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

　　邓小平对史学研究尤其是党史研究发表了大量独到而深刻的论述，形成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史学理论。邓小平的史学理论，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学习历史，不仅能增长知识，而且能产生一种精神推动作用

　　了解历史，研究历史有何重要意义?邓小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发前人未有之论，1990年4月7日他在同外宾谈话时明确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他的这一重要命题，把了解历史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深刻揭示了历史学对社会发展的精神推动作用。

　　首先，懂得中国古代史有助于增强全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是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凝聚力，也是民族赖以发展的原动力。邓小平曾多次赞叹“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认为了解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对今天提高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对于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奋发图强，加快社会主义观代化建设，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懂得中国近代史，有助于全党确立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生存，开放才能发展的意识。中国近代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备受列强侵略的历史。邓小平指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内，处于被侵略、受屈辱的状态”。1990年4月7日他又说：“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从这些富于警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近代史的屈辱是刻骨铭心的。那么，近代史上为什么会出现中国屡受欺凌的屈辱现象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太落后了，落后自然要挨打。而

　　落后的根因，一是政治腐败;二是闭关自守。邓小平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鉴于此，邓小平反复强调了开放问题和发展问题，将它们提到关系民族存亡的高度。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提出了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以后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直到1987年，改革开放全面推开以后邓小平仍在反复强调对外开放问题。他说：“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1989年5月31日在和中央两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关于发展问题邓小平强调得更多。1987年7月30日，他在会见外宾时说：“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1988年12月21日在同外宾谈话时说，“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1992年在南巡讲话中，他又号召“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并认为“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关于开放和发展问题的精辟论述，许多都是借鉴近代中国历史作出的。

　　第三，懂得中国现代史，了解建国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有助于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选择中，逐步被认可、被确立的时代。了解中国现代史有利于人们认识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1987年2月18日他在会见外宾时说：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选择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邓小平认为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坚持党的领导是一致的。1980年，他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

　　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向来访的外宾讲述了我们建国以来的历史后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11)1988年9月5日，他在同外宾谈话时又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12)邓小平认为，大家都应该懂得这些历史，从而在正反两方面的历史对比中，认清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现实服务

　　历史研究固然要弄清历史事实、历史真相，但这不是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拿出研究成果来为现实服务。邓小平反复强调：“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13)“接受历史教训是为了今后的工作”。(14)邓小平关于研究历史要服务现实的思想，贯穿于他对历史的整个研究和回忆之中，并表现在许多方面。

　　第一，运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说明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指导今天的工作。邓小平很熟悉我们党从开头到现在的历史，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都比较了解。正是这一特殊的经历，使邓小平审视历史的角度独到而深刻。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总的指导思想，邓小平通过回顾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后指出：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这就是每一个党都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革命实践、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才能够赢得革命的胜利。”(15)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问题，邓小平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6)关于坚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邓小平说：“我们党同广大人民群众联系，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领导是六十年斗争的历史形成的”，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是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确立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什么要坚持对外开放政策，邓小平说：“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7)所有这些，都是邓小平运用历史来说明的。

　　第二，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统一人们的思想，给人们以正确的行为导向。邓小平从党的事业出发，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这一极端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历史问题给予了彻底的解决。在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邓小平指出;“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18)以后的实践证明，通过制定《决议》，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维护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保证。

　　第三，用党在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青年，教育人民。1989年6月9日，他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19)他还认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只是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20)针对许多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情况，邓小平强调，“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21)一定要用党的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实事求是是研究历史最基本的方法

　　邓小平特别强调实事求是，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活的灵魂。1985年4月15日，他在与外宾谈话时说：“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22)他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也把实事求是作为研究历史最基本的方法。

　　首先，他依据实事求是的方法客观公允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过。邓小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主张把对毛泽东的评价同整个党和国家以至整个民族的历史命运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他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23)“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给我们国家抹黑。”(24)

　　邓小平认为，对于历史人物特别是对毛泽东同志应该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承认其应有的功绩，指出其存在的缺点，得出让众人都能接受的结论。他多次阐明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犯有错误，但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要严格区分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的界限。

　　在评价毛泽东的过错时，邓小平反对过分追究历史人物的个人责任和个人品质，主张着重分析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的复杂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他指出：“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25)“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

　　。”(26)“‘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27)

　　在处理领袖人物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认为，归根到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能洞见并代表某一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根本需要，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因此既要肯定伟大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也要看到任何伟大人物作用的发挥都受着时代条件的制约。邓小平对毛泽东客观公允的评价，正是建立在这一基本认识之上的。

　　其次，具体地、历史地分析了我党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邓小平多次强调对历史问题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针对“两个凡是”的论调，他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又说：“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28)在分析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时，邓小平主张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着重分析构成事件的历史因素、历史环境。

　　从对历史问题必须进行具体的客观的分析这一认识出发，邓小平以完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历史上的党内矛盾和斗争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内和史学界，一直是以两条路线斗争来判断历史上党内矛盾和斗争的性质的，甚至把党的历史片面地归结为路线斗争史。邓小平果断地摒弃了这一错误作法，他说：“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29)邓小平摒弃“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史”的观念，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上的党内矛盾和斗争，为重新认识党的历史提供了理论指针。

　　在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具体分析上，邓小平说：“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30)

　　在具体分析建国后我们曾经长期封闭、阻碍对外交流，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原因时，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在世时，“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于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31)

　　在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这一历史事件的评价上，邓小平客观地具体地分析了当时的情况，既说明这一斗争有扩大化的严重失误，又强调不能因为给右派分子平反就否定这一斗争在当时的必要性。

　　第三，全面系统地分析党的历史，把握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邓小平说：“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32)他认为只有全面系统地分析历史，才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他多次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实际上正是运用于这一科学分析方法。全面系统的科学分析方法要求在研究历史时，既要注意成绩，又要注意错误;既要总结经验，又要接受教训;既要研究主观原因，又要研究客观原因，既要了解国内因素，又要研究国际因素。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求从历史上的彼此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中把握历史的本质。

　　邓小平很善于把握历史发展的本质。对于有些人企图否定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地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33)关于建国以来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认为成绩是主要的，是应充分肯定的，他说只有这样评价，才符合历史。对于建国以来党所犯的错误，邓小平认为重要的是要分析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对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邓小平认为造成错误的原因从客观上讲，主要是社会主义处于探索中，没有现成的经验;从主观上讲，毛泽东晚年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同时，制度上的弊端也起到了很大作用。针对有的同志简单地把一些问题归结到毛泽东个人品质上，邓小平指出“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他明确指出，“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34)

　　把中国历史发展同世界历史发展联系起来考察，是邓小平全面系统分析历史的一大特色。他认为，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联系起来考察，才可以得到更多的宏观的启示。在邓小平看来，不仅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就是考察中国历史的发展也要联系国际环境。当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6·4”风波后，他以其深邃的洞察力，非常敏捷地提出了这场风波“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35)他的“大气候”、“小气候”的说法，形象地把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表达出来。

　　研究历史不脱离现实，考察现实不割断历史，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高度统一，是邓小平全面系统分析历史的又一大特色。他经常用统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目光考察中国的发展，思路常常上溯到上个世纪、延伸到下个世纪。所以在他的谈话中，多处可以看到从“鸦片战争以来”和“50年到100年以后”等用语正是由于这种经常的跨越时间的分析，才使他能够通古识今、以史鉴今、高瞻远瞩、继往开来，为我们制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步走”的战略部署，设计了跨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

　　注释

　　(13)(16)(18)(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2、299、292、163、292、

　　272、118、299、301—302、308、300、296、121、308、168、127、244、345、297页。

　　(11)(12)(17)(19)(20)(3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2、357—358、78、224、299、227、282、205、234、272、78、306、290、302页。

　　(14)(15)《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69、3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