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是世界非暴力主义运动的丰碑，也是非暴力主义的伟大诠释者，国人对他的关注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热度，对他的的崇敬丝毫不减。而今非暴力主义已经成为普世价值。

　　对我们来说，非暴力主义完全是一种外来之物，这一思想也容易引起误解。我们这个被暴力和暴力革命反复蹂躏的国家所形成的历史记忆，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非暴力主义的理解，对非暴力的简单肯定和否定、以及对暴力的简单肯定和否定都同时存在着。一些知识精英不但把非暴力变成一个表面的概念，而且把它变成一种伪劣的崇高，他们总是想象自己站在道德的高地上，把底层民众想象成天生没有理性和一味宣泄仇恨的群体，并给他们贴上暴民的标签。虽然我们有“和为贵”的思想源泉，但它与非暴力主义没有共同点，它没有包含爱也没有包含反抗的思想。

　　探求非暴力主义的源流，回到曼德拉，是我们加深理解非暴力主义的重要途径。非暴力只是非暴力主义的一个重要维度，但也许不是最重要的维度。非暴力主义是一种爱的哲学，又是一种反抗的哲学，还是一种行动的哲学。我们只有从非暴力主义的动态实践中才能准确地把握它。非暴力主义在现代的三个伟大实践者——甘地、马丁·路得·金和曼德拉，对非暴力主义的理解和实践也不完全相同。对甘地而言，非暴力主义是一种必须始终坚持、不可违背的原则，但曼德拉只把它当作一个可以灵活运用的战略战术，而最近，中东民众用行动为非暴力主义做出了最新解释，其民众的防卫性暴力进入到非暴力的实践中。

　　爱与受难

　　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在圣经中有一段最广为人知的表述：“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你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根据基督的观点，惩治邪恶的正确方法是绝对不抵抗。当遇到邪恶的侵犯时，不是用暴力去抵制它，只要不加抵抗，邪恶就会无计可施，而抵抗只会产生更大的邪恶。基督对邪恶从不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而是宁愿受苦，让罪恶都完全展现出来。十字架就证明了只有爱和自愿受难才是战胜邪恶的唯一力量。战胜仇敌不是靠仇恨，而是靠爱——爱自己的仇敌。爱自己的仇敌，而不仅仅是爱自己的兄弟和邻居，才是真正的爱，基督徒的爱。仇敌是指那些仇恨自己的人，而不是自己所仇恨的人。敌人的仇恨越深，他就越需要爱。

　　祝福仇敌一如祝福自己的兄弟，爱自己的仇敌一如爱自己的兄弟，那么，邪恶势力是不是就因此而停止迫害了呢?基督并没有作出这样的应许。忍受的意义不在于让邪恶减轻和终止迫害，减轻和终止自己的痛苦。对耶稣来说，忍受十字架的痛苦并不是悲剧，受苦是上帝给基督的安排。跟随基督也就要跟随基督受苦，一心一意地顺从耶稣，是对信仰的献身。对于邪恶，忍受和顺从就是对抗。

　　无论是从一般的意义上，还是从终极的意义上，爱比恨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爱的包容力最终会消融仇恨。仇恨会扭曲自我，爱却会使自己纯洁。爱仇敌是一种伟大的理想。相对于暴力，爱体现反抗的博大和理想境界。相对于仇恨，爱体现了至高无上的力量。仇恨和暴力可能导致对手的毁灭，但也导致自我的毁灭。可是，我们又如何理解生活的现实常常显示出来的东西?忍受和软弱常常招致侵害?

　　在面对邪恶者迫在眉睫的暴力侵犯和凌辱时，仅仅只有爱，显然很难是令人满意的最好的自我保护措施。所以，耶稣承认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上帝真正的律法，这种律法“不是要被废除，而是一笔一画都要成全”。报复的正义是人类追求正义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没有对罪犯的公正审判和量刑，无辜者就不能受到可信的保护。法律必须给报应留下重要的一席之地，给以暴制暴留有一席之地。一个社会如果好人得不到好报、坏人得不到恶报，都不会是一个正常社会，就更别提理想社会了。二战后对逃匿的纳粹战犯几十年不懈地全球追捕，表明了人类社会对有罪必究、邪恶必须受到制裁的理念的决然坚持。

　　但报复显然不是征服邪恶的理想方式，毋宁说它是一种虽然是必须的、但又是有缺陷的方式。因为它缺少爱的力量，缺少对社会进行修补、使之不断完善的努力。在基督教中，撒旦的黑暗王国和上帝的统治对抗始终存在。在黑暗王国里，受苦是如何征服邪恶势力的呢?上帝的善最终要战胜恶，仅仅靠这样的信念来维持还是不够的。现实讲求效果，理想需要完美，通过现实与理想的适当折中、调和，效果与理想的统一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可以设想，通过受苦者的逆来顺受，邪恶不断自我暴露，因为受苦和忍让会刺激邪恶进一步发展。中世纪的罗马教会就再现了这一过程。其时，它的权势正处于炙手可热的鼎盛时期，它不但没有实践爱仇敌的美德，没有早期教会的牺牲精神，相反，它变得高高在上，毫不宽容，并建立了宗教裁判所对异端进行残酷迫害。它把上帝赐予的权柄变成无休止敛财的工具。这样它也使自己陷入邪恶和腐败的深渊，它的暴行和贪婪揭露了它自己的邪恶。罗马教会的邪恶充分表演和暴露，使它遭到的反对力量越来越大，最终成全了路德的改革。

　　路德宗教改革以飓风般的速度取得了胜利，分裂了罗马教会。路德的胜利与其说是由于路德的力量，不如说是因为罗马教会的腐烂和败坏。

　　从甘地、金到曼德拉

　　非暴力抵抗从宗教信念变为世俗信念，从基督跟随者的个人行为变为争取解放的群众运动，从主要是抵抗邪恶之人变为主要是抵抗制度之恶，真正使非暴力从抵抗的哲学变为抵抗的行动，起点是印度的甘地。

　　在英国完成学业的甘地，其非暴力信念相当重要的部分来自基督教，但他注入了自己的思想和策略，他赋予非暴力主义以明确的现实感，变成争取胜利的有效手段。

　　甘地伟大之处，既是道义上的，也是方法上的，他把“耶稣人与人之间的爱的伦理提升至有效的大规模社会力量”(马丁·路德·金语)，他找到了不通过暴力革命成功摆脱暴政、结束以暴易暴的可靠途径。在甘地看来，以暴力反抗压迫不可能产生正义的结果，非暴力反抗才是实现真理的唯一方法。但非暴力不是简单的非暴力，演说、请愿、呼吁等简单的非暴力无助于压迫者改变他们的态度，放弃他们的行为。甘地十分肯定地指出，“我不相信呼吁会有用。”因此，非暴力必须是一种积极的和直接的行动，是勇敢地面对暴力。他所采取的积极行动就是公开违反法律，然后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被逮捕、监禁、遭受人身伤害。他相信抵抗者从容承受苦难，会开启压迫者被蒙蔽的双眼。

　　甘地必须找到一条道路，使非暴力主义真正成为解放的福音。解放如果依靠神意的无敌力量、依靠屈服和顺从就能实现是难以想象的。基督徒的屈服和受苦很难成为有效的政治反抗形式。政治反抗不是服从，而只能是不服从。甘地把非暴力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发动群众集体参与到反抗运动中来，是他进行斗争的重要形式。对集体的恶，需要集体的对抗，单个的、个体的反抗不能表现出足够的力量。他发动了手纺车运动，发动了向海滨进军的造盐运动，动员印度人民不买英国的布匹，不买英国的食盐。甘地始终坚持，他的反抗必须是绝对的和平方式，他最后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自己非暴力主义的信仰和原则。

　　甘地的非暴力革命是克制的，比起放纵感情的革命，它没有刺激的语言，没有狂热的煽动。前一种革命者是为了理想而自己承受苦难，后一种革命者是为了理想而让别人承受苦难，把千千万万的他人送上革命的祭坛。

　　在那个时代，非暴力反抗在本质上就是违法行为，不违法和无所事事就无所谓非暴力反抗。呼吁改革的一派在提醒社会公众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由于他们惧怕担当风险和道德上的怯懦，其中的一部分会成为阻碍改革的力量。非暴力不能成为没有勇气反抗的漂亮借口，懦弱从来不会是获胜的方法。非暴力运动始终要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就是统治者不会轻易放弃暴力镇压和特权。在强大的压迫面前，人们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完全没有脾气，等待压迫者良心发现，赐予自己权利，要么是组织比统治者更加强大的暴力。对于饱受压迫的人们来说，后一种做法一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不会成为多数人的选择。多数人将被迫地自动地选择前者。

　　非暴力反抗是两极之间的中间道路，它拥有激励和动员民众的巨大能力，但它又不是把民众投入战争的血海之中。非暴力反抗同样需要献身精神，虽然甘地哲学的绝对信奉者从未超过一百人，然而就是靠这一小批献身的信徒激励整个印度挑战英帝国的强权，并赢得了自由。

　　非暴力反抗运动必须有违法行为发生。从美国宪法把公民的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确立为基本人权后，非暴力反抗政府已经是合法行为——人类历史的一次跨越式发展。因此，人们一般地不把这种合法的非暴力抗议视作为非暴力反抗。但是美国黑人，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并没有享受与美国白人一样的公民权利，种族歧视的强大势力维护着白人的特权，于是美国黑人争取宪法权利的斗争就成为非法，这样才有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反抗运动。金发现，一些特权个人可能放弃不公正的地位，但特权集团很少能够放弃其特权，它比个人更倾向于不道德。他决定不能再像他的黑人祖先和同辈黑人那样“等下去”，而是行动起来，发动罢乘运动，组织“向华盛顿进军”，在社会中制造紧张和危机，以迫使当局和美国人面对黑人的问题。他明确地将非暴力当作一种战术，这是与甘地的不同之处，但他也像甘地一样，以自己的受苦来唤起更多的人投身到争取黑人权利的斗争中，包括“白人兄弟”。他曾五次入狱，两次遭受暗杀，第一次差点丧命，第二次未能幸免于难，那年他39岁。

　　一味靠自我牺牲所产生的道德力量和它对压迫者的感化能力引起人们的怀疑。为什么压迫者不承受压迫的代价?在美国黑人权利运动内部，金的非暴力主张受到正当防卫主张的挑战。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非暴力斗争后并没有阻止政府的暴力，这对它的非暴力主义构成了严重考验。它决定重新思考自己的战略。曼德拉这时是党的领导人之一，坚决主张走有组织的军事斗争的道路，并获得了组建军事组织的授权。但他和他的游击队——民族长矛军——没有走上游击战争的道路，而是选择破坏这样一种低烈度的暴力形式，对发电厂、电话线、交通枢纽发动突然袭击，但严禁造成人员伤亡。这是比非法集会和游行更加严重的违法行为，既最大程度地制造社会紧张，又避免在白人与黑人之间埋下血海深仇。

　　在随后27年漫长的牢狱生活中，曼德拉认识到暴力不是解决南非问题的最终办法。他仇恨白人的种族专制制度，但他不能仇恨白人，他认识到，自由不仅是解放被压迫者，也是解放压迫者。出狱后，他与南非白人总统德克勒克一道，坚定地运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种族主义问题。在同政府的谈判中，曼德拉坚决否定白人统治的改良形式，他坚持，对于一种压迫制度，不能只是改良，而是必须全部抛弃。他坚持南非必须是一个不分种族、一人一票选举中央议会制国家，把非暴力主义手段的灵活性和目标的坚定性完美地结合起来。

　　1994年，南非结束了长达350年的白人独裁统治，南非的白人和黑人终于走到了一起。这一刻，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来得太不容易。从它1912年成立起，已历时82年之久。曼德拉给自己的自传取名《漫漫自由路》，恰当地表达了他追求自由倍感艰难曲折的体验。在自由的征途上，勇气、坚韧、决心与爱同样不可缺少，爱需要勇气，行动更需要勇气，需要不断克服自己的畏惧。他说，勇敢“并不是不畏惧，而是战胜了畏惧。我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感到畏惧，但是我把这种畏惧藏在了勇敢的面具后面”。暴力和仇恨也会有正义的动机，也会以正义的名义行使，但它们最终会走向正义的反面，只有爱才能维系正义。

　　从权力的角度看，暴力和仇恨更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爱的真理在攫取权力的道路上可能没有优势，有时甚至是一种劣势，但对于达成正义和自由的目标，它绝对是一条捷径。在一个国家，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一部分人不自由，就不会有所有人的自由，用爱消融仇恨，是实现所有人自由的条件。金告诫他的黑人同胞，美国黑人的命运是与“白人兄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报复与工具

　　非暴力抵抗在20世纪成为民众争取自由和权利的基本方式，在争取一些较小的和临时性的利益目标上，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市民要求保护自己的城市环境，非暴力抗争方式被广泛使用。缅甸的昂纳素季是目前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推动非暴力斗争的榜样。

　　由于政府暴力十分强大，民众使用非暴力反抗成为实践的必然，而不是一种选择，也就是说，除了非暴力反抗别无他途。曼德拉说：“我很清楚，军事胜利即使有可能，也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曼德拉更看到了统治者的致命软肋：“他们虽然拥有各种轰炸机和坦克，但是他们一定感觉到自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2011年的中东展示了非暴力主义的新发展和新形式，这些新特点更加接近曼德拉的非暴力主义，即作为工具的非暴力主义，而对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作为绝对原则的非暴力主义——则有所偏离。这种新变化不是来自于深思熟虑的理论，而是来自于现实条件的变化。在被互联网改变了的现实中，非暴力反抗运动变得不同于以往。首先，我们看到传统非暴力主义的受难英雄不见了，互联网不但把思想和主张极为广泛地传播到大众当中，而且成为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的有效途径，非暴力主义者过去通过受难英雄的道德力量唤起民众和组织民众的方式不再成为必要。

　　其次我们发现，在那些国家，短时间内就能迅速掀起一场全国性反抗运动，旧秩序很快瓦解。能够很快地动员大规模的群众力量投入到对抗性行动中，弥补了非暴力运动原先力量上的不足，实现了和平与力量的结合。

　　第三，民众的非暴力反抗在遭到政府的暴力镇压后，以暴制暴的反抗就开始登场。在甘地的非暴力主义那里，刀剑之于反抗不但完全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他认为一个人只要还想保留他的剑，他就尚未到达完全的无畏。但是利比亚和叙利亚人民争取自由的决心使他们拿起武器同压迫者开战。大量的人员伤亡是这个国家的不幸，但它避免了在更长时期内流更多的血，这又是利比亚人民的幸运。

　　非暴力主义脱离了领袖人物和核心团队的领导后所呈现出来的上述特征，必然要引起人们的深刻注意。在甘地和金的非暴力主义哲学中，通过自己承受苦难达到目的，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其力量在于以英雄忍受痛苦的能力对抗统治者施加痛苦的能力，鼓舞广大民众投身于反对压迫者的行动中。实践这一学说需要高度的自觉、极大的勇气、自我牺牲精神以及长期忍受迫害，它只可能适用于那些具有非凡意志和坚定信念的人，而且这只会是一些为数很少的个体。

　　无论是在甘地还是在曼德拉时代，对于普通大众，他们的目标是追求世俗意义上的平凡的幸福，为信仰献身不会是多数人的意识。在一场广泛动员起来的反抗压迫的非暴力行动中，当非暴力手段引起了卡扎菲式的镇压时，他们就会寻求其他的手段或者工具，报复的意识就会抬头。

　　而在曼德拉那里，人民行使正当防卫权对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将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从而保护和平。一边是有严密组织的暴力，一边是要求恢复社会正义的民众，前者虽然随时可以发动暴力打击，但在可以预料将遭到正义力量的反击情况下，对风险的估计就会使它谨慎从事。它使用暴力的风险越大，和平的可能性就越大。

　　非暴力主义与非暴力有着多个方面的联系和区别。从甘地、金到曼德拉，非暴力主义作为工具的目标是促进改革，最终以民主原则改变暴力政治。为了促进变革，非暴力主义追求和平的但也富有效率的行动方式，离开手段的有效性谈论工具和非暴力是没有意义的。凡是没有行动能力的非暴力，没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不但与非暴力主义无关，而且为非暴力主义所反对。

　　任何工具，任何论断，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和悖论，非暴力主义也不例外。局限和悖论并不是荒唐和谬误，事物是矛盾的统一，它的一端是真理，相反的另一端还是真理，一端有局限性，另一端还是有局限性，因此需要用辩证的方法使对立面结合到一起，承认对立面包含的真理，承认自身的局限，尽可能避免执于一端，否则我们只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不能阻止南亚次大陆的宗教仇恨和暴力冲突，估计也不能阻止卡扎菲的杀戮，报复作为一种矫正的手段无法放弃。当然，报复的局限性比非暴力主义更加明显，它所能达到的目的更为有限。报复引起反报复，就将进入一场无休止的暴力冲突中，因此严格限制报复的范围，特别是由法律实施报复，就是非常重要的：既满足了报复的正义，又防止了暴力扩大的危险和暴力循循相因的悲剧。

　　集体实施防卫性暴力是对暴力的报复，具有惩处的性质，把它的报复性惩处限制在仅仅针对首犯的范围内，对避免出现暴力失控的局面是成功的。在当今世界的一些初生民主国家，各种势力学会和平相处尤为重要。相比于以压迫和镇压为主要手段的专制制度，民主制度显然能够更有效缓解冲突。民主在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之后的南非顺利扎根，毫无疑问是由于曼德拉的和解政策——非暴力主义的另一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