924年夏秋之间，饶漱石转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了李立三等在上海沪西小沙渡创办的工人俱乐部的领导工作。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度担任沪西区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分工负责工人和学生团员工作，同时参与上海丝厂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参加领导了上海“五卅”反帝爱国斗争运动。1926年底至1927年3月，担任由陈独秀、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特别行动委员会委员。他工作积极，能力强，在白区工作处于低潮时期，为白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因而很快崭露头角，成了上海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饶漱石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江西省委特派员到赣东北巡视工作。1928年，任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先后在弋阳、横峰创建了中共弋阳县委、中共横峰县委，并委任黄道为中共弋阳县委书记、方志敏为横峰县委书记。和方志敏、黄道等人组织领导了著名的弋横暴动，为创建赣东北根据地和组建红十军奠定了基础。4月，饶漱石受党派遣回到家乡临川负责策反工作，当时临川驻军是杨如轩师。饶漱石召集杨如轩师下级军官十余人(多是我党地下工作人员)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士兵委员会”，发动士兵暴动，因杨师不久离开临川，没有成功。事情暴露后，饶漱石险遭逮捕。同年12月，饶漱石调回上海，任团中央秘书长。

　　1929年到东北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并一度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出狱后任中共满州省委宣传部长，曾一度为饶的部下)。在东北工作期间，饶曾负责组织了营救刘少奇的活动，并取得成功，又成功组织了奉天纺织工人大罢工。多次到哈尔滨巡视工作，并与唐巨经等人成功组织过著名的哈尔滨皮鞋厂工人大罢工。1930年4月，饶漱石因所谓“满洲破坏案”，与赵尚志等30人一同被逮捕入狱，内定为枪决，后经党组织派人做张学良的工作，才改为监禁。在狱中，饶漱石经受了各种酷刑，但他坚贞不屈。他在狱中建立了党团支部干事会，领导难友们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自己带头绝食，并取得了胜利。后又染上了瘟疫，险些丧命。“九一八”事变后，饶漱石和赵尚志等人一同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党内少有的国际政治活动家

　　饶漱石出狱后赴苏联学习，被共产国际派往西欧、东欧、美国等地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1932年初，饶漱石回国在上海做工会工作，先后任上海工人联合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多次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罢工和学生游行。1933年，饶漱石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8月兼任河北临时省委代理书记。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都转移到中央苏区，饶漱石曾一度主持了党在白区的各项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

　　1935年至1938年，饶漱石被派到苏联工作，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外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在此期间，饶漱石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王明等人共同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奠定了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他穿梭于法国、英国和美国，从事国际统战工作，在海外华侨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大量钱物。

　　并通过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动员白求恩来延安救治伤员。还先后主编或创办过《先锋报》《救国时报》《华侨日报》。为扩大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2月，饶漱石出席了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并用赵建生笔名撰写了《为自由和平而战的中国工人阶级》一文，很受与会者欢迎。饶漱石是中国共产党内少有的国际政治活动家。

　　1939年，饶漱石主动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救国斗争。1940年2月任中共中央华侨委员会书记，6月被中央派到皖南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协助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工作。当时，饶主管的也是白区工作，在新四军受国民党压迫的情况下，饶漱石具体领导的白区工作却卓有成效，分别在福建、安徽、江苏等地建立了地下交通站，使新四军在国民党的四面包围中仍有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这不光为新四军在南方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打开了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工作局面。刘少奇称饶漱石是“优秀的、成熟的青年革命家”。

　　机智处理皖南事变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项英、周子昆遇害。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敌人喊话要叶挺去谈判，但叶挺思想不通。饶漱石一再劝叶挺出去谈判，叶还是不通，最后，饶漱石不得不以党的名义，请叶挺下山同国民党谈判。饶说，这是为了党的事业，不是个人行为，只要能活着出去，他可以向中央作证。叶挺最终听从了饶的劝告，带了身边的人员去谈判，为新四军军部将士突围赢得了时间，保护了一大批新四军的骨干力量。饶漱石见叶挺一去不返，知道凶多吉少，就组织人员分头突围。

　　他被国民党士兵抓住后，用身上的银元贿赂抓他的士兵，得以逃脱，历尽艰险来到上海。后来，饶回到盐城新四军军部，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可以说，皖南事变，饶漱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体现了他过人的胆识，由此奠定了他在新四军的地位。1942年3月，刘少奇离开华中去延安，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饶漱石代理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和陈毅等人共同组织指挥淮北1942年冬季反“扫荡”、大小悟山冬季反“扫荡”、郯城战役、盐阜1943年春季反“扫荡”、苏中反“清乡”斗争。

　　1943年11月，陈毅去延安汇报工作，后参加党的七大，饶漱石全面主持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工作。他和张云逸、赖传珠、粟裕等人一道，成功地组织指挥了车桥战役、挺进苏浙皖边和1945年春季攻势。饶漱石指挥新四军在华中解放区实行战略反攻，解放县城30余座，歼敌5万余人，狠狠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器张气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饶漱石领导新四军期间，也是新四军发展的鼎盛期，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新四军已经发展到30多万人，并有100多万地方武装，还建立了苏、浙、皖、豫、鄂5省的8个抗日根据地。顺利实现了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解放区连成一片。

　　1945年4月，饶漱石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44人)。8月，饶漱石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1945年12月，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前被我党授予最高军衔的将领之一

　　1946年春，饶漱石和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同为北平军调部的中共代表，饶任书记，主持军调部工作。并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在伍修权等人的陪同下，和美国代表白鲁德、国民党代表赵家骧等飞往沈阳，参与国共东北停战协调。当时，我军还没有实行军衔制，为便于同国民党军方代表进行平等工作，我军派往各地代表被临时授予军衔，沈阳代表饶漱石为中将，而太原代表陈赓(1955年授大将)、本溪代表许光达(1955年授大将)、北平代表宋时轮(1955年授上将)、徐州代表韦国清(1955年授上将)等人仅被授予少将军衔，由此可见，饶漱石当时在我党我军地位非常之高。

　　饶漱石也是新中国成立前被我党授予军衔最高的将领之一。当时授予中将的只有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等人。饶漱石舌战美蒋代表，坚决捍卫了我党我军利益。在他的调停下，三方签订了短暂的15天停火协议，为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随后，饶悄悄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后便返回山东，领导华东军民进行土地改革、整军备战。

　　中共华东战略区的最高统帅

　　1946年10月，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仍兼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解放战争初期，由于饶不在华东，华东局和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的工作暂由陈毅主持，但陈毅难以有效地统一领导华中、山东两部，甚至发展到山东、华中两部的主要领导相互指责。1946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同意陈毅21日建议：山东、华中两野战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也合一，合一后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但两野战军意见不能统一，两方面的领导人包括陈毅在内纷纷给中央发电报，盼饶漱石回华东主持大局。

　　1946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兼山东军区政委的饶漱石从延安赶到临沂，撤销了华中分局，把邓子恢、张鼎丞、曾山三名中央委员调到华东局当常委(邓任副书记、张任组织部长);组建了华东我军统一的指挥机关——华东人民解放军总部(后改为华东军区)。将华中、山东野战军兵合一处，正式组建成华东野战军，彻底结束了山野、华野互不买帐的混乱局面。陈毅任华东军区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饶漱石兼任华东军区政委(华东野战军行政上隶属华东军区领导)。分工为饶漱石、张云逸指挥华东军区的部队(30万人)，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约27万人)。1947年10月，中央军委又将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又称内线兵团)4个纵队划归饶漱石直接指挥。1948年5月陈毅调中原局任副书记兼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后，华野在军事上的排名为饶漱石、粟裕。

　　1947年1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饶漱石领导当地党政军民顽强地坚持斗争，而且有一套坚持斗争的办法，又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斗争策略，在陈毅、粟裕、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等领导人的协助下，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歼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扩展了根据地，并成功地组织指挥了鲁南战役(1946年12月)、莱芜战役(1947年1月)、孟良崮战役(1947年5月)、胶东战役(1947年9月)、宿北战役(1947年12月)，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饶漱石和粟裕等人一起共同指挥了宛西战役(1948年5月)、宛东战役(1948年5月下旬)、豫东战役(1948年6月)和济南战役(1948年8月)。

　　1948年10月，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等人组织策划指挥了著名的淮海战役，这时的淮海战役设想后来被称为小淮海战役。随着战局发展，总前委审时度势，淮海战役越打越大，最终取得了惊人的战果。与平津战役、辽沈战役统称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期间，饶漱石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一起率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军两个师、第七十七军一个半师共23000余官兵，在贾旺、台儿庄防地举行起义。使淮海地区东线的国民党军防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我华东野战军主力乘虚而入，直抵徐州，切断黄伯韬的退路，进而将国民党军第七兵团歼灭，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进程。饶漱石还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人共同指挥了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战役。

　　整个解放战争中，共歼灭蒋军807万人，其中饶漱石领导的华东军民共歼灭蒋军245万，占30.36%，是歼灭国民党军队最多的战略区，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卓著功勋。

　　延伸阅读：饶漱石为何被开除党籍 来源：《党史博览》2004年第11期本文为节选

　　三件事使饶漱石的问题突然升级。饶漱石被开除党籍，由毛泽东亲自批准逮捕

　　就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在讨论高饶问题并且意见基本上已经统一到中央政治局关于保留饶漱石党籍的意见上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饶漱石的秘书向中央提交了两份关于饶漱石近来反常表现的报告。报告说：饶漱石近几天来向秘书发牢骚，矢口否认自己曾经与高岗勾结进行反党活动，声称他那份书面检查是被迫说了违心的话，他是挨整的，是陈毅对他进行打击报复。还表示，他要向中央申诉冤屈。秘书的这两份报告由中央办公厅转党代会秘书处，秘书处把这两份报告印发全体代表后，把代表们给惹火了。

　　第二件事：在这次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印发的材料中，有一份是揭发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时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其中好些事涉及饶漱石。当年是饶漱石批准采取“以特反特”方针的。采取这个方针，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疏漏。后来，一经发现疏漏，也都采取措施解决了。高饶事件发生后，“以特反特”的事情被重新提起，而且把某些工作失误说成是“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扬帆于1954年底被逮捕，押解到北京隔离审查。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有人把扬帆的上述材料提交大会秘书处，秘书处把这份材料印发与会代表。代表们认为，饶漱石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政治问题，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是阶级斗争问题。饶漱石不是犯了错误，而是犯了罪。

　　第三件事：陈毅直接向毛泽东提交的有关潘汉年的“交代”。战争年代，潘汉年长期做特科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全国解放后，潘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这次党代表会议，他也是代表之一。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潘汉年听到毛泽东在会上讲：与高饶问题有牵连的干部，本人有历史问题，要主动向中央讲清楚。对此，他震动很大。加上扬帆“包庇特务”的事情一提出来，他的心理压力更大了。他过去在工作中与饶漱石和扬帆都有联系，揭出来的扬帆的有关问题，他也有份。还有，1943年他被骗到南京见过汪精卫，这件事他一直没向组织报告。因此，他觉得自己也有问题，便主动写了一份交代材料，交给陈毅。陈毅把这份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处。毛泽东看了材料后，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据此作出了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4月3日，潘汉年被逮捕。

　　这三件事情一发生，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代表、中央政治局成员，以及毛泽东，都对饶漱石的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认为饶漱石的问题，已经不是犯错误的问题了，而是犯罪的问题，是在党内有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

　　这样，在接下来由毛泽东主持续开的七届五中全会上，除了通过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公报外，正式批准逮捕饶漱石和潘汉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还发表讲话指出：现在党内存在着“宁右勿左”的思想，对敌人从我党内部来破坏的实际危险认识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今后要着重反右，反对落后于政治斗争，反对麻痹。毛泽东还指出：“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在这次会议上，饶漱石被认定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犯。饶漱石被开除党籍，交公安部门侦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