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化催生了人类现代化

　　不管是以货币还是以非货币的方式构建社会秩序并配置资源，都要有相配的行为规范或说“纲常规则”。只是每一套纲常规则对人的本性压制程度不同，有的是尊重人性个人自由权利，而另一些则会压制个人选择权。

　　前面谈到，人类社会历来就排斥货币，人们总想找到各种非货币的替代办法使社会运转、有序地配置资源。刚才我们比较了暴力秩序、行政权力秩序跟货币化秩序的差别，说到“以货易货”是反货币化社会的变通办法之一，也说到计划经济体系中基于行政级别的资源配置秩序，只不过依行政级别配置资源的安排是到20世纪才成为一些国家的主旋律，在之前的几千年里，人类社会的“纲常规则”一般不像行政级别体系那样依托政府权力，而是依托文化价值或者宗教权力。

　　比如，在中国历史上，过去几千年里政府权力只到县这一级，不渗透到“大社会”的生活层面。资源配置等民生内容主要由行政权力之外的体系确定，亦即主要由基于儒家“三纲五常”的差序秩序规范，该纲常规则体系不仅把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固化住，而且把人们对彼此的义务责任确定下来，由此实现资源、权益在人与人之间的配置。

　　具体而言，儒家社会秩序中有四个最重要的维度：血缘、辈分、年龄、性别。张三跟张六的关系首先是基于他们间是否有血缘即亲情，有血缘就有义务责任，对彼此的收入和财产有分享权、配置权;血缘关系越近，彼此间的义务和分享权就越多。血缘关系是天生的、不基于个人选择，只要你是张三家族的成员，你就有了其家族的“亲情货币”。张家的“亲情货币”局限于张氏家族，是专属货币，不是跨家族、跨地区、跨国界的通货。

　　在张氏家族内部，张六拥有多少索取权，即多少“亲情货币”，取决于他的辈分、年龄：长辈对后辈的收入和财产拥有几乎无条件的索取权、支配权，后辈对长辈有完全服从的义务;同辈中，年纪大者对年轻者也具有极高的索取权和支配权。另外，同辈中男性具有比女性更高的索取权和支配权，从收入与资源中得到的配置也更多。

　　正因为儒家社会里资源配置由“血缘、辈分、年龄、性别”四大维度决定，所以，各种亲戚关系的称呼必须非常详尽细致：祖父母、父母、伯伯叔叔、堂兄堂弟、堂姐堂妹、姑姑姑父、外公外婆、大舅二舅、大姨三姨、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姐夫妹夫、大嫂弟媳、小姨子小舅子……而在西方社会里，几个称呼就通称了，没有区分那么多那么细：grandparents(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伯爷爷伯奶奶等包括其中，也不分大小长幼)、uncles(伯伯叔叔、堂伯堂叔、大舅小舅、表舅表叔等)、aunts(伯母叔母、大姑小姑、大姨小姨、舅妈表姨等)、cousins(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哥表弟、表姐表妹等)。

　　当资源、收入、相互责任义务取决于“血缘、辈分、年龄、性别”时，按照这几个维度精确标志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相互血缘关系的远近，就变得格外重要，有太多利益隐含其中。相比之下，西方社会中除了基于血缘的资源配置体系外，两千年前就发展出了超越血缘的宗教秩序，五百多年前就开启了货币化、市场化的进程，这些发展变迁使得精细化亲戚关系的名称变得不再那么必要，人们渐渐地选择简化称谓。

　　儒家秩序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的主流，“孔家店”是中国社会的秩序基础。正因为此，基于货币化的市场秩序要想替代儒家秩序，当然会处处碰壁。但是，正如五四运动时期的年轻学者所指出的，儒家秩序并不是无代价的。为了支持这一非货币化的体系，整个社会文化和行为规则必须配合，否则人们就不会相信这一体系，基于“血缘、辈分、年龄、性别”的资源配置体系就要崩盘，社会就要乱套。

　　第一，人们必须按照“三纲五常”行为，拥护和遵守“孔家店”规则，晚辈必须无条件顺从长辈，即使长辈的话没有道理也不可以还嘴、辩论;同样地，哪怕张六只稍微比张三年轻一点，也得听张三的话，时时对他礼让三分;女的必须顺从男的，不能还嘴。第二，这个“谁听谁”“谁顺从谁”的社会等级秩序不因年龄而异，哪怕晚辈自己也是60岁并是爷爷了，也必须听78岁长辈的话;同辈中，哪怕你是55岁、只比张三年轻一岁，你也得听从张三、服从他的安排。第三，文化体系发挥作用的主要形式是通过内疚感和社会舆论，其次是依靠硬性的族规家法体罚安排。内疚感的形成主要是通过父母对每个小孩灌输“三纲五常”行为规范，让每个人从小就知道“要孝敬”、“要听话”，否则就是“坏孩子”。除此之外，还需要《论语》、《三字经》等经典对每个人进行深层顺化，让张三知道“父母在，不远游”;“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当顺叙，勿违背”。通过不断地读习经典，把这些价值内化到每个人的血液里，使自己一旦出现违背就内心无地自容。最后，为了儒家秩序能运转好，家族成员间也必须经常“礼尚往来”：礼尚往来越多，族内的非货币化交易就会越顺当;而且也需要建立家庙家祠并定期举行祭祖仪式，通过这些仪式和祠庙给每个人提醒他在氏族里的位置以及跟其他成员之间的相互地位与关系。

　　我们当然会问：为什么“三纲五常”差序秩序不会因个人的成长而改变?张六5岁时要听10岁的兄长张三，等张六70岁了，还要无条件顺从比自己大5岁的张三?换言之，每个人从出生那一瞬间开始，就进入了儒家给他规定的等级社会结构，然后就固化住一辈子不变，一直到他离世之前他都在那个金字塔差序结构中位置不动。

　　之所以每个人在儒家等级秩序中的位置必须固化，不能变动，就是因为一旦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整个秩序就乱了，这一资源配置体系的不确定性就大大增加，减少了人们对儒家这一非货币化资源配置体系的信心。当然，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从摇篮到坟墓都固化不变，人与人之间的相对顺从关系一辈子中也不能变，就必然意味着人的不自由。所以，基于儒家秩序的资源配置是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

　　就是说，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看到“孔家店”是抑制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不兼容，显然是对的。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如果把“孔家店”打倒了，同时又反对货币化市场化、反对私有制，那么他们就必然要靠另一种非货币化体系来配置资源，比如1950年代引进的基于行政权力、行政级别的计划经济体系。

　　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也能理解基督教是如何在中世纪限制欧洲社会里的个人自由，以及13、14世纪开启的商业化、货币化进程是如何让个人在西方社会崛起的。如前面谈到，基督教从一开始就认为天底下的人都是兄弟姐妹，不应该以货币化交易互通有无，也是力求以非货币的方式规范人际关系、配置资源。跟儒家不同的是，基督教不以血缘、辈分、年龄作为人际责任义务关系的基础，也不以这些为基础建立固化的名分等级秩序，而是基于共同宗教信仰建立资源配置秩序。实际上，基于基督教的人际互助体系跟基于血缘的人际责任义务体系是相互竞争性的，代表两种既互补又互斥的体系。

　　在中世纪的近千年里，基于血缘的家和家族当然也是欧洲社会的基本生活与互助单位，在资源配置、风险配置中起关键的作用。除此之外，那时的欧洲基本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强权政府，今天我们熟悉的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国家都是后来才有的，所以，行政权力在资源配置、互通有无方面发挥的作用很少，同时货币化和市场化发展又大大受限，货币化程度也很低。因此，在血缘体系之外，教会是当时欧洲社会最主要的资源配置体系，包括精神、社会地位、物质、风险等资源的配置安排。尽管当时的欧洲不是统一的国家，是大大小小分散的庄园城邦，但在宗教意义上却是相当一体化的，除了家、家族之外，教会就是人们的生活中心，社交、物质上的互通有无、身老病残方面的风险互助都是在教会的基础上进行。这种基于教会的资源配置不是基于血缘的亲疏，更不是基于出价的高低，而是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

　　既然基督教世界的中世纪也那么敌视货币化，视“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而且也似乎过得温情脉脉，那么欧洲人为什么还要从中世纪中解放出来，开启后来的现代化进程呢?关键还是在于那套基于宗教的资源配置体系对个人权利压制太多，对个人自由限制太死，包括对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行为自由、选择自由的限制。任何人的言论和行为一旦有悖于教廷、教堂的正道，挑战教会的权威，就必须受到重罚。

　　到最后，14、15世纪商业革命的发展让欧洲人看到基于货币的市场交易更能解放个人，货币化带来的是个人自由。钱就是钱，无情无义，但也因此保护、尊重了每个个体的私人空间和自由尊严，那些非货币化的交换安排附加了太多的约束条件。也就是说，当人与人之间的交换都以钱来了结，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价值交换之后，双方互不欠人情、不欠友情，没有心理负担，彼此可以继续自己独立的生活、行使各自的自由，货币交换关系是非人格化的。实际上，当人际交换关系只认钱、不认其他的时候，交易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因为不管张三是高干子弟、权贵达人、亲朋好友还是平民百姓、陌生农民，只要有钱就能交易。从这个意义上，充分货币化了的市场经济社会是不顾身份、不管亲疏、不认贵贱的机会平等社会。

　　重新认识五四青年思想

　　回头看，五四运动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知道儒家体系压制个人自由，知道基于“三纲五常”的秩序把每个人固定在社会结构中的一个位置上，终身不能改动、不能远走高飞自由飞翔，所以他们要“打倒孔家店”。只是他们没有认识到，“打倒孔家店”的先决条件是在财产私有的基础上推动货币化、市场化，以“向钱看”代替“三纲五常”、代替基于“义”的社会关系结构。

　　实际的情况当然是，五四青年和之后的众多学者不仅没有在要“打倒孔家店”的同时声张货币化和私有制市场经济，反而是既“打倒孔家店”又打倒私有制、打倒货币。几代中国学人的认知盲点在于：如果不是基于货币价格的自愿交易，也不是基于儒家秩序配置资源，那么，社会必然要找其他非货币化的方式组建社会并配置方方面面的有限资源，而货币化的资源配置安排是唯一承认个人选择自由、基于权利平等自愿交易的秩序。人类社会已经实验过的非货币秩序都要求牺牲个人的自由权利，都以人的权利不平等、以某种身份秩序为前提。

　　今天什么都“向钱看”，我们感到很“不自然”!昔日的温情脉脉，过去的人情世界，被今天冷冰冰、赤裸裸的金钱世界所代替，曾经的浪漫与含蓄被清清楚楚、一字不差的货币数字所取代，羞于谈钱的行为规范被变迁成明码标价的新体系。可是，我们要承认：是货币化的进程催生了人类文明，带给我们更多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