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们对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的不满,借“林场惨案”找到了突破口。
那是1933年4月8日,邹鲁的侄子、中山大学校长卫队长邹礼炳,被指带队“拘禁教授、殴打林警”,此事引发强劲反弹,学生们罢课抗议,怒火很快延烧到邹鲁头上,他被要求辞职。
邹鲁认为学生运动有政治背景,强硬开除7名学生领袖的学籍。学生们则成立“驱邹救校委员会”反制,并赴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一时间好不热闹。但最终,这位原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元老、著名反共人士,还是保住了他的职务。
在中山大学校史上,邹鲁是重要人物。如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福庆所说:“邹鲁是中山大学的草创开办者,是营建石牌新校区的执行者,也是首任校长和历任校长中任期最长者,他对中山大学可以说艰难缔造,费尽心力。”但在这篇题为《邹鲁与国立中山大学》的论文中,黄福庆却只字未提1933年那场风波。在邹鲁晚年撰写的《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9月版)中,对此亦予以回避。
《中山大学编年史》(易汉文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提及此事,则只有几十字语焉不详的简短描述,且未谈及引发事端的“林场惨案”。
本文将主要依据民国时期媒体报道,还原事件始末。
校长侄子惹事
事件的起因,源于所谓“林场惨案”。当时中山大学在广州白云山附近有一模范林场,林场内设有林警看护。林警队长原为邹礼炳,他是校长邹鲁的侄子,因身兼校长卫队长,就委托张某代理林警队长一职。
按照中山大学组建的“全体员生援助林场惨案大会”的说法,张某到职后,就私自给五名林警做了撤职处分。当时的林场主任侯过,认为林警无辜,要求张某将他们复职。“张以私欲不遂,驰报邹礼炳、邹即纠集校长卫队十余人直趋林场,以手枪向侯主任及林场职员黄、赖二君指胸恐吓。旋将侯主任拘禁校长室,更诬黄、赖二君为共党,凶殴重伤,复以铁索大锁,系于校警室。(中山大学)事务长邹就丞,则故意纵恶养奸,经员生签押苦求,始将两人释出就医。”(《申报》1933年4月15日报道)
事件发生后,邹鲁宣称他的愤慨“实较诸生为甚”,9日下午到学校听闻该事后,即将林警队长撤职扣留,第二天一早先去医院向赖技助致歉,再向侯主任道歉。在向赖技助问明当日情形后,又将与该案有关的专务员华文扣留,送至公安局请其依法严办。侯过主任,也在10日发表声明,表示“绝无被辱”。
侯过的声明,是否出于压力,不得而知,但显然不获学生认同。在接下来的宣传中,他们仍表示侯过被打。11日下午,中山大学农科院学生们启动了罢课程序,第二天风潮扩及全校。“国立中山大学全体员生援助林场惨案大会”在致《申报》的专电中称,“擅拘教授、凶殴职员”之事,是借校长亲属之淫威才得以发生,而当局徇私庇护、措置乖方,邹校长不惟不雪三人之寃、反诬学生主持正义为不法,竟听任凶徒逍遥法外,全校在校长卫队枪口之下,呼吁无门,迫不得已才经过全体大会议决,一致忍痛罢课。希望当局痛悟前非,为伤者雪奇寃,为四千余员生求保障。”
他们还借《申报》呼吁全国文化团体、为保神圣学府尊严、为求人权之伸张,主持正义,予以同情与援助。
校方并未打算示弱。路透社12日发自广州的专电称,有学生若干乘机排斥校长邹鲁,当局已决议以严峻手段对付学生,今日特出通告,命学生立即上课,停止鼓噪,否则将加严惩,并已解散滋事的学生委员会。
各执一辞
校方态度强硬,但学生们的声明也或有夸大之处。据4月12日中山大学校方贴出的布告,可以看出,在对一些基本事实的表述上,学生与校方管理者存在巨大差异。
校方称,“侯主任已声明绝无被辱矣,而鼓动者犹曰侯主任被打;赖技助不特未伤骨,且皮亦未破,而鼓动者犹曰肋骨已断;犯人早送公安局矣,而鼓动者尚云请交大会监解公安局执行枪毙;侯主任及赖技助等,本校长早向之道歉矣,而鼓动者尚云请校长向侯主任及赖黄二君道歉。而诸生竟以耳为目,亦竟决议要求学校已办过之事。在学校近而易见之事,尚易为人所蔽,则将来国家社会大事在诸生肩上时,宁不为之悚然?”(转引自《申报》1933年4月18日报道)
校方要求罢课的学生于13日一律上课,否则以缺课论处,阻挠上课的学生将从严究办。对于学生要求枪毙肇事者这个骇人的要求,他们表示这是法律问题,学校将其转交公安局后,已与此无关。在校长道歉、犯人转交政府之后,校方对农科院数十学生代表讲明此事,接下来各教授也对学生做了传达,事情已圆满善后,但学生们却在此时间节点上突然罢课,校方表示非常不解,将其归责于学生遇事不深思熟虑和考察,被他人所蒙蔽,陷于盲动。
在罢课前半个月,中山大学政务委员会曾接得南京密报,内称有人派员到中山大学运动学生发起风潮,校方当时即叮嘱各院长密切防备,但没想到还是发生了事端。在学校的理解,少数有政治背景的人在罢课事件中发挥了作用,而大部分无政治背景的学生成为了工具。
邹鲁是1932年2月回锅再任中山大学校长的。他曾在《回顾录》中这样描述当时的中大情境:“我重掌国立中山大学时,系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之间,当时学生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学生热血,不免时有越轨的行为,甚至包围政府机关。这不但学校当局无法制止,即政府机关,也无如之何。但荒废学业,破坏秩序,实莫此为甚。我到校后,立刻布告员生,定时上课。到了那天,我前往各教室视察,看见教授和学生,一个都没有,心中十分惊讶。我便走到布告处,上面贴着学生会开会的通告,才知道大家去开救国会了。”
邹鲁还表示,那时学生中有一种择师的风气,对他们不满的教授,立刻加以拒绝。因此好教授也常不安其位,有的甚至借学生力量来争夺院长职务。邹鲁很反感这种行为,曾为此解除过两位教授聘约,其他此类人物,在聘约到期后,也不再续聘。邹鲁强调学生应以学业为重,“就是救国,也要学问。学生绝对不该因为救国运动,抛开学问,更不应因救国运动不守学校的纪律。”
救国运动尚不可不守学校纪律,何况是因其他事件而罢课,显然难被邹鲁所容忍。这当然只是他的一面之词。在其他一些人看来,邹鲁有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不包容性格。
而更大的社会背景是,当时左翼运动方兴未艾,知识青年思想多向左转。而在执政层面,国民政府正开展对红军的围剿行动。中山大学林警队长开除林警,邹鲁侄子拘殴林员并指控他们为共党,以及接下来学生们罢课夸大事实,校方开除学生的行为,都可在这个背景幕中找到线索。
失败告终
戴家齐,江一勋,张进煊,王佐仁,郑以镛,古谔,陈彬。
强硬的邹鲁认为罢课背后有政治势力的介入,很快开除了上述7名学生领袖的学籍,勒令他们离校,并解散了“林场惨案援助会”。学生们不肯善罢甘休,13日下午,农学院学生又率先发表宣言,在学校张贴反邹标语,还有一部分学生于傍晚5时聚集在宿舍开会,打算第二天一早召开全校员生等二次大会,讨论如何应付学校开除学生之事。
混乱的年代,常有暴动情事发生。学校获悉此事后,即函请军警到校维持秩序。广州市公安局及宪兵司令部,均派出很多探员于14日晨抵达学校,阻止了学生集会。校警也撕毁了学生张贴的标语和告示。到了午后,见学生们再无其他举动,军警探员才离开学校。
校方一面孤立打击所谓“反动学生”,一面又劝谕相对中立的学生复课。据《申报》,14日当天,中大高中部已有半数学生上课,大学文字系也有少数学生复课。第二天,有750名学生已复课,他们在“自动复课告同学书”中劝告学生们恢复学业。但以农学院为首的罢课学生,以被开除的戴家齐等七名学生,是全校员生大会中全体推举而产生,无法接受他们被开除的决定。另外,他们还要求学校当局证实此次肇事的邹鲁之侄邹礼炳等,确已被押解公安局依法严办。学生们似愿退让一步,不再以驱逐邹鲁离校为目的,仅将这两项要求作为完全复课的前提条件,但仍然不被校方接受。
这之后,学生们多次去教育部、行政院请愿,也曾在学校开露天大会向学校办公室扔爆竹抗议,要求由马君武替代邹鲁出任校长。但终究没有结果。驱逐校长运动以失败告终,邹鲁在中山大学任上一直待到1940年6月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