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大力倡导者，也是较早觉察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出了乱子的领导人。从1958年10月中旬起，毛泽东通过各种方式开展调查研究，发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问题不少，并由此领导了1958年底至1959年上半年的纠“左”工作。

　　“我就不愿进你的幸福院”

　　自从毛泽东1958年8月上旬视察河北、河南、山东，并发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后，经过北戴河会议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化运动势不可挡，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建立人民公社的同时，各地在分配上搞“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农民生活集体化。一些地方还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甚至进行短时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大有共产主义很快到来之势。

　　毛泽东对于建立人民公社是充分肯定的，但也隐约感到公社化运动中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解人民公社化后农村的情况，这年10月中旬，毛泽东来到天津，连续几天同河北省委、天津市委、保定地委以及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县委的负责人谈话。

　　在10月16日同各县委的负责人谈话时，毛泽东一开始就问县委书记们：今年种麦和去年有什么不同?

　　此时正值各地大放粮食高产“卫星”之际。安国县委第一书记刘振宗说：安国东风社搞了千亩小麦“天下第一田”，火箭社搞了2万亩的“宇宙最高峰”，都是大面积高产小麦。

　　毛泽东说：好，明年6月上半月去看看。又说：这么多粮，有仓库没有?

　　刘振宗说：安国明年每人平均拿到1万斤粮，每人吃1000斤。

　　毛泽东问：那9000斤怎么办?

　　刘振宗说：一部分支持山区，如阜平、涞源，8500斤卖给国家。

　　毛泽东又问：没人要怎么办?

　　刘振宗说：安国计划1959年种一年，拿到每人1万斤粮，1960年土地休息一年，集中力量搞建设、学文化。

　　毛泽东听后说道：安国去年平均亩产464斤，徐水去年平均亩产214斤，100亩才搞2万斤，日后1亩1万斤，98亩就别种了。言语之中可以看出，他对能否有这样高的产量是有所怀疑的。

　　谈话中，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汇报了该县幸福院、幼儿园和新村建设的试点规划，当谈到全县夫妇住一处，小孩住一处，老人住一处时，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说：太单调了嘛，也要大中小结合，老人不跟壮丁、小孩结合怎么办?整天只有老头对老头行吗?

　　在谈到徐水的全民所有制问题时，毛泽东说：徐水叫全民所有制，你和鞍山有什么不同?机械化、生产能力不如它，你的产品是不是由国家调配?粮食不要，还要什么东西?张国忠回答说：徐水还出产麻、苇、油料、甜菜、猪、鱼、鸭、鸭蛋、钢铁、造纸等。毛泽东说：还是和国家交换，不是调配嘛。鞍钢每人生产1.6万元，成本6000元，包括每人工资800元，给国家上交1万元。你在徐水讲全民所有制，可以讲，你在全国讲，和鞍钢总是还有差别，还有所不同嘛。贡献不同，和天津的国营工业也有不同，你还有奋斗目标。

　　在10月17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再次谈到了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供给制问题。他说：徐水还是全县人民的所有制，还不是6亿人口的所有制，徐水实质是集体所有，是扩大了范围的集体所有制。毛泽东还问徐水县委负责人，实行供给制是可靠的保证，还是比较可靠?天有不测风云，你遇到大水、大旱、连旱三年怎么办?遇到瘟疫怎么办?在谈到徐水的幸福院时，毛泽东说，我就不愿进你的幸福院，幸福要有点分析，幸福之中有不幸福就好。鳏寡孤独可以，但是幸福院作为一个生活单位，缺乏两端，大中小嘛，一天净是老人，看不见青壮年，是不是好?

　　当然，毛泽东此时对形势的估计还是乐观的，对人民公社和供给制也是充分肯定的。在谈话中，他说，我们过去三钱油、三钱盐、一斤半面，结果把日本人打跑了，把美国薪金制打败了，是供给制战胜薪金制。搞供给制一是不死人，二是人不瘦，三是人很健康。毛泽东还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归根到底还是在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样工具，比它生产得多。我们和美国还不是同样的工具，但我们组织起来了，过去是一家，后来社也小，才几百户，搞他1万多户的一个公社，力量就大了。

　　尽管如此，毛泽东通过此次天津之行，还是感受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人在“急急忙忙往前闯”，有一大堆的混乱思想，必须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其中的问题。谈话结束时，他指示河北省委派调查组去了解徐水的情况，然后向他汇报。

　　在此之前，毛泽东派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18名身边工作人员，前往徐水县商庄人民公社前所营村参加秋收种麦劳动，实地考察徐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情况。10月18日，中办机要室下放人员将他们在徐水劳动中的所见所闻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报告说，一穷二白，干劲冲天，对明天充满希望和信心，是这里群众的显著特点。但在劳动中也看到一些问题，例如，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现象在局部地区依然存在，有些干部在布置生产任务时，都是以简单的命令下达，遇事很少和社员商量，特别在处理社员劳动不积极、思想落后等问题上，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由于县里布置任务都是又急又多，下面的干部感到压力太大，因此工作中的虚报现象不少;人民公社化以后，自留地没有了，吃饭也都在食堂吃，个人不再喂养鸡鸭，又没有组织集体饲养，长此下去就会吃不到鸡鸭和鸡蛋;提出的一些口号也值得研究，如“1960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建成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之类等。

　　看了这个报告后，毛泽东坚定了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决心。10月19日，他致信陈伯达，要他与张春桥前往河南遂平嵖岈山卫星公社进行为期7天至10天的调查，甚至还提出要让中央办公厅为陈伯达等人准备一架专机，将其直接送到郑州。可见当时毛泽东了解人民公社真实情况的心情是何等的迫切。

　　“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

　　在毛泽东从天津返回北京的第二天，即10月18日，河北省委立即组织了一个工作组，由刘子厚率领，于10月18日至20日，到徐水进行了三天的调查。10月21日下午，刘子厚等人就调查了解到的主要问题，去北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汇报中，刘子厚说，徐水实际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但他们已经公布了是全民所有制，究竟何种提法为好?毛泽东说，徐水实际上是集体所有制，他们说是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就是了。交换问题要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大范围的内部调拨要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商业要发展。必须多产经济作物，好交换，国家好供应，不然就没有交换的东西了。徐水的全民所有，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它有两个不同：一是和过去合作社不同;二是和国营工业也不同。

　　在谈到供给制问题时，毛泽东说：劳动力多的，恐怕还要补给他一点，使他多得一点，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对于那些劳力多的，就要多发一点工资，别人发一元，他发一点五元、二元，不行还可三元，使他不锁门，下地多出力。要把劳动力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他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搞平均主义。

　　对于“共产风”问题，毛泽东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不能集体。私人债务，一风吹，又“共”一次“产”。这是劳动人民内部的劳动所得，把它吹掉不好，群众会说你们不讲信用，说了话不算话。这些私人借贷全吹了，吹了老本了，占有别人的劳动。

　　在汇报中，刘子厚谈到徐水存在假报产量的问题。对此，毛泽东表示：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是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又说，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刘子厚等人还谈到，徐水有些干部工作方法粗暴，打人、捆人的现象时有发生。毛泽东对此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有捆人、打人现象就是还有封建残余嘛，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通过这次河北省委对徐水情况调查的汇报，毛泽东感到，对于人民公社出现的问题，有进一步了解的必要。10月23日，他再次致信陈伯达，要调查组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调查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公社及所属的大队和生产队的各项问题，然后找遂平县委的领导座谈，研究全县的各项问题。

　　10月26日，他又找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和秘书田家英谈话，要他们各带几个助手，分别去河南的修武县和新乡县七里营，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调查，了解人民公社化后的情况。

　　在同吴冷西和田家英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中国今年出了两件大事，一是“大跃进”，一是人民公社化。其实还有第三件大事，这就是炮打金门。他说，“大跃进”是他发动的，人民公社化是他提倡的。这两件大事到8月间北戴河会议时达到高潮，但那时心思并没有全花在这两件大事上，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国际问题吸引去了。

　　毛泽东又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人民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

　　毛泽东要吴冷西和田家英下去调查时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本书看一遍，并要他们的助手也这么办。毛泽东还特地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毛泽东还吩咐他们下去不要张扬，建议吴冷西带的调查组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带的调查组以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

　　这次谈话后，吴冷西和田家英即各率领一个调查组，前往河南修武县和新乡县进行调查。

　　“亩产800斤也就好了”

　　接着，毛泽东自己也离开北京，到河北的石家庄地区、邯郸地区和河南的新乡地区视察。沿途他不断找人谈话，除了询问生产情况，还特别关心社员的生活问题。

　　10月31日，毛泽东找石家庄市委负责人谈话。一开始，他就了解农业生产的情况，询问今年的麦子种得怎样，每亩下了多少种，土地深耕了多少，是否具备搞大面积丰产田的条件?他又问人民公社搞得怎么样，食堂办起来了没有，群众是一起吃饭还是打回家去吃，是否欢迎吃大锅饭?他边问边说，一个食堂，一个托儿所，这两件事要注意搞好，搞不好影响生产，饭吃不好就生产不好，小孩带不好影响后一代。又说，每个公社都要种商品作物，如果只种粮食那就不好，就不能发工资。山区可以种核桃、梨，可以养羊，拿到外面去交换。在谈到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时，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说，家庭劳动力多人口少的社员不赞成，他们感到吃亏，发工资是否可多发一些。不然，他就不舒服。一家五口人四个劳力，另一家五口人只有一个劳力，这两家就不同了，恐怕要照顾一下劳动力多的。现在是社会主义，价值法则还是存在的。

　　11月1日下午，毛泽东来到邯郸，并同邯郸地委的领导谈话。毛泽东一开头就问当地干部，群众对“大跃进”有什么不满意的吗?地委负责人说，群众反映一个是累，一个是吃不好，对此有些意见。毛泽东建议给社员一个月放两天的假，使他们能好好休息一下。毛泽东又询问今年的粮食产量是多少，明年计划生产多少，当地干部告诉他，今年亩产202斤，明年计划亩产千斤。毛泽东说，亩产800斤也就好了。

　　毛泽东还着重谈了带小孩、吃饭和休息的问题，要求把这几件事办好。他说：托儿所一定要比家里好些，才能看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如果和家里差不多，就显示不出优越性。这是一件大事，每个省、专区、县都要注意后一代的问题。对于社员的吃饭问题，毛泽东同样很关心，指示说：一是吃饱，二是吃好，要不吃冷饭，吃热饭，菜里有油有盐，要比在家庭、在小灶吃得好，这样农民才欢迎大锅饭。要把这个当成大事，吃饭就是劳动力。毛泽东还说，要下个睡觉的命令，至少每天要睡6个小时。休息好了，劳动力增加了，干活效率会提高。针对一些地方发生了强迫命令，甚至干部打人、骂人、捆人，并将辩论作为对社员的一种处罚的现象，毛泽东在谈话中认为，这是没有把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搞清楚。对人民内部矛盾不要压服，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强迫命令是干不下去的，因为这样群众会不服。

　　当天下午，毛泽东的专列到了新乡，他又将新乡地委及所属部分县委的负责人找来谈话。毛泽东首先询问了新乡钢铁生产的情况。接着又问种了多少亩麦子，一亩下了多少种，是去年下得多还是今年下得多。当地的干部回答说，去年每亩下种10斤左右，今年都在30斤左右，还有下了几百斤、上千斤的。毛泽东表示，下得太多了，麦苗会挤不出来。有人回答说，是分层种的，像楼梯一样，麦子在楼梯上站着。听到这里，毛泽东忍不住笑了起来。

　　毛泽东又问：食堂办得怎么样?社员能不能吃上热饭，有没有菜，有没有油，有没有肉吃?新乡地委负责人都一一作了回答。当问到有没有人民公社发不出工资时，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回答说都能发，毛泽东表示不相信，认为靠不住，并且说，不出经济作物的地方，只产一点粮食，哪里有钱发工资?!毛泽东又问有没有信心办好公共食堂，食堂有没有垮台的?耿起昌回答说，没有垮台的，许多妇女办食堂决心很大，把小锅砸了。毛泽东说：这个革命可革得厉害。

　　最后，毛泽东又问：“你们的幸福院究竟幸福不幸福?有没有不愿意去的?老人在幸福院做活不做活?”参加座谈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回答说：“有人照顾的不去幸福院，没人照顾的才去幸福院，有的老人闲不住，自动地做点轻活。”毛泽东还询问了社员睡觉的情况，再次表示一定要让社员每天睡够6小时，这个问题可以搞点强迫命令，这样的强迫命令老百姓会欢迎。

　　“要禁止拆散家庭”

　　11月2日，毛泽东到了郑州。11月6日，前往修武、新乡调查的吴冷西、田家英等人向他汇报了所了解到的情况。在汇报中，吴冷西谈道：修武县委书记虽然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认为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这位县委书记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

　　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以及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即社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理发、洗澡、缝纫、电费全由公社包下来)的具体内容。吴冷西汇报说，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往来主要有两种，一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是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料等农副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的。田家英则认为，七里营的十六“包”只能说是平均主义，不能说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在取听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不断插话。在谈到修武一县一社时，毛泽东指出，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的供给制，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在谈到修武的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拨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尤其是国家对于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产品极为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当得知有些公社将男女老幼分开，搞集体住宿时，毛泽东很生气，明确表示：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通过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大量问题，必须使全党对此高度重视，并对那些过左的做法加以纠正。只有这样，“大跃进”运动才能健康发展，人民公社才能巩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58年11月和12月，中共中央相继召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分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人民公社必须重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能否定按劳分配原则，并决定开展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从此全国各地开始了半年多时间的局部纠“左”。