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民国时期最早批判国民党党国体制的知识分子，对于苏俄式的政党，在1930年代也曾有过犀利的批评与深刻的洞见;然而，1949年前后，这位颇多争议的学者以自己的行动表示了对新政权的认同。在这背后，到底是哪些因素使他远离了国民政府呢?

　　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是政论家之大忌

　　作为留学英美的政治学学者，罗隆基在1929年开始的“人权论争”中展示了作为政论家的风采。民国时期，有三个知识分子对人权有系统论述，他们分别是罗隆基、周鲸文与张佛泉。罗隆基是其中最早也是最有名的一位。然而，这些言论却曾使罗隆基遭到国民党的逮捕。

　　1930年11月4日，正在中国公学上课的罗隆基被上海警备司令部公安局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的罪名逮捕，虽在胡适等人的帮助下，很快被释放，然而，这次被捕的经历，使罗隆基对国民党更加失望，甚至敌视。

　　此后，由于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在上海不能立足的罗隆基前往天津。在天津，罗隆基一边主持天津《益世报》，一边做南开大学的教授。

　　在天津《益世报》，罗隆基因为继续批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针对性暗杀。幸好罗隆基早有准备，侥幸躲过了这次暗杀。因为这次暗杀，罗隆基与国民党的矛盾达到极点，双方都可谓是恨之入骨。

　　1933年12月，罗隆基主持的《益世报》再次受到国民党压迫，不能公开出版。由于屡受国民党的压迫，罗隆基在思想上有了一种“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判断。对此，胡适在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到：

　　今晚看晚报，始知罗隆基主持社论的天津《益世报》受党部压迫，封锁邮电，故今日的报不能发出，晚上罗君来谈，说他已辞职了。

　　我们谈了两三个钟头。

　　罗君自认因父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觉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论家之大忌。

　　信奉“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罗隆基，自然而然地寻求反对国民党的盟友。后来，在1946年的旧政协会议上，恰恰是民盟的罗隆基与中共的王若飞一起合作，共同对付国民党代表王世杰的。

　　才高于学，学高于品

　　民国时期，罗隆基的公众形象并不好，就连罗隆基的好朋友梁实秋都曾开玩笑地挖苦他“才高于学，学高于品”，他的学生储安平也曾评价他“最大的弱点是德不济才”。

　　罗隆基的形象不好，似乎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感情生活。情感生活本是私事，外人不该置喙，然而，当罗隆基的情感生活可能影响到他的人生选择时，就有必要来梳理一下了。

　　罗隆基的第一任妻子张舜琴是华侨，张舜琴的父亲很有钱，在他们结婚时，张舜琴的父亲曾要求罗隆基加入国民党，但被罗隆基所拒绝。后来，因为性格不合，两人离婚。在这一时期，罗隆基与民国名媛王右家认识，成为郎才女貌的典范。

　　不过，罗隆基是爱情的多元论者，即使有了王右家这样的娇妻，他依然与许多女性保持情书联系，其中一个女性是杨云慧。后来，罗隆基与杨云慧吵翻了，杨云慧让王右家帮她把写给罗隆基的情书拿回来。王右家拿出之后，禁不住仔细翻看了一遍，结果看到罗、杨两人竟然已经达到谈婚论嫁的程度，于是醋坛子发作，选择了与罗隆基分手。

　　与罗隆基情书往来的杨云慧，是杨度的女儿，而杨度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是中共的秘密党员了，其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

　　1946年是罗隆基在政治生涯与私人情感上双丰收的一年。政治上，他领导的民盟，俨然成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大政治势力。而在私人情感上，罗隆基开始与浦熙修相恋。当时，浦熙修以《新民报》记者的身份去政协会议采访。在采访政协代表的时候，遇见了罗隆基，很快为罗隆基的才华倾倒。浦熙修的朋友张林岚在回忆浦熙修的文章中曾写道：

　　有一天我在犹庄玩时，她(浦熙修)告诉我最近认识了一个人。这人了不起，口才好，外语好，笔头也健，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听了他几次谈话，觉得他观察敏锐，见解也高，我真是倾倒之至!

　　罗隆基与浦熙修的恋爱，正符合张爱玲“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的名言。需要指出的是，浦熙修的妹妹浦安修是彭德怀的妻子。浦熙修本人的思想也是偏左的。

　　除此之外，在当时，罗隆基的几位女朋友，如刘王立明、史良等，在思想上也是左倾的。我们在分析罗隆基在20世纪40年代的选择时，似乎不能不考虑这几位女性对他的影响。

　　热衷政治，待价而沽

　　罗隆基是“五四”时期清华学堂的学生领袖，对“清华九年，三赶校长”的行为，他一直引以为豪。罗隆基作为学生领袖的经历，使他有一个错误的判断。他总是认为但凡学生运动，都具有天然的正义性。虽然后来罗隆基在英美经历了自由主义思想的洗礼，但他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一直没有变。不仅如此，他还曾为了自己的理念利用学生的力量，这与胡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31年，上海的中国公学发生学潮，罗隆基就曾参与其中。胡适在日记中写到：

　　中公问题如此结束，甚为痛心。大概二月四日的校董会本意由孑民先生暂任校长以救危局，而君武隆基诸人不明大体，纵容学生去包围校董会。遂成僵局。

　　后来，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罗隆基也是学生运动的积极支持者。韦君宜在《思痛录》中曾回忆说：

　　罗隆基……是我们这些“一二·九”学生经常请来帮我们说话的人。他家在天津，我就到他在天津的家去邀请过他。他在“五四”纪念活动时来清华讲过，痛斥胡适等人如何放弃了当年“五四”的传统。

　　事实上，“五四”之后，胡适担心纯洁的青年学生成为政党利用的工具，一直不赞成学生罢课，对在校园里发展政治势力的行为，一直深恶痛疾。

　　在这方面，罗隆基与胡适则大相径庭。抗战后期，作为民盟的领袖，罗隆基曾重点在西南联大发展民盟组织。罗隆基后来被西南联大解聘，似乎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而且，与“无欲则刚”的胡适不同，罗隆基是热心官场、待价而沽的。

　　据浦薛凤回忆，在清华读书时，罗隆基“读‘子’书(此指所谓诸子百家)多于‘经’书”，“喜欢‘法家’甚于‘儒家’”。当时，罗隆基也曾评价浦薛凤“是一个书生，不够现实”，并告诫他“除非你改变作风，恐你成为一位政治理论家而非政治实行家”。

　　由此不难看出，罗隆基是热衷官场、更青睐于“政治实行家”的。

　　此外，1937年7月7日，北平市长秦德纯邀请参加牯岭谈话会的教授们座谈。据陶希圣回忆：

　　当时罗隆基发言，“国民党既不能不退出河北，何妨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适之先生严厉指责罗隆基。他说：“国民党抗日，被迫撤退。各党各派如果抗日，也不能不撤退。若是不抗日的党派，在河北干什么?那不是卖国吗?”胡先生一向批评训政制度，此刻却说：“依训政约法，国家的政权由国民党代行。敌人迫国民党退出河北，就是迫主权者退出河北。这是什么时候?努生!你不应该这样说。……”

　　当国民党因受到日本压力被迫退出的时候，罗隆基想的却是“彼可取而代之也”，由此也可以看出罗隆基的政治追求。

　　抗战胜利后，在旧政协会议上，为了使民盟的罗隆基不发言反对蒋介石，张群曾有让罗隆基做驻外大使的允诺。听到这个消息事，据罗隆基自己的回忆：

　　我听了这些话，当时内心的确有些动摇。我本来是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到外国去做个大使”对我未始没有引诱力。

　　虽然最终罗隆基拒绝了张群高官厚禄的诱惑，然而他在这件事上的犹豫，也可看出他对做官的热衷。对于政治，罗隆基一直是有期盼的，对于名利的热衷，是罗隆基的一大弱点，当国共两党的力量不再处于均势的时候，罗隆基自然要在其中做出选择，而内战后期，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罗隆基似乎已经与国民党势不两立了。据范泓《雷震传》中记载：

　　雷夫人宋英回忆，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主张将滞留上海的自由派人士罗隆基等人抓起来，套入麻袋，扔进黄浦江中去。此事遭到雷震的坚决反对，“才保住罗隆基等几个人的性命”。

　　由此可见，此时的罗隆基，似乎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他也只能选择认同新政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