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 ，马戛尔尼一行人觐见乾隆皇帝

　　本文原载于《文史博览》2012年第2期

　　18世纪末，国势蒸蒸日上的英国人认为他们有充分的底气来与东方巨人中国握握手了，于是，他们派出一个以著名外交家马戛尔尼勋爵为团长的、成员多达700人的庞大使团，浩浩荡荡来到中国。

　　使团一路上享受的是乾隆皇帝最慷慨的礼遇。刚到大沽口，两名中国官员带着大量作为礼物的食品在此迎候。这个见面礼出乎英国人意料。过于丰盛的礼物似乎证明了马可·波罗笔下中国的超级富庶。然而，运送食物的中国船只刚刚离开，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因为中国人送来的食物过多，并且“有些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国人把一些死猪死鸡从使船“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海，去捞英国人的弃物。这个细节一下子暴露了中国的尴尬。

　　事实上，在登陆中国后，英国使团一再震惊的，是中国繁华表象下的贫穷。

　　土地的唯一使命就是生产粮食

　　土地稀缺，人口密布——这是展现在英国人面前的典型的中国国情。英国人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个东方大国的人口压力已经大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中国的全部土地，主要是种植粮食。而这还不够用，人们甚至不惜花大气力围海造田。除了皇帝的御花园外，全国的公园和其他公共娱乐游玩地带很少。所有的耕地从不休耕，土地在中国人眼中，唯一的使命就是生产粮食，养活更多的人口。

　　他们还首次注意到中国人吃狗肉，而这在西方被普遍视为禁忌。当然，不只是狗肉，只要是肉，中国人就吃，“即使是腐烂了的也不放过”。

　　还有随处可见的弃婴。道路两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随时都有可能露出一只苍白的小手。弃婴在基督教国家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但是中国人却视为平常。使团成员约翰·巴罗说：“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弃婴……我曾经看见过一个死婴的尸体，身上没有系葫芦，漂流在珠江的船只当中。人们对此熟视无睹，仿佛那只是一条狗的尸体。而事实上如果真的是一条狗的话，也许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

　　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与底层的普遍贫困强烈对照的，则是上层社会生活的豪奢。英国人注意到：“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许多道荤菜。”

　　副使斯当东说，他在中国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

　　斯当东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

　　英国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国，所有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中国的专制是超经济的，经济永远屈从于政治。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们没有任何诉苦伸冤的机会。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自然 也不能指望所谓的法律来保护个人财产权。马戛尔尼认为，专制主义摧毁了中国人的财产安全，从而摧毁了所有刺激中国进步的因素。

　　在没有官员的场合，中国人的表情十分正常

　　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令英国人惊讶的，是政治上的贫困。

　　在推崇中国政治的欧洲学者们的著作中，中国社会和平、稳定、井井有条。确实，权力的威严使北京城内秩序井然。然而，与中国官员的交往却让他们看清了这个帝国维持秩序的基本手段。

　　在北上天津的途中，英国人在山东登州府短暂停留。登州知府闻讯前来拜访，“知府带来了许多随从人员，其中有一个人在知府问到他话的时候，立刻跪下来回答……知府安然接受这种礼貌，似乎他们之间一向是这样讲话……”这让英国人觉得不可理喻。

　　更让英国人无法接受的是中国官场的另一项规矩：在任何场合，上级都可以打下级的板子，这让重视个人尊严和荣誉的英国人无法理解并且非常气愤。

　　在英国人到过中国以前，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被认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莱布尼茨说：“他们服从长上，尊敬老人，无论子女如何长大，其尊敬两亲犹如宗教，从不作粗暴语……”歌德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道德。”伏尔泰通过《中国孤儿》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人的看法：“孝顺忠信礼义廉耻是我们立国的大本。”

　　与这些描述大相径庭，那些伺候他们的中国人却给英国人留下了这种印象：“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有一次吃饭时，我们的厨师就曾想厚颜无耻地欺骗我们。他给我们上两只鸡，每只鸡都少一条腿。当我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

　　英国人注意到，在没有官员的场合，中国人的表情十分正常。一旦有官员出现，就立刻变得非常拘谨。巴罗说：“这些事例再清楚不过地昭示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过就像我先前说过的，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气质。”“就现政权(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

　　巴罗认为，中国人缺乏自尊心，是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把百姓当成年人来看待，而是当成了儿童和奴隶。“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为麻烦了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于是荣誉观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