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津(资料图)

　　张学津在被强迫劳动九个月后，总算凭周总理的一句话：“学津还年轻，可以再教育嘛”，而得到了解放

　　张学津(1941-2012)

　　京剧大师张君秋之子，北京京剧院老生演员，国家一级演员。

　　自幼受家庭熏陶，7岁开始学戏。先后拜陈喜光、王少楼、马连良为师。以京剧《箭杆河边》、《画龙点睛》闻名。

　　表演深得马派神韵，唱腔融“余”、“马”两派于一体。

　　2012年12月27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学津先生的送别仪式在八宝山公墓举行。张的大弟子朱强说：“先生去世后，老生就没了，到头了。”从流派创新的角度来看，张学津确实带走了太多的老生表演艺术绝技。梨园界早有说法：“文革后只出两个角儿，一个马派张学津，一个张派薛亚萍。”

　　张学津1941年出身梨园世家，是有“十旦九张”之称的京剧大师张君秋的长子，8岁时考入北京艺培学校(今北京市戏曲学校)，师从王少楼、陈少武学老生，宗余派，又于1962年拜马连良为师，因之身兼家学及各名家流派之长。早在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张学津便以《箭杆河边》一剧爆响全国。特别是他用“反二黄”创新了“劝二癞子”这一中心唱段，这支名曲好腔至今仍脍炙人口。1989年，张学津又排演了他的代表作《画龙点睛》，在唱、念、做、打几方面都有创新，他饰演的唐太宗睿智威严、飘逸潇洒、极具帝王气概，成为马派艺术在新时代所达到的最高成就。该剧于1991年荣获首届文华大奖 。2001年，他又在新编历史剧《大唐贵妃》中扮演唐明皇，此戏的“仙山重逢”一折成为了他创作的最后一个代表作，这一折也令他为当代老生艺术树立了标杆。

　　与马连良如影相随

　　张学津是张君秋先生12个孩子中的长子，也是学戏的诸昆仲里最著名的一位。他六七岁便首次登台与张君秋、马连良等京剧大师同台演出，他饰演《三娘教子》中的小东人薛倚，一出场便获得了台下观众一个碰头彩。首次登台便大获肯定，也促使父母下决心让年仅7岁的他报考北京私立艺培戏曲学校。考试时张学津仅演唱了一段《捉放曹》中“听他言”的西皮慢板，便被顺利录取。用心、努力和极高的艺术悟性，张学津很快就成为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吃上了余派须生名伶王少楼的单独“小灶”，打下了扎实的余派功底。之后，他又先后师从多位名师学艺。1961年11月22日，张学津听从父亲张君秋的意见并征得王少楼老师的同意，在李少春、袁世海、老舍、田汉等人出席的集体拜师仪式上，正式拜在马连良先生门下，开始学习马派艺术，得马连良先生传授《清官册》、《淮河营》、《赵氏孤儿》、《借东风》等剧目。

　　拜师后，张学津依然管马连良叫马爷爷。这是因为当年张君秋刚成名的时候，有一天去朋友家拜客，突然房内站满警察，把所有人都带到宪兵队，到晚上也没有回家。张君秋的母亲急得一夜未眠，托人找马连良及其夫人出面找人，送了不少金条才把张君秋放出来。由于有这么一番救命之恩，所以张君秋便拜马连良夫妇为义父义母，并叮嘱张学津一定要管马连良叫马爷爷，不能忘记人家的恩德。

　　张学津经常跟马先生外出看戏、逛商店、遛公园、串门访友、泡澡堂子，他把马先生的生活习惯、嗜好乐趣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张学津像马连良一样，认真对待每一场演出，以至演出的每一个细枝末节。他的靴子底、水袖、护领不允许有一点脏，服装不允许有一点褶皱，他经常自己用白粉刷靴子，自己拆洗水袖护领，自己熨烫戏装;在后台，他的化装总是最讲究、最干净的。

　　张学津学习马派艺术，并不是刻意追求一个“像”，他演出马派戏时虽有马连良的影子，却没有模仿的痕迹;他是在谭、余派的基础上学习马派，非常巧妙地找到了余、马之间的契合点，使他从学余到学马的过程变成他艺术道路的延伸和发展，这都是他在不断的、长期的学习中潜移默化的结果，所以才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原北京市戏曲学校副校长于世文先生就说，张学津的谭、余派基础都非常雄厚，是以余派的劲头唱马派的腔。这可能受到他父亲的影响，张君秋学四大名旦，唱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的戏，还偷荀慧生的腔，但是谁都不宗，结果四大名旦都有文章称赞张君秋。张学津唱的《箭杆河边》等戏，也显出融会贯通、博采众长之象，马连良先生也非常赞同。

　　“文革”中因言论获罪

　　张学津跟马连良大师学艺其实只学了三年，就因“文革”被迫终止了。他因被揭发说过“听江青说话这么有气无力的，以为她要死了呐”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据说，还有一条更绝的罪名，是说张学津曾经“攻击”江青主抓过的新戏《山城旭日》的工作是“少、慢、差、费”。这句话其实是其双胞胎弟弟张学海说的，组织上到北京调查，揭发者任志秋说：“他们哥儿俩太像了，我大概当时也没有分清楚是谁。”这一条没分清是谁说的罪状就这样赖在张学津身上十几年。张学津在被强迫劳动九个月后，总算凭周总理的一句话：“学津还年轻，可以再教育嘛”，而得到了解放。

　　要说“文革”中真有所谓的“罪”，那张学津也该是“罪”不在言而在行，当师父马连良被红卫兵“批倒斗臭”，心脏病突发，送到医院又不准抢救，不幸去世的时候，张学津冒险去师父家里探望，并追到医院太平间里，掀开玻璃盖子，扑在遗体上痛哭流涕。

　　1977年9月，张学津正式平反。正如他自题的自传书名“生正逢时”所言，身心自由的张学津在上海的舞台上焕发了耀人的光彩，他创排的《铁流东进》、《刑场上的婚礼》、《谭嗣同》等新剧目都公认有较高艺术水准，他恢复演出的传统剧目力求追寻传统神韵。八十年代初在北京曾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当时的老生哪一位名列第一最妥当?结论是：一位是早已功成名就、独创一格的李和曾老先生，一位是谭门四代的代表人物谭元寿先生，另一位就是当时不到四十岁的张学津。从资历上说，李、谭二位当然各有优势，张之所以能在三大人选之列，不能不说他取得的成就非凡。

　　“一锅老汤”传给后人

　　提到张学津，不能不说说他与著名演员宋佳的故事，宋佳曾与巩俐并称为影坛的“南宋北巩”。80年代初她与张学津结识于天津的一场演出活动。相识不到3个月就闪电结婚了，当时宋佳刚满21岁，证婚人是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李瑞环。后来传得沸沸扬扬的她和张学津离婚，也并不是因为外人揣测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据宋佳自述，女儿两岁时不小心将水瓶踢翻，张学津被烫伤，输血的时候感染上了C肝，当时医生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将来就是肝癌。在这种情况下，二人友好分手。

　　患肝病的张学津除了治病，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挽救“京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工程上。其一是参加“京剧音配像工程”，即是要将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京剧舞台上的艺术珍品进行录音、编辑、整理，选择适当的配像演员，按照录音对口型配像，力求最大限度地展示和接近各位老艺术家的流派特色，以体现他(她)们的唱腔美、形体美、语言美和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工程由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亲自主持，从1985年提出、研究、试录，1994年7月开始成批录制，先后共录制京剧355部。仅张学津一人便在中国京剧音配像工程中为马连良先生的58出戏音配像51出，他还为李少春先生的《穆桂英挂帅》和李盛藻先生的《黄鹤楼》等多部戏音配像。其二是抓紧授徒，他认为与音配像工程“保留火种”一样，授徒是把自己多年熬成的“一锅老汤”传给后人。张学津先生的关门弟子杜鹏说过：“师父以跟生命赛跑的拼命态度在缠绵病榻的一年多时间里教了我11出戏，其中有3出是在重病住院期间教的。”

　　张学津一生豁达大度并能参透生死。临终前，他幽默地说：“我已经跟阎王续签了五年的约。还用京剧念白道：现在是凶多吉少啊!”

　　(作者丁明拥 系中国传媒大学青年戏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