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耕华教授选辑的《吕思勉集》(花城出版社“大家小集”丛书之一，以下称《吕集》)，对于吕思勉先生通贯的史识和学问人生，做了一个极好的呈现。

　　治史之难，在于对史实的通贯把握。中国有绵延数千年的历史，是长时段历史研究的绝好范本。然而，上至夏、商、西周，迄于春秋、战国，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及于宋元明清以至于今;其间，还经历了五胡十六国的兴灭无常和辽、金、西夏的并立;如此绵长而又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历史，要想在史实上对其有通贯的把握，真可谓是“难于上青天”了。所以，从来治中国史者，都强调断代研究。然而，凡治中国之断代史者，又皆极重视所研究断代之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必瞻前顾后而逸出其所治之断代，以观察那一段历史的由来与走向，对诸如历史分期、社会性质、变革与转型之类的问题详加探究;而抓住断代中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方面，寻流溯源，另辟蹊径，著成一贯穿数千年的专门史者，对此类问题往往也极为重视;至于以通史为研究之旨趣者，则更力图从整体上来把握诸如此类的问题。故凡治中国史者，无论其为断代，为专门，或为通史，其所追求的对史实的通贯把握，无不沿着对此类问题逐渐深入探究的路径而延伸扩展;亦无不从中致力于获致通贯的史识，以求把握中国历史演进之大势和历史认识的深化。

　　历史的绵延不断，决定了在历史的运动、演变之中，必定会形成某种惯性。而通贯的史识，既来自于对历史事实的通贯把握，亦来自于对这种惯性的认识。吕思勉先生以其对通史、断代史以及各种通代的专史、专题的研究，对中国历史作了整体性的通贯把握，从而能够洞悉其惯性，并形成自己对中国历史的通贯认识。先生所著甚丰，然而读者有此一册《吕集》在手，对于先生之通贯的史识概乎可以领略了。

　　以下，试举例言之。

　　关于中国古代政治的特点，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大问题。一直到最近，论者仍或概言其“专制”、“集权”或“极权”;反对者则谓向来是“皇权不下县”，地方则由宗族、绅权“自治”。这两类意见，虽各有依据，惜乎盲人摸象，是不能被视为“通贯的史识”的。《吕集》中收有《中国古代政治的特点》一文，概括地反映了吕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秦汉而后，幅员太大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无论其为好坏，都不易无孔不入。即将依附之贵族、官僚、嬖幸一并算入，亦还是如此。所以秦汉以后，中央政府之影响，所能及于社会者实微”;“政府所加以干涉，求其统一者，只在一极小的范围内，而其余悉听各地方之自由。”

　　显然，在吕先生看来，中国古代的政治，从来都有专制和放任两个方面。“专制”，是在中央“所加以干涉，求其统一”的很小范围内;“放任”，则是在中央“悉听各地方之自由”的很大范围内。吕先生认为，国家采取放任主义，是因为“扞格不入之事，必欲强求，皆欲贯彻其主张;而其所委任者，又皆欲剥民以自利，则势必至于每每大乱而后已”;而“中国历代，所以行放任政策，尚可苟安于一时，行干涉政策，即不旋踵而召乱，其根源实在于此”。

　　根据所论中国古代政治的放任主义特点，吕先生指出：秦以后所谓“通行全国之法，不过一笼统宽阔，不许逾越之范围，并不切于实际。故当一处地方，或一宗事务大坏之时，惟有派一大员，使其就此地方，就此事务，考其实际的情形，定出相当的对策，以为合宜的处置”。概言之：法令统一，却不切实际，故具体的地方和事务上出了问题，就只能派员另行处置，而造成普遍“人治”的局面。

　　以上吕先生所言，一是将大一统之下政府只可能在少数方面和小范围内实现统一，在大多数方面则不得不放任“地方之自由”的道理讲清;二是将这种放任主义的“苟安”性质讲清;三是将国家如强行执法，所委任的官吏势必乘机欺压百姓而引起的后果讲清;四是将历来重人治而轻法制的原因讲清。揆诸秦汉以来的历史事实，两千年间，国家所不遗余力而“求其统一者”，无非是在官僚(包括胥吏)、军事(包括治安)、财政(包括专利)和赋税等制度方面厉行中央集权;在民政之众多方面，因统一的法令疏阔而不切于实际，只能放任而并不实行了。以这样通贯的史识分析中国古代政治的相关问题，真可如庖丁解牛一般了。

　　关于国家之干涉政策，必导致官吏乘机“剥民以自利”的问题，《吕集》所收入的《帝制成功，君政废坠》一文，所论亦极通透。

　　吕先生说：中国原始的“君政”，是在一个小群体内部，凭借着社会组织的优良，不难将件件事情办得妥帖;而在分封制的贵族政体中，“君政”的组织仍有残余，只要有仁君，仍可以希望实现仁政;惟列国兼并，世袭的贵族逐渐消灭，而代之以官僚，这种“君政”的社会基层组织“渐渐的没落而浸至于无”，“君政”因而废坠;至于帝制的成功，无非是使官僚阶级达于全盛;帝制之下，即便是向来被视为“亲民官”的县令，其“亲民”的程度已十分有限，县以上的官僚则更不具备亲民的性质。先生由此分析帝制之下的皇帝、官僚和民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官僚的性质，理论上就是“所尽的责任，减至最小的程度;所得的利益，扩充至最大限度”;而皇帝在实际事务中，只能是在处于对立的官僚利益和民众利益之间寻求均衡，把“官僚剥削平民，限于某一限度之内”;故凡公益事务，“悉废坠而无人过问，人民遂出现极萧索可怜的状态”;那种“君政”之下，“人和人相生相养之事，积极的有计划、有规模，而人不是在最小限度之下勉强维持其生存的现象，在后世确乎是不可见了”。先生因而指出，在“帝制”取代“君政”过程中，因官僚阶级的产生形成的政治上一大变迁，一方面固然是物质文明的进步，而另一方面却是社会组织的退步。这一论述，与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上放任主义的形成及其利弊成因的论述结合在一起，对于中国历史进程中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变动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足可以形成更进一步的通解。

　　除了通论中国古代政治特点和官僚政治的文章之外，《吕集》还收入了吕先生通论中国历史上军备废弛与外族入侵、南北民气的强弱、文明民族之被野蛮民族征服、都城选择与民族文化、中西交通与民族文化的推进等文章，也都展现了吕先生极富观察力的通贯史识。

　　如先生指出，中国统一之后，腹地的人民距边境较远，人民从征的事情较少，民兵制度流于有名无实，真正当兵的多是边地归附的异族;故五胡乱华后武力始终在异族手中，隋唐时期更是如此;而分裂之时，汉族政权无论兵力如何强大，迫于眼前利害，也只是联合异族攻打本国人;至宋朝重新统一之后，又“非图集中兵权或消灭或削弱某一部分的兵力不可”;所以，中国历史上兵备的废弛与外族入侵之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对于中国历史上文明民族往往不敌野蛮民族的问题，先生认为野蛮民族之文明的程度固不如文明民族，但人与人利害之争较浅，风俗朴实，因而政治简洁，社会组织健全;而文明民族人与人利害之争较深，风俗浇薄，因而政治迟滞，社会组织较不健全;故在文明程度并非悬殊而不能相敌的情况下，文明民族因社会组织之不健全，而常为社会组织较为健全的野蛮民族所败。

　　而关于南北民气强弱的问题，先生对司马迁所谓“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之言，做了具体的说明，以证明向来所谓“北强南弱”，不过是一种误解。先生指出：历史上“北强南弱”的事例，所反映的“并非在地理上南方不敌北方，乃是历史上某一时期，文明民族不敌野蛮民族”;而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方面，“早就成了北弱南强之局”;“惊天动地的事业，其原因往往在千百年以前，……断不能说后来的伟业，与前此的伏流无关的”;此种长期形成的文化上的“根据地，虽非限于南方，但自五胡乱华以来，实以南方为重要根据地”。

　　论及历史上迁都与还都的问题，先生则指出：“大凡一个国家，总有一个或若干个重要地点”，为其命脉所系;“其中文化一端，尤为重要。因为这是民族的灵魂，虽无形而其力量实极伟大”;故历史上迁都还都的意义如何，皆与能否保持民族根据地相关，而不能过于偏重地理方面;“古人言治，首重风化。欲善风化，必有其示范之地，以理以势言之，故京师昔称首善之区。昔时论建都者，多注重军事政治，而罕注重于化民成俗”;然而，汉朝翼奉、唐朝朱朴、宋朝陈亮，各以风化问题建议迁都，其意义皆在于此。

　　说到“东洋史上的西胡”问题，先生指出，“新疆在很早的时代，就是西方文化在东方的根据地，与汉族的文化，以互不相同的性质，互相补益”;近代以前，“以政治论，中国似乎自汉以后，总控制着新疆”;然汉族同化异族之力虽大，“汉人在其地仍系少数民族”;可见“人总是人，其能力之大，总有一个限度”，不可“视政治之力为万能”;“文化的进步，正与生物的进化一样，必与异种相媾合，而其变化乃大”;故“推进自己的文化，并当先认识他人之文化，明白其真相，承认其价值，不可盲目的抱着一种优越感，而反陷于无知而已”。

　　吕先生的这些通贯性的论述，皆关系到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兴衰存亡的大问题;其中所蕴含着的，是对我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曾为异族蹂躏之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对历史上中华文化的强大同化力的总结，也是对中华文化在历史上民族复兴的伟大作用的总结，以及对认识异质文化之价值，并与之互相补益、媾合对于推进自己的文化的重要性的总结。

　　读过以上吕先生关于政治、军事、文化与民族关系的论述，即可领略吕先生通贯的史识中所蕴含着的一种非常透彻的深刻。而先生论史，惟能把握通贯的史实，从而获致通贯的史识，使二者相互砥砺，则能取精而用宏，把道理讲得通透畅达而无窒碍;用之于观察具体的历史个案，亦皆深切著明，无处不彰显出历史的通感。兹试举一例：

　　先生论法家，除了讲明法家之学在先秦诸子中的新颖之处、法与术两派各自的政治主张及其与时代的关系之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家的“落伍之处”，在于“不知道国家和社会的区别”，“误以为国家的利益，始终和社会是一致的。社会的利益，彻头彻尾，都可用国家做工具去达到，就有将国权扩张得过大之弊”。先生因此而论秦始皇既并天下之后，仍不改变政策，是秦亡的“大原因”;“不是秦始皇个人的过失，也不是偶然的事实;而是法家之学必至的结果”。此其一。

　　对王莽的个人品德和改革勇气，吕先生都是赞赏的，却并不拘泥于一时一事之论，而是以自己对中国历史事实的通贯把握和认识，指出王莽改革的失败，“实在是先秦以来谈社会主义和政策的人公共的失败。因为王莽所行的，都是他们所发明的理论，所主张的政策，在王莽不过见诸实行罢了。从此以后，大家知道社会改革，不是件容易的事，无人敢作根本改革之想。如其有之，一定是很富于感情，而不甚了解现状之人，大家视为迂阔之徒，于社会上丝毫不占势力。‘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遂成为政治上的金科玉律”。此其二。

　　像这样的精辟之论，在先生近千万字的论著中，正不知有多少!先生说：“史事没有绝对的价值，要历史学家用时代的眼光去鉴别它有没有价值”;“书本的记载，和阅历所得，合同而化，才是真正的学问”;“阅历所及，随处可与所治的学问相发明，正不必兢兢于故纸堆中讨生活”;“读书时候所见到的许多事实，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百思不得其解，就自以为解，其实也是误解的，也可因活事实的参证，而知道其所以然了。”先生一生都非常看重生活与学问的关系，虽手不释卷，“埋头枯守”(严耕望语)，数十年如一日，却从来不是读死书的人。观《吕集》所收，除了吕先生的学术论文和文章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关于改革教育的文章，以及回忆、自述和游记。阅读先生的这类文字，即可发现先生对于诸如教育、语言、风俗人情、谣言和舆论、物价和工资变化、医药卫生、天灾人祸和官吏作风等现实问题，随时都在进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