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与《人有病，天知否》一脉相承，使用的多半是档案馆尘封的资料文献。从这些断简残章中，他勾勒出了十一位全国一流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经历。从这幅时代侧影中，我们看到的是当时知识分子悲情、苦涩的过往旧事，以及落魄、无奈的生存处境。

　　如余英时所言，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一直呈现出一种从社会中心向边缘移动的趋势。传统中国是一个由士农工商组成的“四民社会”，读书人是四民之首，承担着领导政治和社会的双重作用。在国家层面，他们通过科举参与政治，成为国家官僚系统的核心力量，与君主共治天下;在社会层面，他们是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成为沟通官府和民众的联络纽带。然而，晚清以降，科举制度废除，读书人与国家失去了建制性的联系，士大夫转变成现代的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上自由流动的资源。随之而来的是工商阶层、军人集团和党派力量的崛起，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社会上，知识分子都失去了中心地位，被逐步边缘化。

　　所谓的“知识分子边缘化”，最能说明问题的例证便是思想改造运动。从狭义上讲，思想改造运动指1951—1952年在教育界开展的全国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广义上讲，1949年—1957年对知识分子进行的漫无止境的各种斗争，都可以称之为思想改造运动。在政治上，这些党外人士被打入另册，成为暂时有地位但毫无实际权力的一群人。(后来更是既无地位又无权力。)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学术和专业研究，被当成过时的、无用的知识遭到彻底否定。总之，他们是被主流政治排斥的另类，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言人。正如陈徒手在《故国人民有所思》中所揭示的那样，他们必须彻底否定自己，进行脱胎换骨式的灵魂改造。

　　特殊年代的灰色记忆

　　目前研究思想改造运动，最详实精彩的或许是于风政的《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不过，于风政着眼于宏观层面，即国家权力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和改造，所用的资料也是当时公开出版的报刊文献。陈徒手这本《故国人民有所思》，与之前出版的《人有病，天知否》一脉相承，主要将视角落到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的个体，所使用的多半是档案馆尘封的资料文献，以及当时检举揭发的秘密报告。从这些断简残章中，他勾勒出了十一位全国一流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经历。从这幅时代侧影中，我们看到的是当时知识分子悲情、苦涩的过往旧事，以及落魄、无奈的生存处境。

　　比如马寅初。他作为北大校长，享受着政治光环，却是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光杆司令。无论在行政上还是教学上，党委书记江隆基皆一手包办，上上下下都绕过校长这一关，最后搞成“党委忙得要死，有些负责同志忙得身体垮了，非党行政负责人却闲得难受”。史学泰斗陈垣亦然，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对教务、人事都无权经手。因为无法获知学校的具体情况，导致即使偶尔有人请示，他也提不出意见，成了真正的“牌位”。北大化学系主任傅鹰，甚至其名下研究生的研究题目都是由系党组织确定，对导师保密，学生完成论文后直接请导师签字。周培源作为北大教务长和教研室主任，教研室提拔了副主任，他却毫不知情。由于“一竿子插到底”的党委领导体制，这些党外知识分子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完全被排除在外且不受信任，处于边缘地位。

　　政治边缘化的同时是学术的边缘化。马寅初是旧中国经济学的权威，中央研究院院士，在1949年后却被组织上评价道：“马寅初过去是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真才实学如何，目前北大尚摸不清。”后来经过一番摸底，党组织认为马寅初原来并不可怕，只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知识少得可怜的人”。康生对文史学者游国恩、王瑶的评价是：“那些人没什么实学，都是搞版本的，实际不过是文字游戏。我把这种事当作是业务的消遣，疲劳后的休息，找几本书对一对，谁都可以干。”对哲学史家冯友兰、张岱年的评价是：“冯友兰的哲学，说什么抽象的意义，实际上他的哲学并不是哲学，说好一点是语言学，只是玩语言上的诡辩。张岱年去年写荀子的哲学思想简直是胡说八道。”不只是文科，连早有客观标准的理工农医专家的学术也同样被否定。比如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党委对“小麦王”蔡旭的评价是：“除了错误的观点外，就没有什么技术。”北京石油学院的青年教师对资深教授唐有祺评价道：“你的资产阶级观点如果不改造，你的知识就等于一堆垃圾。”在政治领导学术，学术完全宗主苏联的前提下，1949年前的学术基本属于“资产阶级学术”，遭到彻底的否定。

　　边缘化与反智主义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显露出边缘化的趋势，但是很多知识分子仍以“社会中心”自命。梁漱溟高唱“吾曹不出苍生何”，胡适呼吁“建立强有力的社会重心”，储安平强调“知识分子具有道德权威的力量”，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普遍有儒家士大夫理想主义的残存。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仍然掌握着舆论和道德的话语权。但经过旷日持久的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被彻底整治，完全成为俯首听命、动辄得咎、不知所措的一群人。用朱正的话讲，到1957年以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更是在中国完全不复存在。这种空前绝后的转折性变化，主要是国家大政方针的改变，以及高层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判断。

　　1949年后的政治体制，在理论上讲，工人和农民是国家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群体，而是依附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国家将知识分子完全收编到体制内，对他们实行给工作、给饭吃的“赎买”政策，以及团结、教育、改造、利用的政策，希望通过思想改造，将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在1956年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将知识分子定位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组织上却从未停止对他们的改造的脚步，到“文革”时期更是连党内知识分子都被打倒在地。从实际情况来看，古往今来一切卓越的科学发明和文化学术，莫不由知识分子创造，自由的思想环境则是激发他们创造力的催化剂。而今知识分子的创造主体地位被剥夺，他们的所思所想必须按照某些教条和学说来进行，对科学文化事业甚至国家前途命运的损害，可想而知。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一个社会学的范畴，但从思想的角度讲，是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中国发展到极点的表现。按照余英时的考察，中国古代的道家、法家思想中都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反智论。儒家被法家化以后，三家思想合流，反智主义成为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一大特色。根据左玉河的研究，民粹主义主要受俄国思潮的影响，在五四后蔚为大观，主要表现为极端推崇劳动，过度重视民众的力量，轻蔑知识，鄙视脑力劳动。随着边缘人和工农阶层的崛起，出于对知识的本能性嫉妒，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发展到极致，最流行的说法是“满脚牛粪最光荣，知识越多越反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反智和民粹的潮流才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知识分子恢复了过去的地位，但中国的学术文化已经落后西方半个世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群体人格也已在历次运动中丧失殆尽。

　　主动改造与档案真伪

　　陈徒手此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苦涩往事和艰难处境。他对这些知识分子也主要抱一种理解之同情的态度，似乎他们就是时代的受害者。但是我们发现，知识分子的这种艰难处境，固然是强大的政治压力导致，但也不无当事人主动配合的成分。或者说，在这样的暴风骤雨之下，知识分子很快从质疑、冷漠，逐渐变得主动紧跟，甚至学会了一种圆滑的应对态度和处事方式。这样的例证数不胜数。

　　恰好《温故》第25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中刘绪贻回忆第一次执教武汉大学的往事，包括他在内的武大无党派教授们，新中国成立前就志愿加入武汉地下市委的正式外围组织，并主动开展活动，如学习党的文件，宣传《新民主主义论》，进行校内情况摸底，将中间立场的教授会改组为红色教授会等。杨奎松则在新著《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中，精彩地还原了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三位知识分子主动顺应形势改造自己的过程。吊诡的是，正是本书提到的马寅初，新中国成立伊始便自发在北大发起温和的思想改造运动。他的初衷天真而美好，却使毛泽东抓到了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例证和具体实现形式，将此运动顺利推向全国。陈垣则声称年近八十才找到光明，成功申请入党后，在组织生活中一丝不苟、应答自如、表态老到纯熟。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否生来就具有软弱性?很多时候他们是否在作茧自缚?

　　另一个便是档案资料的真伪问题。陈徒手先生写毕本书后，拜访了北大中文系吴小如先生。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吴先生谈到俞平伯、王瑶篇章的史料问题，说当年系总支向上汇报的材料有不实之处，其中加工的成分不少。由此作者困惑道：“这就给我们后来的学人带来巨大的道德难题：既然党内档案有严重的不靠谱、虚饰、诬陷成分，我们又该怎么分拣、如何核实?密报和人事制度的劣迹又该怎么对待?”我们读者的困惑也十分类似。看来这些档案资料，应该如许纪霖先生讲的那样，“今人在印证当年的档案，特别是组织密报时，不能作为信史，要比勘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