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9日，中国抗日战争处在最艰难的时候，宋美龄突然离开重庆，去巴西休养，自此长期不归。直到一年后抗战胜利，宋美龄才翩然回国。关于此事，许多宋美龄的传记和相关著作都认为其原因是：蒋介石在重庆有了“婚外情”，宋美龄因此一怒而去。

　　事实是否如此呢?

　　可疑的送别茶会

　　蒋介石的《事略稿本》(未刊)1944年7月5日条云：

　　约集各院院长及各部会高级干部与欧美友好，计共60人，举行茶会，为夫人饯行并坦白说明外间之流言蜚语与敌党阴谋之所在。继夫人亦起而说明对公人格之信仰，措辞均极有力也。而居正、戴季陶等各院长亦各先后发言，佥谓公之为人，厚重严谨，久为众所敬服也。

　　这段记载很含糊。考察有关史籍可知，当年7月，宋美龄即将离开重庆去巴西养病。“为夫人饯行”云云，说明会议主题是为宋美龄送行。会上，蒋介石坦白说明了“外间之流言蜚语与敌党阴谋之所在”。接着，宋美龄起而发言，表示相信蒋的“人格”。又接着，居正、戴季陶以及国民政府各院院长纷纷帮腔，对蒋的“品格”大唱赞美歌。这就奇怪了，饯行会为何变成为蒋介石辨诬的“辟谣会”呢?所辟之“谣”为何?

　　查蒋介石日记当年7月4日条云：

　　下午，回林园，与妻商谈，约干部与友好聚会，说明共产党谣诼，对余个人人格之毁誉无足惜，其如国家与军民心理之动摇何!乃决约会，公开说明，以免多加猜测。

　　这则日记说明，会议是在7月4日与宋美龄商谈之后决定的，目的在于辟谣，谣言内容有关蒋的“人格”。至于谣诼来源，《事略稿本》仅模糊地说明出于“敌党阴谋”，而这则日记则点明是“共产党”。蒋介石长期敌视中共，所以并未调查，也未加论证，就武断地确定是“共产党谣诼”。

　　再查当年7月6日蒋介石的日记，中云：

　　妻近接匿名信甚多，其中皆言对余个人谣诼、诽谤之事，而惟有一函，察其语句文字，乃为英国[美]人之笔。此函不仅诋毁余个人，而乃涉及经、纬两儿之品格，尤以对经儿之谣诼为甚，亦以其在渝有外遇，且已生育孳生，已为其外遇之母留养为言。可知此次蜚语，不仅发动于共党，而且有英美人为之帮同，其用意非只毁灭我个人之信誉，且欲根本毁灭我全家。幸余妻自信甚笃，不为其阴谋所动，对余信仰益坚，使敌奸无所施其挑拨离间之技俩。可知身修而后家齐之道乃为不变之至理，安可不自勉乎哉!

　　蒋介石7月8日的日记中又一次谈到，“匿名信”的内容是挑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夫妻情感”，其目的在于使蒋“家庭分裂”，进而毁灭蒋的“人格”。

　　蒋介石到底蒙受了什么样的诽谤，要在宋美龄出国前隆重召开有“高级干部和欧美人士”参加的会议，郑重“辟谣”?

　　蒋、宋同场表态

　　查王世杰1944年7月5日日记云：

　　蒋先生今日约党部、团部、干部同志三四十人暨中外基督徒若干人在山洞官邸茶会。在会中，蒋先生宣布两事：一、蒋夫人将赴巴西养疴，休养毕将访若干友邦;二、外间近有人散布谣言，诬蔑蒋先生私德，谓其有外遇等等情事者，有人欲藉此类造谣以摇动同志与军队对彼之信心。蒋夫人亦有演说，指述此类诬蔑之用意，与彼对蒋先生之敬信。

　　蒋介石的日记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而王世杰的日记则写得比较坦率，“谓其有外遇”，原来，是一则有关蒋介石私德的“绯闻”。王世杰当时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监察会监察，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显然，他是参加了“辟谣会”的。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收藏的《史迪威文件》中藏有一份“辟谣会”的会议记录，也可以解决我们的大部分疑问。

　　记录为英文打字稿。其一为《委员长在75位客人参加的会议上的讲话》，译为中文为：

　　在我的妻子因神经衰弱出发去巴西之际，我决定为她举行送别会。你们都是我的朋友。我想坦率地说明某些事情的时刻已经到了。

　　……

　　最近，在重庆社交圈里有不少谣言，有些牵涉我。你们已经听到，但是，除了我的妻子之外，只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这件事。他是真正的朋友。所有我的朋友都在此，当他们听到此事时应该告诉我。这个谣言说我的个人行为不光明，说我和一个女人有不正当关系，说我和一位护士有非法关系并且生了一个儿子。

　　……

　　民国二十三年，我的妻子和我提倡新生活运动。由于这种道德力量，我们得以成功地反对共产主义并抵抗外国侵略。如果我像传说所称那样，我的真诚何在?我的将来和中国的将来相联系。作为领导者，任何对我的污辱就是对国家的污辱。我们必须询问自己，我们的道德标准是否足够高。如果我的道德标准被玷污了，我如何面对国家?我怎能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主席?

　　……

　　在上一个十年中，如果我曾经有过一些贡献，这就是道德上的贡献。我是一个基督徒。相信它的戒律并且绝对服从。假如我不遵从这些戒律，我就是异教徒……我和妻子的感情绝对纯洁。我们的关系中没有任何污点。我的生活里没有任何事情不能公开。如果谣言所传是事实，那就称呼我为伪君子就是了。我召开此次会议，是为了挫败敌人的有害目的。只有当所有人都已经达到道德的高标准，我们才能面对公众;只有我们能引导战争走向胜利的时候，我们才能面对孙逸仙的在天之灵。

　　蒋讲话后，宋美龄接着表态。她说：

　　委员长提到的谣言已经遍传重庆。我已经听到这些谣言，收到许多就这一问题写给我的信。不是作为妻子，而是作为真诚的爱国者，我觉得使委员长知道这些谣言是我的职责。

　　但是，我希望说明，永远不可能让我为这些谣言低首弯腰;我也不会向他询问，这些谣言是否真实。如果我怀疑委员长，将是对他的侮辱。我相信他是如此正直，相信他的品格和他的领导。我不能为任何事情侮辱他。我和他结婚已经17年。我和他共同经历了所有危险，严重者如西安，所以我了解委员长性格的每一面，他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了解他的性格，我完全相信他的正直。我希望，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些恶意的诽谤。

　　昨天，当委员长告诉我，他正在召集朋友们到一起，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要麻烦，谣言会自行消亡。”他回答说，这不是对个人的诽谤，通过诽谤他，他们正在诽谤作为一种道德力量的中国。这些恶意的诽谤应该立即消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不是经济，不是军事，不是工业。中国的贡献是道德力量。

　　委员长的领导正在朝向更高的目标。不断追随主的脚步，那时，他是中国的力量。

　　宋美龄的讲话强烈表达了他对蒋介石道德上的信任，并且将是否相信这些提升到是否爱国的高度。

　　蒋介石“辟谣”之言可信吗?

　　蒋介石为个人生活“绯闻”召开如此隆重的“辟谣”会，这是罕见的。其原因，当然在于这一谣言在重庆，特别在国民党党内流传甚广，严重影响蒋介石的个人威信。其次，宋美龄即将赴巴西休养，也容易给人“谣言”属实的印象。当年，日本军队在河南发动一号作战，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正处于中国抗战的关键时期，作为抗战统帅的蒋介石的私人道德自然与抗战相关。蒋介石召开“辟谣”会的目的很容易理解。

　　那末，蒋介石的“辟谣”可信吗?这须要从多方面严谨地加以分析。

　　一、蒋介石不仅在公开会议上“辟谣”，而且在其日记上多次否认此事。早在1944年5月8日，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道：“共匪倒[捣]乱，造谣中伤诬蔑，甚至以败德乱行之污秽谣诼，想入非非之匪[诽]语加诸吾身，以图毁灭吾身家。此种诬蔑与横逆之来，自民国十五年以来，虽非一次，然至今更烈，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者，乃由今日经历所得，更觉其真切也。然余自信此种谣言，一经证明其诬妄，则增益余品性之时，故毁言之来，贤者实以为福也。”这是蒋介石日记中关于此项“绯闻”的第一次记载。一直到1945年末，蒋介石仍念念不忘去年他所经历的“私德”风波。其年终《杂录》云：“共党破坏我个人之信誉，毁灭我个人革命之人格，造作我私生活不道德、各种各样不同之方式谣诼，使全国民众对我绝望而为之遗弃不齿，以达其倾陷领袖夺取抗战领导权的目的。”又云：“离间我夫妻，污蔑我父子，伤害我家庭，夫妇、父子、骨肉之爱情，以期灭绝我血统，非使我国亡种灭而不止。”蒋介石的日记生前并未发表，也无发表打算。在公开的场合，蒋介石有意说谎，欺骗公众，可以理解;在自己不打算发表的私人日记里说谎，自我欺骗，似无必要。

　　二、蒋介石“绯闻”的最大冲击者是宋美龄。作为蒋的妻子，宋美龄不会容忍蒋在个人感情上对她的背叛与欺骗。即使她为了维护蒋作为抗战统帅的形象而委曲求全，但也决不会轻易出席茶会，和蒋介石同步发表上述鲜明而坚决的声明。这一时期，她对于蒋介石必然怨愤有加，冲突势所难免。然而，宋美龄不仅出席茶会，而且坚决“辟谣”。可见宋美龄不相信所传属实。

　　三、蒋介石早年的生活确实荒唐，但是，他努力以儒家的道德修养规范自己，致力于“存天理，去人欲”。在经过漫长的自我反省和斗争后，渐见成绩。在他加入基督教和提倡新生活运动后，特别是他承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要职之后，仍然继续履行儒学的修养工夫。这一方面，他的日记多有记载。

　　因此，他在思想中不断进行“天人交战”，狠斗自己的“妄念”、“邪心”和“欲心”，其自我修养有很严格的方面。例如，他要求自己早起，一旦过时，就一再反省，自我谴责。又如，他生活淡泊，不抽烟，不饮酒，基本不喝茶，一旦违反，也会反省、自谴。抗战以来，蒋介石对自己的“私德”有相当严格的要求。在这种状态下，他与某一护士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并且育有私生子的谣言当然不可信。

　　四、宋美龄患病是事实，医生要她迁地休养也是事实。宋美龄长期多病，1942年10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妻子体弱神衰，其胃恐有癌，甚可虑也。”30日日记云：“恐妻病癌，心甚不安，决令飞美就医，早为割治。”这是宋美龄抗战期间第一次赴美的主要原因。到美国后，经检查，发现并无癌症，但是，身体仍然不好。蒋介石日记中关于宋美龄疾患的记载很多。

　　1943年12月，蒋介石偕宋美龄飞赴埃及参加开罗会议，宋美龄一直在病中，特别是宋氏家族许多成员共有的皮肤病，严重地困扰着宋美龄。

　　开罗会议后，蒋氏夫妇回到重庆。但重庆气候潮湿，多雾多雨。进入1944年，宋美龄的病情日益加重，蒋介石不得不强制她去昆明休养。宋美龄到昆明休养后，病情不仅毫无好转，反而更重了。

　　此后，蒋介石日记常见他对于宋美龄的病况的忧虑。如6月13日日记云：“晚回林园，妻病日弱，诚家国两忧集于一身矣。”可见，宋美龄皮肤病确实很严重，易地治疗确有必要，并非无病呻吟。

　　至于为什么远赴巴西，笔者2007年在美访问期间曾询问宋氏家族的曹璇女士。璇女士向其夫、宋子安之子宋仲虎先生及宋霭龄之女孔令仪作了调查。据称，当时听说巴西有个医生善治皮肤病，又因得到巴西总统邀请，所以就去了巴西。璇女士的这一说法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可以得到部分佐证。当年6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预定：一、写巴西总统信。”7月1日，蒋介石在《本星期工作课目》中列入“妻往巴西养病”。由此可以得知，宋美龄的巴西之行是蒋介石通过巴西总统安排的。

　　五、蒋宋之间这时不存在严重冲突，甚至可以说二人之间的关系相当不错。

　　1944年2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上午，批阅军事公文，以妻病悬念不置。”3月4日日记云：“下午，写妻信及手抄《真美歌》，祝妻四十六岁诞辰。”3月6日日记云：“晚以夫人诞辰，独自饮食，感慨不置。”

　　宋美龄自昆明回重庆后，蒋介石经常陪宋美龄散步、游览、散心。这在日记中都有记载。

　　这一时期，蒋介石为宋美龄的疾病担忧，宋美龄则为蒋介石的劳累操心。当时，由于战况紧急，蒋介石从凌晨3时起就以电话指挥河南军事，宋美龄很为蒋忧虑。7月2日，宋美龄决定去巴西养病，当日深夜，二人话别，颇有前途难测，依依不舍之慨，据蒋介石日记云：

　　今日子刻与寅刻，余妻以即欲飞往巴西养病为念，发生悲戚心情。彼甚以最近国家形势甚危殆，而其精神与梦寐之间，皆多各种不利之征兆，甚以此去恐不能复见为虑。彼云：须君牢记世界上有如我爱汝时刻不忘之一人乃可自慰。又云：君上有天父之依托，而下有汝妻为汝竭诚之爱护，惟此乃可自慰也。余心神悲戚更重，不能发一言以慰之。惟祝祷上帝保佑我夫妻能完成上帝所赋予吾人之使命，使余妻早日痊愈，荣归与团聚而已。

　　宋美龄去巴西之后，蒋介石不断给宋美龄打电报。根据现有资料，自当年8月4日起，至同年9月11日宋美龄转往美国，入纽约长老会就医前夕止，蒋约致宋电9通。这些电报尚未全部公布，但已有部分可以见到。

　　从电报看，蒋介石如常向宋美龄通报国内情况，甚至向她提供有关中共的机密情报，并且关心宋美龄的身体状况，对她的外交活动提出建议，并无任何芥蒂。

　　综合以上，笔者认为，蒋介石的“辟谣”之言可信。

　　无风不起浪

　　谣言有多种形式。一种是毫无根据，一种是有某些影子，在流传中逐渐变形、扭曲，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事实，甚至面目全非，所谓“无风不起浪”是也。

　　上引蒋介石所记，当时重庆流传的关于蒋经国的“绯闻”：“在渝有外遇，且已生育孳生，已为其外遇之母留养”云云，显指其与章亚若的恋情及生育孝严、孝慈一事，只不过将发生在赣州的事移到重庆了。同样，蒋介石在重庆时期的“婚外情”也有某些“影子”。

　　一是戴季陶在重庆时曾公开声言，他和蒋介石在日本时共同喜爱一位日本女子，蒋纬国即为蒋介石与该日女所生。

　　蒋纬国的身世长期不明，戴季陶关于纬国为蒋介石早年与日本女所生的说法自然会在重庆流传开来，并逐渐演变为蒋介石在重庆时与某护士生子的“绯闻”。

　　蒋介石“婚外情”另一“影子”是其前夫人陈洁如自上海来到重庆，蒋介石与之重修旧好的传言。对此，陈洁如的女婿陆久之曾函告笔者的同事严如平教授说：“当年轰动山城传说纷纭的‘陈小姐’，原来就是陈洁如。”陆久之在抗战胜利后与陈洁如的养女陈瑶光结婚，与陈洁如关系密切，所言当出于陈洁如口述，自有相当的可靠性。

　　这样，有了蒋介石与“日女”生子的情节，有了“陈小姐”的身影，有关传说在重庆不胫而走就不难理解了。

　　宋美龄对蒋陈关系很敏感。1931年6月19日，蒋介石收到陈洁如自美国的一封来信，为宋美龄所见，蒋于慌乱中将陈函撕毁，宋美龄一气之下，于第二天晚上回沪。6月21日，蒋介石赶忙给宋美龄与宋霭龄写信解释，事情才得以缓解。抗战期间，蒋介石与陈洁如再度相晤，宋美龄有较强烈的反应是必然的。

　　陈洁如到达重庆的时间说法不一。王舜祁《蒋氏故里述闻》称：陈洁如第一次到重庆时，曾参加军需署署长周骏彦的悼念活动。当时在侍从室为蒋收发电报的周坤和回忆，他在贵宾室发现蒋的身边有一位“中年妇女”，不是宋美龄，而是陈洁如。周骏彦逝世于1940年7月30日，故陈此前必已到达重庆。陈的到来激起了蒋的感情波澜。

　　1940年10月5日蒋的日记云：“最近每夜失眠，回忆青年时代往事，更自惭愧悔恨，而今于性欲旧情，亦时发现不忘，可知此心恶根未尽，何能望其与圣灵交感相通耶!戒之。”

　　同年10月《反省录》云：“心神较安，对于交感上帝之修养，似有进步，但杂念与性欲时有发现，以旧日孽缘太多，不易涤荡尽净耳!”

　　同年11月14日日记云：“性欲渐起，旧念重生，应以灵性制之，不可使其放纵。”

　　上述日记中，“性欲旧情”、“旧日孽缘”、“旧念重生”云云，应该指的就是他和陈洁如的一段老关系。陈洁如在重庆住到什么时候，已不可考。但是，根据周坤和的回忆，1943年，陈洁如第二次到渝，周曾目睹她出席“中美之友社”的成立大会。陈先来，蒋后到。

　　没有可靠的资料能够说明蒋、陈的“老”关系发展到了什么样的“新”程度，但是，却有蛛丝马迹可以说明，蒋、宋关系因之发生裂痕。

　　宋美龄1942年11月开始的访美之行获得巨大成功。1943年7月，宋美龄回到重庆。初时，蒋、宋感情不错。但是，到了8月12日，蒋介石日记中就出现了蒋独住重庆黄山官邸，而宋住到新开寺孔祥熙宅“留医”的记载。8月16日，宋美龄病愈，夫妻二人同住黄山，但是，不知什么时候，宋美龄又单独住回孔宅。9月14日，蒋日记自称：“心绪郁结。”15日，蒋的日记起首部分被蒋本人罕见地涂去了五行。这被涂去的部分，应是蒋有不愿告人的秘密。日记末段云：

　　“祷告毕，默然就寝。自觉今日之忍痛、抑悲、制愤、茹苦，可谓极矣。”

　　这一则日记显示出，蒋当日精神上受到很大冲击而又不能发作。有谁能拥有如此巨大的本领呢?除了宋美龄，恐怕没有第二人。次日，蒋日记又云：“观月独坐，意兴萧然。”9月19日，蒋又将日记起首部分涂去三行。这以后，蒋的日记中连续可见“独到黄山休息”、“独自静观自然”的记载，足证蒋、宋之间发生矛盾，处于分居状态。联系上文陆久之所述相关情节考察，这应是宋察觉蒋、陈之间“新”关系的结果。9月27日，蒋介石日记云：“正午到新开寺孔寓，与妻谈话后即回。”这一段记载颇可玩味。夫妻之间的一般谈话，没有记载的必要;特别记载而又不记述内容，说明其中有秘密。至10月3日，蒋介石日记又云：“本晚静坐后，与妻同往新开寺孔宅叙谈，即宿于此。”这则日记说明，蒋宋之间达成和解，蒋介石的独居生活结束了。

　　陈洁如毕竟是蒋介石的前任夫人，因不愿当汉奸而投奔大后方，蒋介石自然要加以接待并妥善安置。蒋介石此举，名正言顺，理由正当。至于是否“鸳梦重温”，这是无从确证之事。所以宋美龄对蒋、陈的重会虽然不高兴，但也不能过加指责。“醋意”不能没有，但毕竟不能成“海”。经蒋“谈话”解释之后，也就烟消云散了。不久以后，蒋介石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宋美龄荣膺主席夫人，自然更不能揪住蒋、陈旧情不放了。

　　1944年5月至7月流传于重庆的蒋介石的“绯闻”，所谓与某护士的“不正当关系”，所谓“私生子”云云，对于局外人也许新鲜，对于宋美龄来说，自然不屑一听。她之所以能在“辟谣会”上慷慨陈词，为蒋介石的“私德”背书，其原因在此。

　　美国人对蒋介石“婚外情”最感兴趣

　　7月9日，蒋介石送宋美龄上飞机。7月13日，中央社自巴西里约热内卢发电报道：宋美龄于13日到达当地，同行者有孔夫人宋霭龄等。宋等一行受到美国驻巴西大使及巴西高级官员的欢迎。宋将下榻关纳巴拉湾内的波罗柯伊奥岛的旅馆，预计将在此休息数周。14日，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华盛顿正式宣布蒋夫人已抵里约热内卢。

　　16日，《中央日报》发布消息称：“蒋夫人于本月9日离渝赴国外养病，业于13日下午到达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本社有关方面探悉：蒋夫人从自去年访美加归来以后，以工作关系，迄无休息机会，致健康未能全复。据诊治之医生言，渝地气候不宜，必须易地疗养，且屏除工作完全休息，则最近期内即可全愈云。”

　　尽管中央社和驻美使馆陆续发布上述新闻，但是，传言并未止息。8月19日，蒋介石披阅有关情报，日记云：

　　最可忧者，美国朝野对我个人生活之谣诼层出不穷，尤关于我夫妇家庭间之猜测亦未已。此次吾妻出国养病，为于公于私，皆有损失，然虚实是非，终有水落石出之时。无稽荒谬之谈，必不能尽掩天下耳目，而且美国内亦有主持公道者，故余并不以此自馁也。

　　可见，“谣诼”的最大市场在美国。不仅美国民间社会(野)，连美国政府(朝)都关注此事。

　　文献证明，首先向美国传播“谣诼”的就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的媒体、舆论大炒特炒蒋委员长的“绯闻”，使蒋觉得脸面无光。1945年初，英美社会甚至流传蒋氏夫妇已经离婚的说法，使得蒋多次慨叹“对余夫妻之谣诼如故也”。

　　美国人为何要这样做?这和当时美国方面企图让蒋介石将军权交给史迪威的图谋紧密相连。

　　美国军政两方早就对蒋介石及其政府不满。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以后，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当年7月，马歇尔向罗斯福提出，中国局势颓落，必须让蒋介石将其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美国将军史迪威。同月，罗斯福晋升史迪威为上将，并于7日致电蒋介石，提出这一要求。15日，再次电蒋催促。中国的抗日战争有赖于美国的援助，蒋介石不敢得罪罗斯福，企图以拖延时日的方式软磨。罗斯福于8月10日、23日，两电蒋介石，要他立即采取必要措施，让史迪威及早指挥中国军队，并且威胁他：稽延拖拉，“容有严重之后果”。随后，美国特使赫尔利、纳尔逊及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先后出面，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罗斯福再次警告蒋介石，“务希立采行动，方能保存阁下数年来英勇抗战所得之果实，及吾人援助中国之计划”。话说得很清楚，你要是不听话，就别想再得到美援了。然而，蒋介石就是不为所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自然乐于传播并扩展蒋介石的“绯闻”，把他搞臭，促其下台。

　　进入1945年，蒋介石终于恍然悟到美国人在其中的作用。他在《民国三十四年大事表》中写道：“去年一年间，中共与美国驻华大使馆协以谋我之阴狠，实有非人想象所能及者，今春美国大使馆之失火，其内容乃为灭绝其对我各种阴谋文书，故而故意纵火也。思之寒心。”同年末，他感慨地写道：

　　以如此毒辣、卑狠、阴险之行动，以常理论之，决无幸免之理，而且已见其大效。美国且已断绝我接济，各地国民亦已信谣诼以为真，几乎街谈巷语皆以为资料，尤以五、六月间美副总统华莱士来华时为极点，而美国自其大使高斯拜辞(十月间)回去后，直至十二月方派哈雷接任，但其政府仍不令其提国书，竟至卅四年一月方提国书，中美国交至此方得初步恢复。言念及此，诚不寒而栗矣。

　　蒋介石以上两段话，有许多不正确的部分。一是毫无根据地将中共牵扯在内，一是过于夸大了此事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不过，美国人确实不能完全脱开干系。其证据：一是如上述给美国国务院写报告的美国使馆秘书谢伟思，一是那些积极给宋美龄写信的美国人，一是热衷于炒作“绯闻”的美国部分舆论界。这些人为何如此?很简单。其中固然有对“婚外情”的道德义愤和对那时国民党政权已经充分表现出来的腐朽的憎恶，也和美国方面企图逼迫蒋介石交出军权的图谋有关。

　　(摘自《世纪》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