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外交生涯中,多次荣幸地参加过邓小平同志与朝鲜领导人的会见,直接或间接聆听过一些他对朝鲜半岛问题的指示,深感为了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他以睿智的眼光和高超的智慧,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所给予的特别的关心。现就记忆所及,回顾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
参加朝鲜30周年国庆活动
1978年9月9日,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朝方邀请中方派高级代表团访朝参加庆典。中方对此十分重视,决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率党政代表团前往平壤参加朝鲜国庆活动。
邓小平与金日成的关系非同一般。早在20世纪50年代,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就与金日成有过接触。1961年朝鲜劳动党召开四大,他又率中共代表团前往平壤出席。他还曾于1964年秘密去平壤与金日成就赫鲁晓夫下台后的苏联形势交换意见。1975年4月,金日成作为国家主席首次正式访华,邓小平代表中央出面接待,主持欢迎宴会和会谈,并陪同到南京访问。那次,金日成一下专列就由邓小平陪同去中南海会见毛泽东,之后周恩来在医院会见时特别告诉金日成,以后有事就找小平同志。金日成那次访华取得了圆满的成果。
朝方获知邓小平率党政代表团访朝参加朝鲜国庆30周年活动,予以高度重视并作了周密的安排。邓小平这次访问受到隆重接待。专机到达平壤后,朝鲜国家副主席朴成哲迎接并陪同直接去主席府与金日成会见。金日成在主席府门口迎接邓小平,亲切交谈后设午宴欢迎。朝鲜国庆当天,金日成举行大型国宴招待各国贵宾,其中有几个国家的总统,但邓小平被安排坐在金日成身边。观看演出和焰火,金日成也与邓小平坐在一起。更重要的是,金日成在繁忙的日程中抽出一天时间,分上下午两段与邓小平举行会谈,听取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估计。
当时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在会谈中深入地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正在向海外寻找市场,社会主义国家要利用有利时机,努力发展经济,壮大自己,走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来。邓小平所谈是有考虑的,金日成听得津津有味。这次访问期间,邓小平还由朝鲜政务院总理李钟玉陪同乘专机去朝鲜工业城市咸兴访问,参加当地数万人的欢迎集会并发表讲话,受到热情的欢迎。
改善与韩国关系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从外交工作角度考虑,最急迫的课题是如何调整与韩国的关系,改变互不承认并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
韩国是与中国一海之隔的近邻,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腾飞,国际影响日益扩大。而中国囿于历史的原因,在外交上对韩国长期不予承认,不同其进行任何来往。20世纪70年代,韩国通过第三方多次向中方传话,希望同中国改善双边关系,中方一直置之不理。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互不来往的做法,除获得朝方的赞赏外,在国际上十分孤立,更重要的是给中国改革开放,加强与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带来严重阻碍。许多国际活动包括体育比赛因为拒绝韩国来华参加而使中国不能举办,韩国举办的类似活动中方人员也不能前往。
鉴于上述情况,经过反复研究,从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考虑,外交部决定请示中央,采取松动与韩国关系的措施。
1982年7月,外交部拟就《关于在国际多边活动中调整对南朝鲜做法的请示》上报中央,建议在国际多边活动中改变对韩国的做法:今后凡是中国受国际组织委托在华举办的国际多边活动,韩国是该组织成员,中国可同意其派人来华参加,同样中方人员也可应邀去韩国参加类似的活动。请示上呈后,很快得到中央领导的批准,但当时邓小平不在北京,文件要送他审批。我们等了一段时间,很快邓小平在外地就圈阅了文件。这样,我们根据文件精神,就开始了与韩国调整关系的运作。
随着中国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北京市一直希望举办亚运会,只因不能与韩国来往而未能申办。根据新的精神,北京市终于在1983年8月正式向亚奥理事会提出申办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并由当时的外长吴学谦同时发出信函,承诺如申办成功,将邀请包括韩国在内的亚奥理事会全体成员派体育代表团参加。这是中方调整对韩关系迈出的重要一步,其后在国际多边活动中,中国开始了与韩国的来往。
关于调整对韩关系,邓小平在此之后还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在与外宾的谈话中也不止一次涉及。邓小平强调,与韩国改善关系具有战略意义:一是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二是可以牵制日本,三是孤立打击台湾当局,四是有利于半岛局势的缓和。记得1984年胡耀邦总书记访朝前夕,邓小平特别要他向金日成传话,除上述诸点外,还要讲清楚,中国与韩国改善关系对朝方也是有好处的。
与此同时,邓小平对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也十分关心。他在分析国际形势时多次指出,朝鲜半岛目前不是发生战争的形势,并且不止一次将他的观点告诉金日成。为此,他还做美国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会见美国国防部长时说,我们希望朝鲜半岛实现和平与稳定,朝鲜不会进攻南方,即使进攻我们也不会支持;如果美国对北方发动进攻,那我们不会袖手旁观。
1987年金日成访华,在会谈中,除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外,他还提到一个特别的问题,那就是与南朝鲜合办1988年汉城奥运会,并希望中方提供援助。这是我们事前没有预料到的,因此在上呈的资料和口径中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邓小平得知此事后,要与金日成单独交谈。邓小平有他的习惯,谈问题前只送一些资料给他就可以了,从来不要什么谈话要点和口径,但他每次谈话都简明扼要,内容深刻,许多是我们想不到的。
金日成提出与南朝鲜合办奥运会,显然有他的目的。自从汉城1981年取得奥运会举办权后,朝方一直担心韩国利用办奥运之机扩大国际影响,提高国际地位,于是不止一次公开发表言论,称朝鲜半岛局势不稳,汉城不是一个举办奥运会的地方。此次金日成提出与南朝鲜合办奥运会,也不排除有为汉城奥运会制造困难或促使有关国家抵制的意图。
会见那天,邓小平到钓鱼台国宾馆看望金日成,专门谈了这一问题。邓小平强调办奥运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花很多钱,还有一个安全问题。而且从时间上看,合办也来不及了。苏联抵制过一次奥运会,看来不会再抵制。中国也没有理由不参加汉城奥运会。邓小平还特别谈到,一个国家经济上要开放,政治上也要开放。邓小平的话虽然不多,但都谈到要害上,金日成听后不好再说什么。打那以后,朝方未再提这个问题。
中韩建交前后
从松动中韩关系开始,外交部上呈中央的有关韩国问题的重要请示,几乎没有一件不经过邓小平审批的。
到1992年初,中韩建交提上日程,特别是建交谈判过程中,一些事情很急,而且保密性又很强,请示均作为绝密件上呈中央当时的主要领导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审批,而每次批回来的文件上均有邓小平的圈阅。当时,邓小平已88岁高龄,但依然关注着朝鲜半岛问题。
中韩建交谈判即将结束之前,如何向朝方通报,中央曾煞费斟酌,最后决定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秘密前往平壤,向金日成主席转达江泽民总书记的口信,这也是经过邓小平批准的。
所以,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中韩建交有可能还要拖延一段时间。
1990年以后,邓小平辞掉了一切公职,也不再会见外宾。但是,1991年10月,金日成最后一次访华,邓小平还是破例会见了他。
记得那天邓小平乘车来到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金日成在门口迎接,两人并肩走进会客室,落座后交谈了近一个小时。当时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不久,国际形势起伏动荡,邓小平深刻分析了复杂的国际形势,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但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坚定不移,努力发展经济,壮大自己,社会主义是有前途的。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金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