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著名的共产党人，在性格、能力、工作方式上，大多特点鲜明，有的还因此获得一些外号或雅号。

　　例如，毛泽东年轻时的外号叫“毛奇”，因他主张“丈夫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做一个奇男子”。周恩来有“周公”之称，缘于文化界和党外人士，有时连毛泽东也这样称呼。以“公”相称，显尊敬之意，也是周恩来有凝聚力的表现。朱德则是众所周知的“红军之父”，这大概是外国人的说法，在党内多称“朱老总”，推其德高望重。任弼时的外号是“骆驼”，叶剑英在一篇文章中说得很明白：“他是我们党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叶剑英则被人呼为“参座”，因他长期在军队总参谋部工作，是难得的参谋人才。刘伯承有“当代刘伯温”或“军神”之谓，毕现其军事家风采。徐海东有“徐老虎”或“中国的夏伯阳”之称，喻其作战之勇敢。刘亚楼被说成是“雷公爷”，因其英俊潇洒，性烈如火。谭震林一直被称为“老板”，因他在苏南开辟抗日根据地时，经常穿长衫西裤，化装成绸布店老板穿越日伪封锁线。潘汉年被称为“小开”，因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总是风度翩翩，如同小老板，上海人把老板的公子称为“小开”。舒同在长征途中书写标语出名,获“马背书法家”称号。胡乔木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处理不少文稿，被称为“党内一枝笔”。

　　以上这些称谓，缘起不一，或反映才能，或刻画出性格，或标示志向，或彰显业绩，或透露作风，由此使他们成为党史上个性鲜明的“这一个”。

　　作为这个精英群体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对他们大都有过详略不一的评点，有时候，毛泽东还把自己摆进去，认为在某些方面不如其他领导人。例如，1949年12月第一次访苏时，他曾对苏联方面的人说，自己谈判不如周恩来，搞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要等周恩来来了以后再具体谈。1957年11月第二次访苏时，毛泽东又对赫鲁晓夫说：我们有很多同志，可以担当领导责任。第一是刘少奇，这个人原则性很强，在我们党内很有威信;朱老总年纪大了，但威望很高;邓小平、周恩来都比我强，什么矛盾都能解决，有缺点勇于当众作自我批评。这些，虽然是在外交场合出于某种需要讲的，却也反映出毛泽东平时对党内其他领导人的特点察识于胸。

　　更详细的情况，还可罗列一些。

　　关于周恩来。毛泽东1949年12月2日给柳亚子的信中曾说：“周公确有吐哺之劳。”我们知道，曹操有过“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名句，毛泽东借此点明周恩来理政之勤、之德、之能。此前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谈到新中国政府未来组成时，其他人事都未商量，毛泽东独独谈到：周恩来一定会参加政府工作，其性质相当于内阁总理。一直到1974年周恩来身患绝症，在筹备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仍然认为，周恩来是总理角色的不二人选，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关于刘少奇。毛泽东1937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少奇在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1963年起草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时，原稿讲，从30至40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毛泽东审阅时特意改为“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样的评价，在党内是绝无仅有的。

　　关于朱德。毛泽东对他最精当的评价是在延安说的两句话——“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庆祝朱德60大寿时，毛泽东亲笔题写了“人民的光荣”。1973年开军委扩大会议时，毛泽东依然坚称：“我是朱身上的毛，朱不能没有毛，毛不能没有朱。”他还针对“文革”中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的诬陷之词，称之为“红司令”。

　　关于邓小平。毛泽东1956年推荐他当中共中央总书记时的评价是人们熟知的。毛泽东说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在“文革”中，他还讲邓小平是“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又当面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些怕，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关于陈云。毛泽东1950年4月谈到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主持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的工作时，曾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个“能”字。这是借诸葛亮《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评价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泽东后来还说：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功不下于淮海战役。在1956年推荐陈云为中央副主席时，毛泽东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1959年4月在上海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到陈云：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坚持真理也勇敢。我看他这个同志还是经验比较多一点。真理往往在一个人手里。1959年6月24日同王任重谈话时，谈到“大跃进”的失误，毛泽东又讲：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

　　关于瞿秋白和张闻天。他们两人在非常时期都担任过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和萧三谈到党的文化工作时，想到了瞿秋白，感慨地说：如果秋白同志还活着，就好了。他懂得文艺，文化素养高，让他来管文艺，再好不过了。1950年《瞿秋白文集》出版时，毛泽东欣然为该书题词，说瞿秋白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 “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这段话点出瞿秋白三个特点：文化素养、不屈意志、善于思考。关于张闻天，毛泽东1943年称道他“不争权”，还说：“洛甫这个人很讲民主，延安整风以前，他是中央总负责人，我封他一个雅号，叫‘开明君主’。”从这个角度评价张闻天，毛泽东是有切身体会的。正是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期间，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

　　关于新中国的元帅。毛泽东也各有评点。他1935年写给彭德怀诗中的名句：“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是大家熟悉的。后来，毛泽东还说过彭德怀是“猛张飞”，但也是“粗中有细”。1929年，上海中央曾要求朱德和毛泽东离开红四军，毛泽东指名的接替人选是刘伯承和恽代英，可见对刘的军事才干的看重。聂荣臻在抗战初期率部到五台山一带开辟出一大块根据地，毛泽东1938年在一次演讲中说：大闹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以后，又称赞聂荣臻是“厚道人”。1963年罗荣桓逝世当天，毛泽东评价说：“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在《吊罗荣桓同志》一诗中写道：“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表达了对他的倚重和痛惜之情。1966年9月，贺龙受到冲击时，毛泽东对他讲：“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徐向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毛泽东对人说，徐向前是有功劳的，后又当面对徐说：你是好人啊!1972年陈毅逝世时，毛泽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贡献，是立了大功劳的。对叶剑英，毛泽东借用明代李贽的自题联语“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来评价，亦为众所周知。

　　毛泽东的上述评点，起因不一，背景相异，重点也各不相同，但大致反映出这些领导同志给人印象深刻的特点和贡献。虽无“青梅煮酒”，天下英雄却也谙察于胸。当然，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时候，对一些领导干部的评价发生了变化，把工作上的一些不同意见看成是路线斗争。对此，邓小平1980年谈到毛泽东晚年对待一些干部的情况时说：“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越整越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总之，“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这些话，见诸《邓小平文选》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