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眼镜对黄克诚来说，可是一件随身宝物。然而，眼镜也会让他迭吃苦头，甚至酿成杀身之祸。彭德怀曾关切地警告他：“老黄!下次作战，你不许也跟着抡大刀。戴着那么大一对眼镜片子，一看就是个官，容易遭枪子儿。”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徐文涛 谢明，原题：《陈毅赞黄克诚：高度近视的“千里眼”》

　　他，自打投身北伐那天起，便是一位带眼镜的军人。由于双眼高度近视，眼镜伴随他栉风沐雨，九死一生。

　　他，又是一位善谋全局而谋一域，善瞻长远而虑当下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尽管双眼力不从心，但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非凡的洞察力，使他总能对斗争形势远瞩高瞻，做出深谋远虑的判断和坚定不移的抉择。

　　他，就是我军开国十大将之一的黄克诚。对这位视近而虑远，眼弱而谋强的革命智者，陈毅曾深表赞许和钦佩服地对新四军三师的干部们说过这样的话：“别看你们的黄师长戴着近视眼镜，可他的眼睛可看得远，是‘千里眼’!”

　　彭德怀警告黄克诚，“作战，你不许也跟着抡大刀……”

　　黄克诚可以饿肚子，可以赤脚板，但没有眼镜便寸步难行。只要攻克一座城镇，黄克诚就要到眼镜店配上两副眼镜，以备一旦眼镜被打坏，可随手掏出另一副戴上。眼镜对黄克诚来说，可是一件随身宝物。然而，眼镜也会让他迭吃苦头，甚至酿成杀身之祸。

　　彭德怀曾关切地警告他：“老黄!下次作战，你不许也跟着抡大刀。戴着那么大一对眼镜片子，一看就是个官，容易遭枪子儿。”

　　那是1930年5月的一天，彭德怀和滕代远指挥红五军攻打湖南修水县城，时为该军第五纵队第八大队政委的黄克诚，身先士卒地率队奋勇登上城头，舞起大刀与敌厮杀。战斗胜利后，彭德怀军长说：“打一仗认识一个人。修水战斗使我们了解了黄克诚。”同时也对这位“眼镜”指挥员的临阵安危表达出真挚的关切。

　　第二次反“围剿”的一次战斗中，刺眼的阳光下，他的那副眼镜片一闪一闪，以致建宁城头守敌由镜片的反光而发现我军指挥所。就在敌人枪响的一刹那，眼疾手快的彭遨师长用力向后一拽黄克诚，两人一块儿滚向旁边的一处掩体。两人爬起来后，彭遨拍去身上的尘土对黄克诚说道：“老黄呀!老黄!人家那几梭子子弹可是冲着你这副眼镜来的呀!”

　　1934年11月初，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长征的红军在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匆匆向宜章方向行进。此时，秋雨绵绵，道路泥泞，队伍中不时有人滑倒，泥浆满身。身为红三军团红四师政委的黄克诚不时停下来，招呼掉队的战士跟上。当时，同样也是一身泥水的他不敢戴眼镜，生怕因摔跤把眼镜弄坏。他把眼镜收好，让警卫员用小木棍拉着他走。这时，红十一团政委王平看到师政委这副样子便有意逗他。两人一起走时，王平装出要跨过沟的样子，跳一下，黄克诚也跟着跳一下，连跳了几次，他才发现原来王平是在与他开玩笑。

　　长征初期，一向勤于思考又坦诚敢言的黄克诚，因为自己所提出的关于“指挥作战应注意掌握时机，进行通盘考虑，尽快打开新局面”的建议而引起上级领导的误解。上级认为他一向“右倾”，已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于是将其调任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一个高度近视的人搞侦察，不但时而闹出笑话，而且还常遇险情。一次抵近侦察，他竟然因闯敌阵而险些丧命。不久，他被免去侦察科长一职，到军团教导营担任政委。

　　可以说，从井冈山到遵义，再到懋功，最后到吴起，眼弱而志高的黄克诚，在那血路征尘中留下了不屈的坚毅和昂扬。

　　说黄克诚有双“千里眼”的是陈毅。那是陈毅在1945年9月于山东临沂向正在向东北挺进的新四军第三师营以上干部作时局报告时讲的。黄克诚事后却谦虚地说：“我哪里有什么千里眼。我之所以有点观察力，主要得益于勤读书，勤思考，勤实践，借助党和人民给的另一副无形眼镜。”他还说：“有形眼镜只能解决观察事物的表象问题，无形眼镜才能解决观察事物的本质问题。”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他，总是胸装大局，深谋远虑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作关于《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的报告时，曾就如何赏才识人而引用过孔夫子的这句名言。按张闻天解释：这里的“临事而惧”的“惧”字，不是指害怕，而是指敬谨。何为“敬谨”?就是只有心存敬畏，方能慎重考量、周全谋虑，由此才不至于出现大的失误或纰漏，才可能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准确判断和深远谋略。黄克诚虽高度近视，并因此在枪林弹雨中大吃苦头，但作为高级指挥员以至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领导者之一，却不失为“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将才。

　　作为高级指挥员和军事家，在谋战风格上，他思虑缜密，以沉稳著称。除非部队命悬一线而须当夺路血战外，他都能根据敌我态势而冷静思考，慎重周详地考虑作战方案。历史上他8次对上级决策投反对票，5次反对打无把握之仗。曾被错误地冠以“老右倾”和“一贯右倾”的他，第一顶“右倾”帽子便是在大革命失败返回家乡组织农民暴动时期被戴上的。当时，针对湘南特委提出的“杀!杀!杀!杀尽豪绅反革命;烧!烧!烧!烧尽他们的巢穴”的口号，他力劝暴动农民：“要知道我们举行暴动的时机还不成熟，缺乏群众基础是要吃大亏的。还有，我们需要准备大量自制弹药，等组建起工农武装队伍后暴动也不迟。”井冈山斗争中，他两次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立三路线”;两次因攻坚不克而力主撤围。红军长征攻占遵义后，他找来一大堆报纸，研究分析了半年来的形势，遂向上建议：“老根据地已被敌人摧残殆尽，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打击，剩下来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应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为中国革命保存火种和骨干。”有些领导不但不接受他的意见，反而怀疑他对革命悲观失望，缺乏信心，因而让他随军反省。长征途中，尽管因刚正直敢言而一再被认为“右倾”连遭降职和撤职，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革命事业充满必胜信心，对长征胜利满怀喜悦。

　　1941年2月初，日军纠集一个独立混成旅团及多部伪军，共约1。7万人，在200架飞机、上百艘汽艇掩护下，向苏北我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展开夏季大“扫荡”。强敌压境，重兵包围，出于保不住华中根据地大本营不好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待的考虑，在军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情绪激昂，纷纷表示坚决用生命捍卫根据地，打好盐城保卫战。此时，作为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和中共苏北区委书记的黄克诚却语惊四座：“我不同意军部的这个作战方案，不同意‘保卫盐城’这个口号。”他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我认为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不宜对日军搞正面阻击，‘保卫盐城’的口号是不适宜的。我建议华中局与军部应尽快从盐城撤离，转移到阜宁农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至于部队，则应实行分散游击，待机反击。”

　　黄克诚一口气说完后，又补充道：“如果有布置当由军部决定，三师坚决执行!”会议最终决定，由黄克诚率三师与一师共同保卫盐城。黄克诚当即表示：“我三师坚决执行军部命令!三师在，阵地在!但是，我保留个人意见。”后来，随着战斗升级，新四军伤亡剧增，战况危急。黄克诚审时度势，再次建议应避免无谓损失，当机立断地撤离盐城。他将自己的意见电告党中央和毛泽东。毛泽东回电指示新四军军部说明情况。此时，日军攻势更加猛烈，新四军已陷入危险境地。军部领导将此前的方案争执情况电告毛泽东后，开始考虑黄克诚的建议。最后，军部电告华中局，军部及主力部队主动撤出盐城。到2月10日，部队安全撤出，战事结束。

　　从井冈山斗争到抗战初期，黄克诚多是担任部队政治首长。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对党内出现过的肃反扩大化做法，他不盲从、不苟同，坚持从大局出发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统一。从1931年上半年开始，中央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已担任师政委的黄克诚对运动中滥杀无辜的做法越来越疑惑不安。此时，肃反委员会又交给红三师一份所谓“AB团”分子的名单，要求按名单抓人，审查处理。黄克诚看到名单上的人大都是基层干部，平时表现好，作战勇敢，又都是农民出身。于是，他进行抵制，不同意抓人。肃反委员会的人也很强硬，指着名单说：“已经有人供出了他们，必须抓起来审查!”黄克诚看到硬顶不行，便派警卫员悄悄告诉名单上的人暂时上山找个地方躲起来，平时派人偷偷给他们送饭，打仗时就派人把他们叫下山，回连队带兵打仗。这些干部也知道肃反委员会要抓他们，但并不逃跑，打起仗来反而更加勇敢。此事被肃反委员会发觉，一次战斗刚刚结束，有几个人还未来得及躲避，就被抓走了。黄克诚悲愤交加，大声质问道：“你看看他们，哪位不是身负重伤，他们哪里像‘AB团’分子，你们为何滥杀无辜?要抓就把我抓去好了!”肃反委员会据此怀疑黄克诚有问题，但又找不到证据，便以“右倾机会主义”罪名，把他也抓走了。彭德怀得知后，出面干预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批判斗争嘛，不该采取捕、杀的办法。”肃反委员会只得将黄克诚释放，但撤销了他的第三师政治委员职务，不准他再带兵了。

　　毛泽东看完电报后，在房间内来回踱步，一面点头，一面说道：“好!好!克诚同志的建议非常重要。”

　　黄克诚虽双眼近视，但内心却有一架“望远镜”。他远见卓识，深谋远虑，总是从全局出发考虑和处理问题，在政治上、军事上向党中央提出过不少重要建议。有些在重要历史关头的建议与党中央不谋而合。

　　抗战胜利后，国共举行和谈，黄克诚洞察到蒋介石的阴谋，那就是假和谈之名，行内战之实，企图一举公开或暗地解决共产党，独霸全中国。为此，他时刻都在思考我党我军的大政方针。当得知苏联红军进军我国东北，一举消灭日本关东军后，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八路军进入东北的大好时机，遂建议华中局向中央发电报提出建议。在遭到饶漱石的反对和讥讽后，黄克诚以一个老党员、老战士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毅然以自己名义起草了电报，并当即发出，时间是1945年9月14日。他在电报中向中央揭露蒋介石的和谈阴谋，并具体建议：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5万人，能去10万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建根据地，支援关内斗争。以晋、绥、察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应集中10万主力，进行消灭傅作义、阎锡山、胡宗南之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察、绥与西北部和太行山全部。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应集中5万主力，待敌人缴枪之后，在济、徐、胶、海铁路进行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山东。其他各地区，则成为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力求争取局部决战之胜利，若不可能时，即以游击战争长期周旋。为执行上述方针，他建议：山东应调3万人到5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3万人到6万人去山东。在河南和平原主力的一部，应调山西。江南一师主力应调回江北，只以一部留在江南活动。一师为新四军之坚强部队，目前向敌作战毫无希望，估计将来被截断之后，会被迫打游击。以坚强主力去打游击，极为不利，故应迅速北调。最后，他在电文中说明：我对各方面材料了解甚少，可能有片面之处。但我认为目前我党若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不会有大的胜利;若没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就不会有联系一大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故集中兵力进行决战，当为当前之急。如依靠谈判或国际干涉，均带有极大危险性。是否有当，请考虑指示。

　　在延安，中央对黄克诚的建议十分重视，遂即专电转给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毛泽东看完电报后，在房间内来回踱步，一面点头，一面说道：“好!好!克诚同志的建议非常重要。”

　　9月19日，中共中央即向各中央局发出了《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其与随后的军队部署和控制东北的命令，都充分表明在中央的决策中已完全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

　　9月23日，黄克诚奉命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3。5万人，开赴东北。行前，他命令部队带足武器，并置办了棉衣。当时中央指示其部在山东停留一段时间，但黄克诚认为抢占东北时间紧迫，遂致电中央：部队不应停留。中央回电同意兼程北进。11月25日，该部抵锦州附近。当时，东北局面混乱，黄克诚鉴于部队面临“七无”困境，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精兵、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电谏中央，建议暂不作战，作短期休整，并以一部主力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11月27日，他又致电中央：“东北特工、土匪甚多，如不及早着手建立根据地，我主力在东北亦很难应付。”两天后，中央回电，指示有关问题可与林彪协商。黄克诚又即电东北局，详陈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建议。在未得回音后，他又连电两封，仍无消息，遂登门找到林彪，与之详谈。林彪同意后，由黄克诚草拟电报，经林彪过目，急发毛泽东。12月28日，毛泽东回电，这就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明确指出我军在东北的战略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积蓄力量，转入反攻。指示非常透彻地阐述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我们在东北就将陷入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说，在确定东北大政方针的过程中，黄克诚作为忠诚的战士，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尽到了一份心力。

　　“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或要批判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部分，我认为这样做是危险的……”

　　1955年，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被任命为军委委员。1958年10月，兼任总参谋长。

　　1959年7月，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受到错误批判。黄克诚在会议中间被叫到庐山参加批彭，但他在会上却公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看法。在这严重影响他政治命运的关头，有人提醒他只要与彭划清界线，就可以解脱，可他回答：“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的事。”结果，他与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一起被打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撤销一切职务。“文革”中又遭残酷批斗，身体受到严重摧残。

　　粉碎“四人帮”后，黄克诚得以平反。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2年又担任中纪委第二书记。此时的他，年届八旬，且双目已经失明，但仍大刀阔斧地抓拨乱反正工作。他强调纪检干部要秉公执纪，要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从老虎口中拔牙，只要是做了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天王老子也不放过。而对那些受过错误处理的同志，他则以极大的同情心，排除一切干扰，为他们平反昭雪。但他对自己所受的委屈却从不计较，就连庐山会议后被降的两级工资也不要求恢复。他说，多少同志为革命牺牲了，我现在有吃有穿就行了。

　　上世纪80年代初，针对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少数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肆意诋毁，黄克诚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能等闲视之。他认为，如何使党和干部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团结起来向前看，“这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经过深思熟虑，他于1980年11月27日在中纪委召开的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长篇讲话。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联系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做出了科学评价。他说：“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他指出：毛主席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消极因素，这只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经过我们努力是可以克服的;但是，他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即毛泽东思想，却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或要批判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部分，我认为这样做是危险的，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他的讲话一结束，全场立刻爆发出持续长达几分钟的热烈掌声。这篇讲话在北京各大报刊发表后，立即在全党全军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党员、干部读后热泪涌流，纷纷给报社和黄克诚本人写信，有的称赞他实事求是，敢讲真话;有的对他光明磊落，不计个人恩怨，忠心为党为国家着想的高尚品格表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