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就在扬州“爆炸性”地发现了隋炀帝墓志的同时，西安“静悄悄”地出土了一块唐代回鹘王子墓志。这块在媒体上乏人关注的墓志却引起了全球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填补了古突厥文字在东亚地区文献资料的空白。

　　回鹘王子为何会葬在长安? 唐朝怎么会和回鹘如此亲密?中亚世界在唐之后为何会淡出中国人的视野?北大历史系教授罗新先生在访谈中带我们走进了中古时期的中国和中亚，“唐在中亚的政治和军事存在比起之前的汉和隋，以及之后的宋和明来，的确要深入得多、持久得多……但考察唐朝的西域经略，会发现并不存在一个殖民、扩张和文化同化的宏大计划，这决定了唐朝在中亚的存在是不稳定的、可逆转的。随着阿拉伯和伊斯兰进入中亚，这种逆转过程很快就出现了”。

　　最近在西安发现的回鹘王子墓志引起广泛关注，据说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块唐代汉文、鲁尼文双语石刻墓志。一位回鹘王子，怎么会葬在那个时代的长安呢?

　　罗新：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新入藏的“回鹘王子葛啜墓志”，因为汉文志文后面还有鲁尼文字母的古突厥文刻铭，受到突厥学界和唐史学界的共同关注。墓志的古突厥文与汉文内容互有重叠又互为补充，正是二者的结合才使我们大致了解墓主葛啜王子的身世来历。这个葛啜王子是回鹘可汗家族的一员，所谓药罗葛汗的后裔，这样的人都具有特勤(tigin)的称号，这种称号在北魏时译作“直勤”，类似中原王朝的“宗室”身份，所以唐代史料中径直称为“王子”。葛啜王子只是一个普通的宗室成员，死时也才二十岁，本不会是什么要害人物，但根据鲁尼文所记，他的哥哥是回鹘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顿莫贺可汗(唐朝册封为天亲可汗)，这就使得有关他身世的零星材料有可能串联起来讲述一个新的故事了。比如你问的这个问题，回鹘王子怎么会葬在长安呢?回鹘特勤来长安的很多，难免会有人死在长安，但过去从未发现有特勤葬在长安，大概有此身份者都会归葬漠北。可是这个葛啜怎么会葬在长安呢?

　　刚才说了，葛啜的哥哥是天亲可汗，这个天亲可汗虽然是宗室勋贵，但不属可汗直系，本没有机会登上汗位，但他在780年杀死了登里可汗(史书又称牟羽可汗)，自己做了可汗。那时葛啜才五岁，他的父亲可能应该去世了，他的叔父就成为天亲可汗在汗庭的重臣。唐代史料说天亲可汗派人使唐说明可汗更换的情况，任务是说服唐朝接受回鹘汗位的非正常变动。后来唐代史料都说天亲可汗之所以发动政变，是因为他反对登里可汗与唐朝为敌的政策。我猜这个理由是回鹘专门讲给唐廷听的，而讲这个故事的人，据我考证，就是出现在葛啜墓志里的Qan Tutuk，是葛啜和天亲可汗的叔父。和十五年前比，他的官称由达干改成了都督。

　　天亲可汗死后回鹘政局非常不稳定，他的两个儿子先后称汗，但都是傀儡可汗，实权掌握在药罗葛汗族以外的宰相颉干迦斯(又称骨咄禄)手里，后来他干脆自己做了可汗。虽然他冒姓药罗葛，但知道他实际出于另一部族的人太多，他本没有资格称汗的。这样，具备立为可汗资格的药罗葛家族成员都成了威胁，所以史书说“自天亲可汗以上子孙幼稚者皆内之阙庭”，就是把药罗葛一系的男性成员都送到长安去，让他们远离回鹘汗庭。葛啜墓志说他到长安是贞元十年(794)，两《唐书》和《通鉴》记骨咄禄自立为汗是贞元十一年(795)，似乎葛啜入唐与回鹘汗位的变动无关。但据吴玉贵先生考证，两《唐书》和《通鉴》所记的时间是唐廷做出正式反应的时间，其实汗位变动的发生至迟在一年前。据此，我们可以肯定葛啜是因为政治原因而被遣送到长安的。墓志说葛啜死后主持丧葬事务的是他哥哥阿波啜，这个阿波啜出现在长安，大概是基于同样的政治背景。

　　正是这个背景，使得葛啜死后不可能归葬漠北，只得就地安葬。

　　唐朝怎么会和回鹘发生如此亲密的联系呢?

　　罗新：唐朝和回鹘之间的亲密关系的确时间很长，回鹘灭突厥，符合唐朝的利益，后来回鹘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更成联盟，比现代的战略伙伴关系还要紧密。历史上所谓和亲，真正把皇女嫁出去的，第一个是唐肃宗，后来德宗、穆宗，都把亲女儿嫁给回鹘可汗，如此彻底的和亲是极为罕见的。不过，这种关系的本质是彼此需要，是地缘政治中的利益关系，而不是什么友谊和情感。现在有些学者为了迎合现实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夸大古代的国际与族际友好往来，做出许多庸俗的历史解说。唐朝与回鹘就是相互需要，没有回鹘骑兵，唐朝平定安史之乱不可能如此顺利;回鹘不帮助唐朝除掉安史，草原东南部的不安定局面就会加大以至于冲击回鹘帝国的稳定。在吐蕃、唐和回鹘三强鼎立的东部中亚角力中，吐蕃后来居上、处处进取，回鹘与唐处于守势，所以唐与回鹘有联合的必要。唐在安史之乱后元气大伤，回鹘则内政不稳，还受到西北新崛起的黠戛斯的攻击，乱象已著，非常依赖与唐朝的马绢贸易。回鹘与唐是不得已绑在一起的。

　　唐朝与回鹘也都尝试过改变这种同盟关系。唐德宗还是皇子时，曾以唐军元帅身份会见前来帮助平定安史之乱的回鹘可汗，被可汗责以礼数不周，备受凌辱，身边的官员都被杖击，有两个人还因此丧命。这个经历使德宗非常痛恨回鹘人，即位后立即寻求改变国策，考虑拉拢吐蕃打击回鹘。这之前不久，回鹘也作了类似的尝试。可是战略格局决定了吐蕃与唐朝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而回鹘若与唐朝为敌则必然加剧草原各部本就存在的离心倾向，在中亚与吐蕃的冲突也无可调和。正是在这样的大格局之下，回鹘主动对唐“以水洗血”，不追究唐军的鲁莽挑衅;唐德宗也不计个人恩怨，全面修复与回鹘的关系，甚至嫁女到漠北。值得注意的是，当年亲自动手欺辱德宗的人，就是天亲可汗的父亲，也就是葛啜王子的父亲。

　　唐与回鹘这种持久的亲密关系是由地缘政治的利益格局决定的，与双方统治者之间的个人联系无关。当然，长久的亲密往来会增加彼此的了解，特别是加深文化上的联系，甚至可能双方的某些人员之间会建立起特殊的私人情谊。但这与国家利益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基本上不可能影响到国策的确立与改变。因此，当回鹘帝国被黠戛斯摧毁后，南逃入唐的回鹘残余部众并没有得到唐朝的善待。此时唐朝的冷酷无情，才显露出唐回关系的真实性质。

　　与之前之后的汉族王朝相比，唐朝在西北的开拓高了不止一个级别。是什么驱动了唐朝开拓中亚的“进取之心”?以当时的历史来看，唐朝的对外开拓是否有相当程度的“国际争霸”的意味?中唐以前，唐政权在西北直至中亚地区所面对的“国际形势”可谓错综复杂，周边又是突厥、吐蕃、吐谷浑、薛延陀、葛逻禄，又是大小勃律、黠戛斯、突骑施，还有如高昌、龟兹这样的西域小国，后来还有了“一路向东”的阿拉伯帝国(大食)。在如此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唐朝是如何经营西域乃至中亚的?

　　罗新：其实任何时候、任何地区的“国际形势”都是错综复杂的，差别只在我们了解多少。我们对唐代中亚复杂情况的了解远多于汉代，那是因为唐朝对中亚的了解远多于汉代。这当然并不可以简单地归因于唐朝更强大、更有进取心，而要看到唐朝是在北朝和隋朝已有的轨道上滑行的。北朝和隋在与漠北的柔然、突厥对抗的历程中，就不得不把战略经营向西深入到中亚，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中亚知识，而且建立了基本的经营模式。唐朝前期的中亚经营，可以说是已有的知识积累与经营模式的双重成功。

　　唐朝在中亚的政治和军事存在比起之前的汉和隋，以及之后的宋和明来，的确要深入得多、持久得多，这个不能看成唐朝单方面努力的结果。盛唐时期的唐朝在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确有许多人才，国力特强，但也得有中亚和内亚诸种历史因素的配合作用，才能呈现出那种历史局面来。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歌颂大唐的进取精神、开放精神和包容精神，那是把超越地域的文化发展当成唐朝特有的性格，把唐朝神秘化了、无法理解了。其实考察东亚与中亚以至地中海地区的历史联系，会看到从汉代以来，东西两端，两端之间的各个地区和人民，对参与所谓丝路贸易的依赖，对与其他国家其他部族接触交流的依赖，是在不断增强中的，到唐代达到极盛，这一历史积累成就了唐朝。但是考察唐朝的西域经略，会发现并不存在一个殖民、扩张和文化同化的宏大计划，朝廷的利益主要是政治利益，这决定了唐朝在中亚的存在是不稳定的、可逆转的。随着阿拉伯和伊斯兰进入中亚，这种逆转过程很快就出现了。

　　唐朝之后的中亚，由于伊斯兰化和其他文化政治过程的发展，也由于东亚与中东世界之间的联系另由海路承担，丝路贸易的重要性下降了，也部分地注定了后来的中亚世界很少引起东亚的关注。

　　自唐太宗起唐朝皇帝确立的“天可汗”地位，是否意味着唐与周边国家相比有一种“超然”的上国地位?或者说，在当时唐政权的考量中，与这些周边国家的关系算是“国际范畴”，还是中央王朝与藩国?

　　罗新：贞观四年(630)灭东突厥第一汗国，意味着唐朝在北方和西北再无足够强大的敌对力量，唐太宗当上了“天可汗”。唐朝皇帝对内称皇帝，对外称可汗，形式上具有了双重性。这种地位在太宗晚年解决了薛延陀问题之后得到进一步加强，后来高宗时期达到极盛。但应该看到这种君临万邦的局面其实是短暂的，而且维持这一局面的成本也是极高的。近年蒙古和俄罗斯考古学家在蒙古中部发掘了多座金微州都督的墓葬，墓主是铁勒九姓中仆固部的酋长，他们担任唐朝的羁縻府州的都督和刺史，其实只是形式上对唐朝效忠，而唐朝却要给与很多经济利益，承担一切丧葬事务，从陪葬品和墓志来看，完全享受唐朝同级别官员的礼遇。仆固部之外的各部的情况必定也都相近。可见，要维持这种天下一家的秩序，唐朝需要承担极高的统治成本。“天可汗”是一个象征，对于唐朝来说，与这个象征相联系的是政治利益，国防开支未必因此减少，经济负担却越来越重了。

　　需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天可汗”这个头衔事实上也不仅唐朝皇帝拥有。就史料所见，东突厥第二可汗后期的可汗中，有以登里为可汗号的，登里(Tri)就是天。此前草原游牧政权中，从未见有以登里为可汗号者，至多是自称“从天生”(登里啰没蜜施，Trid bolmi)。突厥可汗以登里为号，应该是效法唐天子的，至少是在唐朝面前不示弱的意思。

　　到回鹘助唐平安史之乱，更是事实上与唐已平起平坐，所以在可汗号上也不能输给唐的天可汗，遂以登里为可汗号，成为草原上可汗号的一个新传统。到耶律阿保机建国时，史书说他号称“天皇帝”或“天皇王”，是汉文记录发生了错误，其实就是“天可汗”。

　　唐与大食两大帝国间的怛罗斯之役，在中国史上似乎缺乏应有的关注，有种说法是唐军在怛罗斯的失败似乎宣告了唐朝势力撤出了中亚，这对于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世界历史意味着什么?

　　罗新：也不能说不关注，只是如何解说的确存在着陷阱。唐朝在中亚并无重大切实利益，唐朝也没有一个在中亚进行殖民和文化同化的计划，事实上当时许多官员不敢明说的一个想法可能是西域经营乃是国家一个不必背负的负担。这决定了唐朝在中亚的政治和军事存在不可能持久，成本过高时必定放弃。从这个角度看，怛罗斯战役后唐朝的退出，对唐朝说不上有什么损失。从阿拉伯和伊斯兰扩张的角度看，在波斯高原上站住脚跟之后，这个蓬勃兴盛的新力量进入中亚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唐朝即使在怛罗斯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也不可能阻止伊斯兰文化最终对中亚及更广大地区的覆盖。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一些研究者过度强调怛罗斯战役的划时代意义，恐怕是一个需要提防的陷阱。

　　汉代经略西域，有屯田徙民之举，即使仅仅是出于军事考虑，这也会在新占领区局部地造成人口结构和文化面貌的改变。西域最东沿的高昌、鄯善(楼兰)在一定时间里的确发生了这种变化。但仅止于此。唐朝经营西域，没有徙民屯田的计划，满足于间接统治，经济上对当地也没有很大的期待，所争的主要是政治利益。这和六朝时期中原王朝在华南的深度扩张迥然不同。因此，在说到唐朝退出中亚的世界史意义时，不应夸大唐朝退出之前对于中亚的影响深度。从后来吐蕃崛起之后的历史发展看，唐朝连河西走廊与北庭都难以保护，又如何能够在遥远的中亚维持盛唐时候的那种强势存在呢?更何况，即使是盛唐时期的那种强势存在，也主要是象征性的。

　　中国的势力在中唐退出西域和中亚之后，一别似乎就是上千年，中亚在那之后和中国历史还发生过什么富有联系的律动么?我记忆中好像只有西辽了。如果不算元朝的话，一直到了清中期势力才重新回到那个地区。除了国力的关系之外，这是否和中国的统治重心逐步东移，对西部边疆缺乏了盛唐时期那种兴趣有关?

　　罗新：中国的历史重心南移到江南，包括关中和三河地区这样的汉唐核心区域都已不再重要，稻作农业在经济中的权重，大运河所维持的南北联系，西北、北方和东北地区方兴未艾的族群崛起所构成的国防威胁，一切因素都使得国家的注意力不大可能投向中亚。清代进入中亚，有研究者说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反击噶尔丹的需要。不过，也许并不是凑巧，清朝进入中亚东部，在时间点上恰好与英国进入印度、俄国进入中亚西部衔接上，这就具有了世界史的意义。

　　有个问题值得讨论，帖木儿大帝死在远征明朝的路上，这是当时的明朝所不了解的。帖木儿完成了他在中亚、伊朗、印度和西亚的征服事业以后，能够想得到的大敌就是明朝了。如果他能够征服明朝，那么他就完成了比成吉思汗更伟大的事业，不必谦虚地以埃米尔为号，足以突破非成吉思汗后裔不得称汗的限制了。设想一下，如果他没有死在远征的路上，并且的确进军到了明朝的边境线上，与明军发生战事，那么，会引起什么样的历史变化呢?如果明朝没有被打败，那么这场入侵有没有可能把明朝的注意力引向中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